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專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今年經濟不會“硬著陸”中央改革決心空前

每經記者胡健發自北京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經濟增長目標關注熱度有所下降，外界更期待看到本屆“兩會”將傳達出決策層怎樣的改革​​決心。

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規劃出改革藍圖，而一系列問題也將與改革迎來正面交鋒——究竟經濟的再平衡與改革之間關係幾何？改革的時機與節點又會怎樣安排？《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與國研中心宏觀經濟部部長余斌，看他們如何看待上述問題。

2014年經濟增速或再降

NBD：您對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怎樣一個判斷？

張卓元：社科院的宏觀經濟分析大概GDP增速是7.5%，固定資產投資在19%左右，PPI繼續為負值，起碼從現在的情況看，我個人認為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

2013年全年GDP增​​速是7.7%，2014年估計比7.7%還要略低一點，但是我認為也不必太悲觀，不會出現外國個別人士判斷的“硬著陸”。因為畢竟中國還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還處於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發展的潛力，特別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我想7%左右的增速能夠維持一段時間。

余斌：今年中國經濟增速不會太高，製造業實際上已經是連續兩年投資增長大幅度下降，產能過剩、過度競爭、惡性競爭使製造業增長出現明顯滑坡。

同時，在目前地方政府債務已經比較嚴重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再指望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能夠達到很高水平。整個投資的增長有可能會下降到18%左右。

NBD：在經濟下行中進行改革會不會存在一定的風險？

余斌：從就業的角度來講，經濟增長下降到7%左右，對就業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呢？會不會帶來就業狀況的明顯惡化呢？回答是否定的。10年以前GDP增長一個百分點我們需要1500億元的增量，而2013年，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它的增量接近6000億元，一個百分點和10年以前相比差不多是4倍的差距。

再加上去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服務業1萬億元的增加值創造的就業跟第二產業相比，要多30%。從這個角度來看，GDP增長速度出現一定的下降，對就業並不構成壓力。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經濟增長適度放緩，處在7%左右甚至是略低於7%的水平，對中國來說並不構成大的風險或者挑戰。

經濟再平衡唯望改革

NBD：中國經濟面臨哪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危機？

余斌：從過去兩年的情況來看，2012年經濟增長下降，到三季度達到谷底，政府採取“穩增長”的措施，踩了一腳油門，僅帶來了四季度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回升，（2013年）一季度馬上轉入下降。從去年的情況來看，二季度是谷底，同樣政府採取新一輪的“穩增長”措施，又踩了一腳油門，又是三季度一個季度的回升，四季度再次出現下降。[NT:PAGE=$]

此外，經濟增速下降的後果，是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我們是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是民生類支出大幅度上升的時期，一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支出剛性擴張，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張卓元：2004年到2007年的超高速增長，大起之後沒有大落來實現再平衡。像我們1992年大起以後，後面連續幾年落到3%的水平，這樣的話，實現了經濟的再平衡。我們現在嚴格說來大起有了，但是再平衡還沒有很好實現。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我想是不可避免的，也許7%左右，甚至稍微略低一點，這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

現在產能過剩、房地產市場提前發展、新增的貸款和社會融資的總規模越來越高，同時利率卻在走高，這是很不正常的。近兩位數，甚至超兩位數的利率水平，加上勞動力價格上升等，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大。還是要靠改革來找出路。

改革決心空前

NBD：解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顯然需要改革，但出發點是什麼？阻力在哪？

張卓元：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還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了做到這一點，最主要的還是深化改革，如果不深化改革，經濟轉型很難實現，市場的決定作用也很難發揮，政府本身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按照設想，中央政府主要是搞好宏觀調控，地方政府講了四個職能：提升公共產品、加強市場監管、做好社會管理和保護環境。

這些職能能不能夠很好地發揮？我總覺得政府的改革困難，比如說去年下半年，政府怕GDP下滑得比較厲害，靠政府投資、經濟投資來抑制經濟的下行，實際上還是政府主導，說明政府改革的重要和困難。

余斌：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或者中高速這麼一個轉換的時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通過金融危機的方式來強迫市場轉型。

實際上，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是一種被動的、振動很大的調整，它強迫你經濟調整到一個新的水平上。而改革是我們的一種主動調整，通過深化一些相關領域的改革，從而讓已經積累的風險能夠有序得到釋放，而不是進一步積累，這樣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波動。

NBD：改革的優先順序您怎麼看？

余斌：《決定》說到2020年我們要完成決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務，這裡有一個優先次序問題，我們究竟應該優先改什麼呢？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把那些具有明顯增長效益的改革放在優先位置，有利於短期經濟增長的穩定。

哪些領域能夠釋放出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如三中全會的《決定》講了，推進水、石油、天然氣、店裡、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就是把技術產業領域那些不具有壟斷性的環節放開准入，通過競爭來提高效率，優勝劣汰，降低成本。

如果我們能夠通過這些領域的改革，一方面能夠讓我們的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另外一方面能夠有效應對短期經濟增長下降的負面影響。[NT:PAGE=$]

張卓元：我們也要看到有一些方面進展得也比較好。雖然全面深化改革，經濟改革為重點，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效果最大的還是中央“八項規定”，這些是黨的建設製度，效果很明顯，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央的權威，對經濟改革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NBD：目前我國改革的成效和決心究竟有多大？

張卓元：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跟過去最大的不同，這次是全面改革，是五位一體的改革，堅決落實。在文件起草一開始就計劃這些改革措施是要落實的，而且在計算有哪些改革的舉措，甚至這些舉措將來誰來執行。

現在已經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成立了中央改革辦。我記得2005年、2006年我們有幾次在中南海開會，曾經向總理當面建議過，希望能夠恢復像體改委這樣的機構來推動改革。現在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具備極強的權威性，增強了大家對於中國的經濟能夠在改革推動下穩中求進的信心。今年中國在深化改革方面，我想會逐步動真格的。

要克服當前宏觀經濟的困難，特別是避免今後更麻煩局面的出現，我想要靠改革，只有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2014年在改革方面能夠逐步向前推進的話，中國宏觀經濟會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