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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很有希望帶有力度的進入高收入行列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6-04-14 08:51


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主任埃里克·伯格洛夫在其專欄文章中指出,如果最近批駁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是正確的,那麼中國這個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增長故事之一,很有希望帶着同樣的力道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近幾年來中國所出現的基礎結構變化更加強了這一樂觀。中國需要繼續改革和克服既得利益,特別是在國有部門,但它成功的機會仍然很高。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如果這是『盡善盡美』會怎樣?」在同名電影中,傑克·尼克爾森(Jack Nicholson)一邊在心理醫生的候診室來回踱步一邊問。在最近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上海會議上,與會者也問了相同的問題,不僅僅是為萎靡的全球增長的中期預期而問。現在,許多人疑惑中國的當前增長率是否能夠長時間「盡善盡美」。


要決定這些擔憂的合理性,需要理解什麼導致了中國經濟減速。一些人給出了直觀的解釋:中國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一樣,落入了致命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無法突破躋身發達經濟。但這需要假設一些外生力量或傾向導致國家「定」在某個收入水平上,這一觀點被一項又一項學術研究所批駁。

各國確實常常難以實現高收入。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0年歸為中等收入的101個國家,只有13個在2008年躋身高收入行列。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歷了強勁增長後,在某個人均收入水平上被「困」了幾十年。比如,1870年至1940年間,阿根廷人均收入增長堪比美國;此後兩國差距逐漸拉開。同理,有的國家已經進入高收入行列,但有倒退到中等收入水平的。

各國被定在某個收入水平的現象不具有歷史必然性。相反,研究表明,高速增長的低收入國家也有可能成為高速增長的中等收入國家,並最終成為高收入國家。如果經濟被定住,那是因為它調整失敗,而調整是增長變化的基礎。事實上,缺乏正常地自我轉型能力的現象在低收入水平上可以觀察到。

那麼,這些調整是必要的?各國具體情況各不相同,但由經濟學家菲利普·阿齊安(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提出的注重創意的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an )增長理論,為這方面提供了了一些重要洞見。

阿齊安和霍伊特將創意定義為一切將新產品或工藝引入企業在其中經營的市場的變化。遠離世界技術前沿的國家因為模仿已有技術並根據本地條件改造而獲益,但假以時日,這些國家必須改善自身創意能力。研究還表明,創意和社會流動之間存在積極聯系,甚至創意和收入不平等之間也是如此。

注重創意的角度的核心是以下概念:經濟增長需要技術轉移和新企業能夠形成、成長和退出(從而將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給更加成功的企業)的環境。管理質量顯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制度和人力資本也很重要;腐敗、信用約束和難以獲得高質量教育,都會導致經濟轉型更加困難。

但促進創意不是萬靈丹。向創意者提供回報有助於更多創意,但也讓商人攫取了轉型過程的太大比例。比如,比爾·蓋茨也許對經濟轉型是有利的,但墨西哥電信業富豪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就不是這樣。鼓勵前一種創意者可能導致後一種輕易崛起。

這對中國來說意味着什麼?中國正在試圖為更大的真正創意創造條件,它必須解決諸多短期挑戰。它陷入了通縮螺旋,下跌的物價和對經濟前景擔憂的增加彼此強化。而公司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過度貸款,導致巨大的過剩產能和越來越多的壞賬,從而制約了增長。

讓挑戰更加復雜的是,中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全球重要性和互聯性,這意味着它所采取的任何行動都可能產生深遠影響。已經嘗試並經受考驗的政策在新環境下不再管用,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此外,焦慮的市場顯然認識到,這一方針可能導致政策錯誤。

有很好的理由認為中國能夠成功,因為中國經濟史表明它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轉型能力。當然,自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即使在最近幾年,中國產出中的技能內容也得到了大幅改善,資源也成功地從農業轉移到服務業,而不是大型國有企業仍在許多行業占主導地位的制造業。

如果最近批駁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是正確的,那麼中國這個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增長故事之一,很有希望帶着同樣的力道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近幾年來中國所出現的基礎結構變化更加強了這一樂觀。中國需要繼續改革和克服既得利益,特別是在國有部門,但它成功的機會仍然很高。(聯合早報)

作者Erik Berglof是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主任

英文原題:China』s High-Income Future

【作者:和訊獨家】【了解詳情請點擊:www.hexun.com】

(本新聞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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