胡適在美國的外交生涯：被拋棄的“過河卒子”

胡適與美國總統羅斯福

胡適與蔣介石

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這是胡適1938年10月31日在贈送陳光甫先生照片背面題寫的一首詩。1946年11月，胡適把這首詩寫成條幅時，將“偶”字改為“略”字，“微”字改為“已”字。在另一些版本中，又將“卒子”改為“小卒”，“只能”改為“只許”，表現出他對此詩的反復斟酌。由於詩中“過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譏評，胡適后來在詩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說明:“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從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適就是以這種“過河卒子”的心態，在美國度過了5年外交生涯。

為講演險些付出生命

胡適在美國的一項經常性工作是講演，內容當然是宣傳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為此，他險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適在紐約哈摩尼俱樂部發表了題為《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的講演。當時，中國已經歷了16個多月的全面抗戰，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九江、廈門、武漢和廣州等大中城市相繼淪陷，中國所有的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領。蔣介石以委員長身份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表達了一個新的決心:“中國決定繼續其持久全面抗戰的方針。因為抗戰已經真正變成‘全面的’了，敵人已經被我們誘入內地了，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我們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個月的抗戰，已經達到我們延遲敵人西進的目的。因此我們能夠發展廣大后方的交通和運輸，若干的工業，也能安然的遷到內地。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我們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認清這次的抗戰，是個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法俄的革命戰爭、土耳其的解放戰爭一樣。在這種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的勝利。”

為了讓美國朝野各界了解、同情並支援中國抗戰，胡適參閱了費斯克的《美國革命》和貝密史的《美國外交史》等論著。他在講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華盛頓統率美軍在福奇山谷與殖民軍鏖戰的生動戰例:當時士兵吃不飽，赤足在雪地行軍，凍瘡流出來的膿血印在潔白的積雪上……經過四年的頑強奮斗，終於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當時的處境正好比華盛頓軍隊當年在福奇山谷的處境。最後，胡適呼吁美國各界人士受公正觀念和人道正義的驅使，阻止武器和重要軍需原料繼續輸入日本這個不人道的國家。胡適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贏得了美國聽眾的共鳴，講演的中文譯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慶的《大公報》上連載。

12月4日講演之后，胡適與他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荷洛德·雷格曼律師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時，雷格曼兼任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法律顧問。他們同坐在一張小沙發上，胡適忽然站起來，說他胸口疼痛，臉上汗流如注。有人遞給胡適一杯白蘭地，他一飲而盡。雷格曼委派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適回到旅館。胡適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辭了上午的約會，一直休息到11點。午飯后又抱病出席了紐約中國文化協會的活動，發表了題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的講演，為時30分鐘。回到旅館，請醫生檢查，又做了心電圖，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臟的一根血管受傷，一時梗塞，凝結了一個小血塊。這是很危險的疾病，他被立即抬進了醫院。醫生說，昨晚的那杯白蘭地也許救了胡適的命。所以后來胡適出遠門，車上常放著一小瓶白蘭地。這是胡適首次犯心臟病。醫生特別優惠，住院費給他打6折，只收了3000多美元。這一場病花了他8個月的俸金。胡適出院時，醫生說，靜養好了，還可以工作二三十年。胡適1962年因心臟病突發逝世，距離此次犯病24年。

1939年11月12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會上，蔣介石對抗戰兩年來的情況作了檢討。為了宣傳蔣介石這次講話的精神，胡適於12月5日在紐約市政協會發表題為《中國目前的情勢》的講演。胡適列舉中國正規軍和游擊隊的戰果，援引統計數字揭示日本軍事、經濟上的弱點。胡適還非常規則、客觀地介紹了蘇、英、法、美援助中國的情況，在對蘇俄援華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時，也委婉表達了對美國援華的更大期望，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應鐵、石油、銅、鎳、棉花與其他軍需物資。

胡適雖然盡力宣傳中國的抗戰，但有時仍遭到猜忌和誤解。如1938年11月26日晚，胡適出席一個集會，聽一位英國名人的演說，集會主席宣稱，會上的談論均不發表。當時在座的還有蘇俄代表和西班牙大使，聽眾多為左派人士。不料會后有訊息傳到中國國內，揭發胡適在講話中說中國政府對日動搖，軍隊已不能再作戰。1939年1月27日，外交部致胡適電進行質問。胡適在復外交部和致外交部長王寵惠的電文中兩次辟謠，並“請轉呈蔣總裁”。

與宋子文之間的齟齬

1939年10月，報紙傳說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將改組各部，宋子文將取代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或貿易部長，宋子良將取代陳光甫出任貿易委員會主任。胡適聽到傳聞深感疑慮，於11月7日給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陳布雷發一密電，請轉呈蔣介石:“鄙意對行政各部改組訊息，頗有顧慮:(一)慮子文個性太強，恐難與光甫合作。(二)慮報紙所傳貿易委員會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說如屬實，則光甫所辦事業，恐不能如向來之順利。(三)子文今年夏間，曾向美財部重提棉麥借款，美財部疑為有意另起爐灶，印象頗不佳。以上各種情形，國內恐無人為介公詳說，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陳，供介公考慮。”后來，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並沒有成為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蔣介石采納了胡適的意見。因為蔣宋之間在解決西安事變問題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希望宋子文的復出跟張學良、宋慶齡的復出聯系起來，向外界顯示牢固的對日統一陣線。這當然是蔣介石無法接受的，不過蔣介石賦予了宋子文另外一個使命。

