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中國經濟已可避免最壞局面

作者張庭賓撰文：中國經濟金融危機已經可以避免最壞局面，中國經濟探大底的底部也會相對較淺。那么，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新的進一步判斷呢？

隨著2014年到來，該是根據最新情況修正一下中長期預期的時候了。

在2010年10月的時候，本人曾預測中國經濟未來3-5將探大底；2013年7月1日，筆者曾預測中國金融經濟危機已經在所難免。那么，現在這些判斷是否有所調整呢？

鑒於中國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是過去幾十年，特別是2008年以“四萬億救市”為代表的三輪大興土木積累下來的，可謂積重難返。

加之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主要動力機制——世界工廠、房地產市場化和人民幣升值都已經盛極而衰，而新的動力機制尚待通過改革形成。

值此舊力衰退新力未生之際，筆者並不準備調整總體判斷——即未來1-3年中國經濟將探大底，這個底比2008年深，也比1997年深，甚至可能發生堪比1997年香港、1990年日本的金融危機。中國人將會過上一段苦日子。

不過，對於探大底的深度，或者說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本人現在更傾向於是相對較輕的一種。

未來中國經濟社會可能遇到的局勢，根據其嚴峻的程度，可以分為危機、危難和劫難三種。

危機指的是雖然會發生類似1997年香港、1990年日本式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股市、樓市出現大幅下跌，大批企業倒閉，銀行出現破產，中產階層因為樓價大跌而成為負資產，但社會整體穩定安全。

危難指的是內部社會穩定將經受較嚴峻的考驗，外部國家安全將經受較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然都能夠有驚無險。

劫難指的是內外危機之下，國家失控，甚至四分五裂，種族和民眾完全喪失命運自主權，被強勢文明和國家置於任意支配的最悲慘境地。

從最新變量看，“劫難”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危難”的可能性存在，但也不大；更可能是最輕的一種“危機”。

至於危機爆發的方式，或者說未來1-3年未來中國經濟、股市和樓市的探底走法，筆者此前曾預期有兩種走勢：

一種是在內外部各種勢力推動下，出現最後瘋狂泡沫，而后遭遇猛烈做空；二是能夠中國決策者頭腦冷靜，能夠對最後泡沫釜底抽薪，探底以一種逐次震盪下跌的方式。

如果是前者的“先揚后抑”，則底部將很深；如果是后者“震盪下跌”，則底部相對較淺。目前，筆者更傾向於震盪下跌的第二種。

簡言之，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金融危機已經可以避免最壞局面，中國經濟探大底的底部也會相對較淺。那么，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新的進一步判斷呢？

決定中國經濟探大底有多深，關鍵決定於政府債務是否會更加嚴重，嚴重到什么程度。在自2008年以來的5年中，中國的銀行系統放出了約40萬億的貸款，加上銀子銀行放出的約20萬億，總計增加了60萬億貸款，這是改革開放前30年的兩倍。

這些貸款的相當部分被政府的地方融資平臺借走，而他們的投資效率和投資回報率是非常低下的，這導致了地方政府債臺高筑。

而地方政府為了能夠還舊借新，就不斷推高樓價，使得中國樓市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泡沫，使得越來越多的剛需者成為房奴而不堪負荷，嚴重地殺傷了中國的內需。

在2012年底，當“城鎮化”被高調推出時，它被一些專家和媒體理解為未來幾十年中國最重要的發展動力，將會推動40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

倘若它真的會這么被落實，中國官員腐敗的土壤將更為廣泛，地方政府債務將進一步飆升，中國企業的生存力將被更嚴重釜底抽薪。

所幸的是，一年來，最高決策層深化對城鎮化的調研和思考，最終將“城鎮化”定義為“人的城鎮化”，是農民自主選擇進城時，城市管理者必須給予城市戶口和同等的城市待遇。

同時，最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著力防控債務風險作為2014年6項重要工作的第三項，這大大遏制地方政府借貸投資的沖動，也為地方債務擴張封了頂。

決定中國未來社會是否穩定，關鍵決定於糧食安全。此前，某些激進市場派人士極力推動“土地流轉”，認為應鼓勵城市資本和外資下鄉圈地，以此為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主要手段。但這一路徑隱患極大。

在世界經濟史上，走這條道路的巴西和菲律賓等國的土地改革，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農業被極少數人壟斷並獲得暴利，造成大量農民淪為城市流民，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成為“拉美化陷阱”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現實操作中，當下中國的很多城市資本急功近利，更可能與地方官員共謀，擅自將耕地轉為房地產和休閑農莊。這將對中國糧食生產造成直接沖擊，當今中國糧食的對外依賴度已經逼近20%。如果未來出現天災人禍，中國人的口糧供應出現危機，那埋下社會不穩定的禍根。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糧食安全作為第一位重要的工作，要求確保口糧絕對安全，強調農民承包權歸屬農民家庭，這將在相當大程度上遏制和化解城市資本和外資對於耕地的覬覦。

倘若土地流轉的受讓主體是種糧大戶和農民合作社，這將確保糧食生產的穩定性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編成中國的糧食安全的底線安全網。這也會有力地預防由糧食危機造成中國社會動盪的可能性。

當然，不能排除一些官員陽奉陰違，但持續不斷深入，威懾力不斷增強的反腐敗，將提升中央決策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震懾某些官員的惡政行為。

18大之后截止2013年底，就已經有了18位省部級高官落馬。這場反腐敗不僅針對貪腐官員個人，更向著官員們的既得利益動手。中央先是反對奢靡之風，遏制官員們餐桌上的腐敗；接著通過中央辦公廳發布指令，停止新建一切黨政機關的樓堂館所；然后宣布將對公車進行改革，副省級以下官員將不再配專車；剛剛又對官員出國的條件和待遇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針對官員的種種約束，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開支，緩解政府緊張的財政壓力。更重要的是，先讓官員過緊日子，即使未來中國老百姓因為金融危機而過苦日子，也不會過於激化官民矛盾，這等於拆掉了未來政治危機的引線。

綜上所述，在18大以后的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決策層已經初步為未來可能面對的嚴峻挑戰筑起底部防護網——控制政府債務增長為金融危機筑底；確保糧食安全為社會穩定筑底；嚴厲的反腐敗和遏制官員既得利益為政治穩定筑底。

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有利於集中力量組攥成拳頭，對內應對分裂勢力，對外應對地緣政治危機，尤其是日本通過釣魚島爭端挑戰中國的圖謀。一言以蔽之，未來中國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探大底的底部安全網已經初步建立。

至於未來的中國競爭力如何再造，或者說如何在舊的發展動力盛極而衰后，新的動力機制怎樣建立，尚待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所作為。

不過，筆者個人認為，真正以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系統改革，要待內外部各種風險因素得以釋放，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后，或許才能迎來真正的時機。

最後仍需要提醒的是，雖然中國未來危險的底部不會太深，但苦日子在所難免，應當有心理準備。

作者張庭賓，中華元智庫創辦人。 （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