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用七年消滅私營經濟

毛澤東

本文選自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里，私營經濟被認為是一個應該被徹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份《黨綱》中就明確寫道：

“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不過，如何進行“消滅”，后期又有不同的階段性主張。在1948年前后，黨內基本形成了“過渡”的共識。根據劉少奇的計算，在當時的工業體系中，國營經濟的成份比重僅占34.7%，私營工商業還有很大的權重，他因此提出“合營過渡，和平贖買”的辦法，並認為“我們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

在毛澤東的時間表里，“應於1967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時間消滅私營部門。

而事實上，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時間。其間，經歷“夾心化”、“五反查稅”、“邊緣化、定息贖買”以及“絕種”五個階段。

“夾心化”——陳云在上海的整肅加速了國營資本對產業經濟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資本和銷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廠像“夾心餅干”一樣地被夾在中間，其利潤多少其實已完全操於政府之手，喪失了博弈的能力。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講述了一個細節：1950年2月，也就是陳云在上海整頓紗布和糧食業的時候，中財委曾擔心民間商人會展開一輪新的攻擊，便擬定了“四路出兵”的規則，即加緊征收稅款和公債款，督促企業主發放工人工資而且不準關廠，公營企業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

薄一波回憶說，當時“估計可能會遇到資產階級的抵抗，要打幾個回合。實際上，他們已無力再較量，三四月份，我們看到勢頭不對(市場過緊)，‘收兵回營’，已經來不及了。”

“五反查稅”——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發動了一場席卷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這是建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其中“五反”就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

在運動中，各地紛紛采取了清算大會、批斗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

據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戶私營工商業統計，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總戶數的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90%，即絕大多數為待罪之人。

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連他們都對自己產生了厭惡，這種心理反應是前所未見的，僅可見於漢武帝的告緡令時期。據計算，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補的“五毒帳”達30多萬億元，為朝鮮戰爭軍費的一半有余。

邊緣化——在“一五”建設規劃中，私人企業和私人資本的參與度幾乎為零，它們已經被徹底的邊緣化。隨著計劃經濟體系的確立及國有資本的迅猛擴張，給予它們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

定息贖買——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它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在此背景下，陳云提出“贖買定息”的方案，國家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從1956年1月1日起計，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長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贖買政策為私人資本的消亡設計了一個“退出頻道”，它意味著產權改造的實質完成。據社科院經濟所的資料顯示，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這81萬人就是殘存的資本家階層。

“絕種”——幾乎就在實行定息贖買政策的同時，毛澤東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說：

“馬克思主義是有那么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營工商業者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營工商業宣告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已經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205個行業、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隨后，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消滅私營經濟的進展如此之順利，速度如此之快，連毛澤東本人也出乎預料，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在中國經濟歷史上，私人企業在1956年的集體消亡是獨一無二的事件，這意味著四大利益集團中的有產階層像毫無作用的盲腸一樣被整體切除。在百年現代化歷程中，則是最徹底的“國進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