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筆下的乾隆盛世：貧富差距之大世所罕見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后，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繁華表象下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的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饑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還有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尸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只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只是一條狗的尸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並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墻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里，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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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云，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十九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事實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后得出結論說：“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憂懼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