1940年，蔣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並派他為處理對外借貸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國。宋子文的美籍顧問楊格隨行。同年6月14日，蔣介石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函中表達了他對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勢之劇變，余覺有與閣下交換意見並請給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親來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為代表，前來華府晉謁，彼固為閣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權，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對國內之情形與對外之關係完全明了。敬請閣下惠予親切之洽談，一如與余私人接觸者然，不勝企盼。”胡適是國民政府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大使，宋子文是蔣介石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代表。在這種人事安排下，兩者之間不產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況胡適一向對孔祥熙、宋子文等皇親國戚不滿，而對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況，胡適1942年5月17日在給翁文灝、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當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12月8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須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這說明，胡適和宋子文的關係，已經勢同水火冰炭，毫無調和余地。不過，宋子文到美國之后，通過與美國簽訂《鎢砂借款》、《金屬借款》、《中美平準基金協定》三個協定，一連爭取到三筆貸款。以上三筆美援的取得，當然會反襯出胡適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間開始進行談判，試圖就兩國在亞洲的利益達成某種妥協。11月22日，赫爾國務卿約見胡適，出示了美國準備跟日本達成臨時妥協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間的妥協方案臨近通過。胡適急電重慶當局:“情勢緊迫，難於遏阻”。這種局面使蔣介石大為震怒，宋美齡也介入此事。蔣介石和外交部於25日密電胡適，訓令他表示反對態度。26日，胡適代表國民政府向赫爾提出了嚴重抗議。同日，又與宋子文一起拜謁了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對胡適在日美談判過程中表現出的軟弱極為不滿。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倭派專使來棲赴美交涉，彼仍抄襲甲午戰爭時遷就列強，而獨對中國之故智，以售狡計。果爾，美國務院主張妥協，幾乎為其所算，且其勢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協條件尚未commit來棲而已……當千鈞一髮之際，轉敗為勝，內助之力，實非鮮也。妻云:無論商家與偏室，若非家主與老板娘時刻關注業務，則必不成。其言以鑒於歷次外交部與駐美大使胡適對於彼使命與任務之成敗，幾乎毫不在意而發也。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愿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在這里，蔣介石視胡適為官僚、政客，對其在外交事務上無膽、無能的不滿已見諸筆端。

“忠而獲咎”的可悲結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對法西斯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這種形勢而歡欣鼓舞的胡適的個人命運卻發生了逆轉。胡適愿為國民政府做“過河卒子”，如今“河”已過，胡適這個“卒子”就可以舍棄了。同年8月15日，國民政府以“心臟衰弱，不勝繁劇”為由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由魏道明接任。其實，不論是辭職還是被免職，胡適繼續留在美國已經絲毫發揮不了作用。被免職的當晚，胡適致蔣介石電:“蒙中樞垂念衰病，解除職務，十分感激。”在致蔣介石電文中，胡適又力稱魏道明“庸劣”，美國報紙已有指摘，並推薦郭泰祺或蔣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現他的“諍臣”氣度。然而木已成舟，蔣介石不可能采納胡適的意見。為了對胡適稍加撫慰，9月初，國民政府行政院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的虛位。孔祥熙又給胡適發電，問他是否缺錢花，歸國川資夠不夠。胡適於9月14日復電婉謝。

胡適被免去駐美大使一職，美國輿論界曾對此表示震驚和遺憾。1942年7月2日，重慶《大公報》轉載了一則《華盛頓郵報》的訊息:“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曾遍游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紀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會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政府對於以魏道明繼任中國駐美大使事，雖照例表示同意，實則頗感不滿。美國輿論亦然。適之已向國務院及白宮辭行，並一面以上述情形報告蔣先生。當三星期前，蔣先生囑(陳)布雷向予言:駐美使節更動問題，予曾力稱魏君不適宜於此職。”王世杰9月8日的日記又說:“政府發表以魏道明繼胡適之為駐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適被免職的深層原因。美國國務院政治關係顧問司坦·侯恩百克發表評論，認為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長(宋子文於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長——筆者注)的權限所致。他由中國駐美大使館獲得了確切訊息，說胡適與宋子文曾擬定了雙方的權限。據說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嫌胡適在華盛頓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得多，而為重慶政府的政策向美國解釋得少。於是胡適成為這種猜忌的犧牲品。

說胡適一直站在體諒美方的立場並為之辯解，這恐怕是事實。直到被免職前不久胡適還說:“眼前第一要義，在於弘大度量，寬恕待朋友，體諒朋友在大患難之中，有時顧不到我們，切不可過分責備朋友。英美大強國，豈自甘心情愿失地喪師？豈不關心我們的痛癢？我們總得體恤朋友，朋友明白我們夠得上做患難朋友，將來才有朋友永遠和我們同安樂……今日我們所受困難，只是因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難，更大恥辱。他們顧不到我們，他們的領袖心里實在認為最大恥辱。但他們日夜圖謀雪恥，嘴里說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苦衷，才夠得上患難朋友。”

胡適向國民政府轉達美國政府的意見也引起蔣介石的不滿。1941年初，蔣介石以“整飭軍紀”為借口，動用數十萬大軍“圍剿”新四軍，制造了被稱之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訊息傳到美國，引起不同反響。1941年3月，胡適在致陳布雷電中轉達了美國政府表示反對的意見。這些意見，在蔣介石看來也是用美國政府壓國民政府，他是不希望聽到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顯然有多種因素，但最終拍板的是胡適愿意為之效命的蔣介石。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對胡適作出“毫無貢獻”的評價:“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這就是蔣介石對胡適外交生涯所作的結論，也是胡適“忠而獲咎”的可悲結局。

(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2期，作者陳潄渝，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