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顧雛軍案顯民企悲哀 三中全會釋積極信號

和訊網訊息 針對2005年展開的顧雛軍一案審判情況，日前，《經濟觀察報》、《中國改革》等在北京聯合召開顧雛軍事件與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包括胡德平、保育鈞、任玉嶺、張曙光、張文魁、張劍荊、袁緒程、趙曉、陳有西、周放生等學界數十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座談會，對顧雛軍案和如何保護民營資本的合法權益發表了看法。

座談會上，趙曉做了主題發言，他表示，當中國的企業家一個個從海外回來，然后鋃鐺入獄，那么他們一定會再哭著喊著出去。到那時候中國經濟就真正危險了。要解除這樣的危險。唯一的方式是改變這樣的趨勢。好在新一屆政府上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們很多積極的信號。

以下為趙曉發言實錄：

我們經常講改革開放是1978年開始。但是我很同意剛才雷教授的觀點，其實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一百多年了，從洋務運動開始，但是到現在也沒有完成，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哀。第二感受剛才顧海兵談到很多，他今天講了很多觀點，跟以前又有一些不同。他講了本質性的問題。這個本質性就是我們一直希望，中國能夠建立一個現代市場制度，后來我們發現要建立現代市場制度，必須要有現在產權制度。我們進一步發現建立現代產權制度，要建立現代政權制度，沒有現代政權制度就沒有現代產權制度，沒有產權制度就不會有現代市場制度。因此也就會不斷出現顧雛軍。不是出現這個顧雛軍，就會出現李雛軍，張雛軍，這個事情一定會出現。

講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個雷教授講的，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沒有建立起來。因為我們沒有建立現代政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因此你也就沒有現代市場制度，因此民營企業他們不斷的這種或者那種方式的受傷害的現象，就不會不斷的發生。沒有顧雛軍會有周雛軍，一定會。所以我覺得這是兩點感受。

我看到幾個東西，第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為什么會坐在這兒探討顧雛軍的現象。如果只是一個純粹的公司案例，純粹只是一個法律的案子，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必要搞這次探討，這個案子只要有西在法律上見就行了，這是美國人的概念。如果這個問題只是法律問題，我們不用在這討論，這是預示，但是我們大家還在這討論，意味著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公司問題，那么還是什么？

我覺得他是一個標志，是代表性的案例，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因為整個中國國企改革從這件事情開始的。由於這個案子顧雛軍案子，導致了改革停步甚至是倒退，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歷史是從這件事情開始的。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說，要有全面改革歷史改革。鄧小平說年廣九不能抓，不是說年廣九沒有問題，只是說他是個標志，意味著某一個方向改變。正是因為顧雛軍這個案例，使得我們看到改革開放某種路線，某種方向不改變。我們也是借助這樣一個路線，重新確定某種路線或者是某種方向。因為他是一個標志，因為他是一個帶頭，因為他是一個典型，因為他帶來了過去十年的某個路線，某個方向。

第二個就是一個事實。一個事實是什么？因為這個案子使得我們后來看到了出現了十年的國進民退，因為這個案子能夠發展到今天實際上不斷的在加劇某些問題。從顧雛軍一直到最後，剛才前面這個包括保育鈞講的，還有山西的案例，我覺得從顧雛軍的案例發展到巔峰是曾成杰的案例。

曾成杰這個案例非常惡劣，顧雛軍今天應該感恩，為什么？他錢被搶了，人還活著。而且廣東高院接受了他，在曾成杰案例當中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端。這個人不僅錢被搶了，而且人也被撕票了，而且連見他的家人都不允許。土匪搶了錢不會撕票，土匪都有土匪的道。而到了曾成杰完全沒有任何法律。從顧雛軍到曾成杰是一條線路。

從國進民退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在2012年亞布力論壇我看到了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家，在論壇上我聽到他們講的最多的兩個字是恐懼。以前他們每一次的討論，探討的主題都是市場和財富，大家關注市場機會是在哪里，新的增長點在哪里？2013年他們討論的完全不是這個主題。我聽到另外兩個觀念，一個就是恐懼，因為他們不知道誰是下一個顧雛軍。顧雛軍還好，還活著，曾成杰連小命都沒了。然后他們開始談論的是法制和天理。從洋務運動到今天，始終沒有建立政權制度，也就談不上現代市場制度，也就會沒完沒了出現顧雛軍。不是這個顧雛軍就是那個顧雛軍。

但是我們說，我們還是應該做一些適當的微調，在曾成杰這兒不能往下走，然后總結出一個基本的定語是什么？就是民營資本跟國際資本結合。那叫康莊大道。他們都活得很好，民營資本如果一旦跟國有資本結合，那結果是什么？叫死無葬身之地。這些他們早就總結了，今天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上仍然全面改革，提出混合所有制，可以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在一起，這是沒有人相信的。因為沒有事實來做支撐，沒有法律來做保障，這是沒有人相信的。所以這是我們看到一個事實。

沒人會改變這個事實。所以我們要改變的是什么？中國要有企業家精神。

當民營企業家一個一個走掉的時候，我們看一下美國底特律的例子。底特律為什么會淪到破產的情況。就是當年白人和黑人有過一段衝突，企業家主要在白人，結果白人從那個城市個撤出，扯出來的結果是底特律破產。

當中國的企業家一個個從海外回來，然后鋃鐺入獄，那么他們一定會再哭著喊著要出去的。那時候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就真正是危險了。無論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改變這樣一個危險。但現在看到了改變。

我們看到新一屆政府上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是給我們很多積極的信號，具體來說有了一個六十條的文字。畢竟提出來他們要全面改革，最有新意的提法，改革開放，改革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要以公平正義為出發點，為目的所在。我記得這個是一個，我自己感覺這是一個亮點。我曾經從聖經的角度來研究一個大國如何崛起。如何能夠長盛不衰，就是一個公平正義，一個國家沒有公平正義這個國家一定不會崛起，崛起也會很快掉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夠把公平正義放在一個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樣一個提法，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提法。同時不管怎么說，也承諾了要建立法制。而且政府也要從管理轉向現代制度，我們說這里邊有好東西，我們看到從文革進入到改革，是經歷了某些事件，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平同志的父親，做的就是給一大堆人平反，這個信號已經足夠了。所以說中國就從文革進入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