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清政府為何認為《南京條約》是外交勝利

本文摘自《青年中國說》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康乾以來的許多中國領導人都不明白國際貿易的本質和意義是什么。我們到今天為止還認為，你買我的東西，你給我錢，錢才是財富。因此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問題和我們今天一樣，實際上就是中國人的市場沒有得到開發，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沒有得到培養，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沒有得到改善，也沒有消費的沖動。

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講：如果中國人都穿上襪子，英國人就發財了。但是我們作為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到70年代都不穿襪子。皖北這一代都是這樣，在老家，我十七八歲去當兵的時候才第一次穿襪子，因為在農村根本就不需要穿襪子。安徽有“窩子”，就是用麥草織的東西，再把麥子的麥秸打碎了放里面，越穿越暖和，不需要穿襪子。這說明中國人沒有消費沖動和消費能力，也沒有消費習慣。

貿易的巨大逆差持續到了1793年，我認為這一年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點。到了1793年英國實在是忍無可忍了，逆差使英國沒有辦法把貿易持續下去了，他們就以國王的名義派了一個訪華團——馬戛爾尼使團。

一百年來，我們中西方學術界都是從文明衝突的角度去解釋，認為西方人不能入鄉隨俗，到中國來，不能夠像中國人一樣去對皇帝三拜九叩，中國人覺得你對我沒有禮貌，所以不跟你往來。這個解讀應該是最經典的解讀，但我覺得不是這樣，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貿易均衡問題。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目標就是建立近代的國家關係。但是乾隆皇帝很坦然地對英國使團講：“你那些東西我都不需要。”因此國家關係沒有建立起來。等到1860年，差不多又過了半個多世紀，英國人通過兩次戰爭才實現這個目標，才在北京建立英國使館，同時還要求中國到倫敦、巴黎建使館。

這個事情我思考了很久，也看了很多材料，為什么乾隆皇帝敢這么坦然地說“我不需要”？這應該從中國古典社會的結構來解讀。古典社會結構其實和我們今天差不多。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中國當時的劃分是按照“職業分途”。古典中國是“四民社會”，四民社會是什么？士、農、工、商，就是這四個階級。這四個階級當中，商人是一直有中西貿易往來的。明代之前有，到清代也依然是這樣。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貿易架構。雖然那時對外不開放，但是始終都有廣交會。清代的時候一直是這樣。清代時，廣東的“十三行”一直是春秋兩地交易，這是合法交易，解決了皇宮里以及士大夫階層對一些合法商品的需求。

乾隆皇帝講“我們不需要”是代表人民在說“人民不需要”，因為他宮里都有。

1793年的故事非常復雜，但是通過這么一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皇帝為什么拒絕英國人以一種合法方法擴大、開發中國市場。中國的市場開發一直拖到1840年，中英之間的貿易不均衡繼續擴大，這種繼續擴大就導致了很直接的后果——鴉片戰爭。商人講求資本規律，市場需求永遠是第一位的。馬克思講“罪惡的鴉片貿易”，但他沒有否認鴉片買賣也是貿易，雖然罪惡，但也是貿易。

1793到1830年，中英急劇增長的貿易額就依靠鴉片。在不到40年的時間之內鴉片使中國原來的貿易順差完全扭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國庫空虛，壯勞力欠缺，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已無可用之餉。這時候中國才不得不去面對這個貿易問題。

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實林則徐那一代人有幾個很好的解決方案，最上策就是引進英國資本，開發中國市場。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引進美國資本、日本資本來開發市場，最開始中國人沒有消費習慣，但消費習慣可以培養。我們這一代人就沒有喝可樂的習慣，但是我女兒就說：“我不喝果汁，我要喝可樂。”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可口可樂重新登陸中國所造成的這一代的消費習慣。

當年林則徐等人面對西方問題時，最上策就是打開國門，把外國資本引進來，培養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能力，這樣就可以解決貿易的均衡問題；下策就是選擇打。我不讓你來，我還要禁止鴉片。怎么禁止？林則徐用的招也很厲害，他講：“我不僅要打抽鴉片煙的，還要打販煙的。”所以林則徐到廣州之后就開始禁煙。

在這個如何解決的判斷中，林則徐其實應該有正負兩個預案：第一，打贏了怎么辦？中國如果打贏了，可以繼續拒絕與外國往來，也把鴉片杜絕，完全形成一個中國的獨立市場。

但是林則徐還應該有另一個判斷：打輸了怎么辦？但是沒有一個人會這么想。今天我們也沒有人會想，假如我們和日本打，打輸了怎么辦？

林則徐到廣州的時候一定要打，結果中國輸了。英國派幾千人就打敗了中國這個擁有龐大軍隊的強大國家，這個仗到后來就沒辦法打了。這時候就出現了妥協的談判，而這一撥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人才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真正起點。《南京條約》中有一條規定，允許“五口通商”，就是擴大原來的通商口岸。原本只在廣州一口通商，導致中外之間的合法貿易額一直沒法增加。同時也出現了廣州當地吏治腐敗、交易成本增加的現象，因為廣州十三行是壟斷貿易，兩面通吃——不僅吃英國商人的，也吃中國商人的。當時朝廷對海關的稅收比例也就是不到6%，但實際的交易成本達到30%多，因此中國方面也認為要談出一個固定稅率來。最後談判確定的是5%這個固定稅率。

我們今天認為《南京條約》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代表中國主權的喪失，但當年清政府是將《南京條約》作為一個外交勝利的，因為它解決了廣東的吏治腐敗問題。

鴉片戰爭之后，廣東人最排外。鴉片戰爭之后條約規定英國商人可以在作為通商口岸的五個城市里居住，但是一直到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廣東都不允許外國人住，為什么？因為五口通商導致廣東人喪失了原本的利益，很多中國商人講：“廣東人很壞，我們到別處去貿易。”於是其他的口岸就發展起來，廣東漸漸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