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家族百年縱橫：三代人身上的時代烙印

1873年，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時代背景：“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普法戰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清末民初，帝國的衰亡，極權的崩潰，從政治到社會，從生活到心態，從思想到學術，都顯現出一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又互滲互動的狀態。梁啟超半個世紀中的所有追求與惶惑，困境與出路，誤解和洞見，皆因時代而起。正如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云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啟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諸人的命途，可以明顯地看到時代的印記：1930年代，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是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這個沙龍的核心；抗戰爆發后，梁家兄弟姐妹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艱辛的日子里，他們也對中國保持著純潔的信念，對於工作保持著最高的熱情；新中國成立，梁思懿、梁思禮從海外回到祖國，同船的一些人選擇了台灣；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對高層領導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你們遲早會后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時期，梁思成、梁思順、梁思達和梁思莊都受到巨大沖擊；梁家第三代梁從誡畢業於北大歷史系，1994年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兩會上發表有關環保的激烈言論……他們的每一個腳印里，都有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的投影，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家族與個體的淚與笑。

我們試圖從紛亂的歷史線索中，還原這個聲望遠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體驗他們的衝突與轉變、困境與出路、理想與現實、希望與失落，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與社會的各種偶然與必然。在豐富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給今天的我們以啟迪，以鼓舞。這或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梁啟超：雄文橫掃舊世界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復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點，病中的梁啟超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錄下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這是他的絕筆。

之后，他被送到協和醫院搶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卒於北京，安葬在西山臥佛寺，與發妻李蕙仙合葬。這位一輩子都在探求中國富強之道的“行者”，終於停下了腳步。

他的墓碑是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共同設計的。墓碑上，沒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跡的文字。梁啟超曾說，“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聯，是對此話的呼應：“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后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初識康有為

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梁啟超已是舉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為卻仍是一名監生。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梁啟超后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了他當頭棒喝，覺得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學問。梁啟超決定拜康有為為師。

此前的梁啟超，接受的完全是傳統教育。5歲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2歲考中第一名秀才，17歲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8名舉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認為他“國士無雙”，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兒嫁給他。最後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

這個天才少年，18歲入京會試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買了本《瀛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師從康有為，是“善變”的梁啟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啟超的“善變”是世人的共識，他本人對此也表示認同。

變法前后

對於梁啟超的祖父、秀才梁維清來說，孫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應該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這時他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天，光緒皇帝召見了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按清代慣例，舉人得到皇帝召見，至少也能成為內閣中書。

這次會面並不成功。梁啟超不諳官話，將“孝”讀成“好”，將“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比起康有為與光緒幾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非常失敗。此后，康有為一直以君王師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見的鼓舞。這也為后來兩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個伏筆。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吁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后來，張之洞邀請梁啟超到武昌一游，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

1840年鴉片戰爭后，封閉的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在強大外力的促迫下，尋求強國之路從此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課題。費正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遠比歐洲革命更為廣泛徹底。歐洲革命是源於本文化的傳統之內的革命，雖然連帶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轉變，但其變革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近代中國“不僅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就連中國文化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化”。

這種轉化，可以從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轉變上看到：張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務派相信，中國的軍事技術不行，於是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梁啟超這一代，他們認識到，必須改變文化和政治制度，於是有了“戊戌變法”。

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說，“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於一場‘來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國早就不是貧弱的樣子了！”

但是，變法提出的各種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種無用衙門，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允許平民上書言事等等，每一項改革都將沖擊甚至剝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動搖了傳統學者和廣大士紳的思想基礎，因此，變法受到巨大阻撓並以失敗告終，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維新黨雖名為改革派，言論卻過於激進。用革命手段進行改革，連本來可以成為盟友的溫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為甚至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種書生意氣的話。

變法失敗后，政局緊張，朝廷大肆捉拿維新黨。譚嗣同勸梁啟超外逃，因為海外華僑多為廣東人，梁啟超會講廣東話，便於活動。

伊藤博文也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個日本名字——吉田晉，結束流亡回國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對他的影響和幫助。到他回國的時候，清王朝已經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與改良

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詞匯，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在梁啟超的故鄉廣東新會茶坑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掃蕩的日軍經過茶坑村，聽說這是梁啟超的故鄉，就繞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個村莊。

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后，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面上，梁啟超聽從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么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里，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

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表面上答應，回家后頭痛目眩。對於“教父”的這種“弒父”情結，除了政見日漸不同，也由於一個實際原因：經濟。他最終無法獨立，有這方面的原因。

梁啟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賣文維持生計，生活相當清苦。而康有為出逃國外后，聲稱自己持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從東南亞到北美，一路以保皇為名向廣大華僑募捐，大肆聚斂錢財，掌握了保皇黨捐助的百萬美金巨款。梁啟超認為，康對自己的接濟並不充分，對此頗為不快。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后，梁啟超又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大家紛紛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游歷考察數月后，言論再次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復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梁啟超與思莊、思忠

聲討袁世凱，討伐張勛，與康有為決裂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並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后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

對於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並無好評。有人說，“任公當財長，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認為原因在於，“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國財政史專家賈士毅在梁啟超決意不再做官后拜訪他，梁的一段話可看做他告別政治回歸學術的原因：“從民國二年秋間參加熊內閣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國六年夏天在段內閣擔任財政總長，對於政事都沒有一件收到積極的效果，可說是自己沒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發表什么政論，免得給人家說閑話。”

評價梁啟超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黃遵憲

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毛澤東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胡適

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

——曹聚仁

1927年梁思莊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書期間

梁家第二代 從抗戰到“文革”

梁啟超準確地預言了子女將要遭遇的時代風浪，但他並未料到這風浪持續時間竟會如此漫長

本刊記者 楊瀟 發自北京

1927年11月24日，梁啟超給留學海外的孩子們寫信：“有頂好訊息報告你們：我自出了協和以來，真養得大好而特好，一點藥都沒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切掉了一只腎，企盼能將宿病斷根，看起來，他的身體狀況也確實在往好處走，不過，卻“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多”。他當然想念孩子們，也當然惦記著“政治問題或學問問題”。

1927年是中國政壇的多事之秋，梁啟超在痛感軍閥之黑暗的同時，也對南方的革命形勢滿懷疑懼：“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將來我們受苦的日子多著呢，現在算什么！”

他讓身邊的孩子思達、思懿等休學一年，請人在家上課，期望他們的成長能免遭時局干擾，又叮囑人在海外的孩子們，“你們回國后職業問題大不容易解決，現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學校教授也非易，全國學校除北京，幾乎都關門了……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過極艱難困苦的境遇，過此以往卻不是無事業可做，但要看你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不能？”

沈從文也常來。“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來臉很清秀，”梁再冰說，“他比我父親小一歲，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為什么。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有時也來，長得非常秀麗。”

梁家的沙龍是“英國化”的，牛津劍橋的知識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學問的習慣，中國這一批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對時局或者文藝問題各抒己見。以政治學教授錢端升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發言，給大家講一講當前的政局。沙龍進行到了黃昏，就順道接上飯局，有時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飯，眾人笑稱那里是“湖南飯店”，有時一塊兒坐車去外面吃。“我特別記得我父親對我說過，周培源這個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飯館的車上寫物理公式。”梁再冰笑著回憶。

常來北總布胡同3號的還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順之女），她們都在燕大念書，又往往帶上一些女同學，這其中的龔澎，后來成了共產黨的干部，韓素音則成為名揚海外的作家——30多年后，她以采訪者的身份與梁思成再次見面，那是誰也不會料到的場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歡她的舅舅和舅媽，以至於要夜不歸宿，結果被梁思順半夜接走，這位梁家的大姐臨走時“還扔出最後的炸彈”：女兒在這里會染上激進的婚戀觀念，有人激進到連婚姻都不相信！這是影射比鄰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進步，從1935年下半年就開始投身學生運動，還當過燕大“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隊長，是“一二·九運動”中的游行領袖，在得知自己上了當局的“黑名單”后，她跑到北總布胡同3號，林徽因連夜為她燙發，給她戴上耳環，涂脂抹粉，又為她換上旗袍，“進步學生”一夜間變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護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發掘；梁思莊被傷寒奪去了丈夫，帶著年幼的吳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圖書館任職；梁思達研究生臨近畢業，與同學赴各地考察當時正興起的農村“合作運動”，在“新生活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合作運動”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縣，梁思達等考察后發表報告認為，此“合作化”名為“自愿”，實為“統制”，這無疑是對當局所樹“典型”的一聲棒喝。

1936年的飲冰室，王桂荃抱著吳荔明，她被小八舅梁思禮（后）逗哭了

抗戰爆發

盧溝橋事變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莊、八叔梁思禮及小表妹吳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則在五臺山尋找曾在敦煌壁畫上見過的“佛光寺”，得知抗戰爆發，梁林匆匆趕回北平，林徽因還給女兒寫頻道：“你做一個小孩，現在頂要緊的就是身體要好，讀書要好，別的不用管。現在既然在海邊，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媽媽同爹爹都頂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莊一行坐火車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車我們都是終生難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車，也就是走一個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憶，“大概是換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車，我記得三姑當時鐵青著臉坐在那兒，一直不說話，我們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寧——五姑梁思懿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去南京進行抗日請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從事農村婦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達考察完“合作化”運動后，又參加了由南開、燕京、清華、協和、金陵五大學聯辦的“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到濟寧試驗區實習，“七七事變”后沒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農本局工作。

梁思莊隨后返回北平，與大姐梁思順住在孤島燕京大學中，而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舉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