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放生：國資改革要做好加減法 國企有20%降成本空間

和訊網消息 3月27日，「國有企業改革—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國企改革，目前在產能嚴重過剩的形勢下，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做加減法。

加法主要做激勵，通過激勵使員工與企業股東實現利益共享，使員工成為企業的主人。周放生補充，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源於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目前國企、民企、外企廣大員工還沒有成為企業的主人。

具體方式有分紅權改革等，通過改革降低成本，這是目前供應側改革邊際效應最大的地方。周放生判斷，民營企業有個10個點的降成本空間，國有企業降成本的空間高達10到20個點。

減法主要需做好大量僵屍企業的處理工作，用市場方式依法治僵，有7個關鍵問題需要注意，1、不能再用行政方式救助僵屍企業；2、破產重整如果僅做債務重組，不做資本重組，治標不治本；3、資本重組的關鍵是尋找到產業重組的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中的良幣；4、職工身份置換，職工走向市場； 5、法院要積極受理企業破產申請；6、債權人以主動態度向法院申請債務人破產；7、大股東積極配合依法治僵，並籌集資金兜底職工安置費或身份置換補償金；8、職工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轉變觀念，適應企業市場化；9、兼並不能搞行政捏合，不能搞一幫一。

此外，周放生強調，改革中要正確認識國有資產流失。改革過程必然會產生流失，改革中規范運作可以防止大的流失，大的流失可以防止，小的流失永遠有，這是改革成本，而不改革會造成更大的流失。

以下為演講實錄：

周放生：前面兩位專家做了很好的發言，馬曉河副院長的很多建議是10年前，15年前，20年前已經達成共識的，但是現在都成了模糊的。

前兩個專家從宏觀上、戰略上談了國企改革，我談一些微觀的看法。首先，什麼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人和人的關系，物的關系的背後是人的關系，而我們常常是見物不見人。供應側改革的關鍵是改革，什麼是供應側？我的理解就是企業，企業提供供給，因此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企業改革。此處的企業改革不僅指國企，是寬泛的企業改革的概念。就是每個企業自身的改革。因此，一句話，「丟掉幻想，准備戰斗」。

目前在產能嚴重過剩的形勢下，企業改革最關鍵是做加、減法。首先，加法主要做激勵，有幾個方面，一個是通過對員工，主要指的是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業務骨干為主的骨干員工的激勵。通過激勵使員工與企業股東實現利益共享，使員工成為企業的主人。目前國企、民企、外企廣大員工都沒有成為企業主人，而農村改革使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農村改革就成功了。但企業改革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如何解決呢？第一個方式就是分紅權改革。在北京有一個民營餐飲企業，叫四季民福烤鴨店，北京有十個店，非常鮮明地產生出了分紅權改革的紅利。春節期間餐飲非常火，十個店六七百員工忙得不亦樂乎，老板季洪生卻在節前就回安徽老家過年了，根本不在北京。為什麼他可以這麼放心，員工干活不用盯着或幫幫忙？他表示，員工干活比他還認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這就是他們推進了分紅權改革。民營企業和國企一樣，每年老板和職業經理人要對第二年的考核指標進行談判，就是一對一談判，指標多少，相應的薪酬、待遇多少？國企跟民企幾乎是一樣的，只是認真程度或者指標考量可能不一樣，但是邏輯是一樣的。老板希望員工多干活少拿錢，員工希望少干活多拿錢。怎麼辦？分紅權改革之後，現在的做法考核以過去平均利潤或者虧損額為基數，三年不變，比如500萬利潤，或者虧損500萬，以這個基數不變，增加的利潤部分或者減虧的部分分配的叫倒三七。就是職業經理人和員工拿七，老板拿三。比如500萬利潤，如果第二年實現了800萬利潤，增加了三百萬利潤，210萬由員工分配，老板拿剩下的90萬，他拿30%。員工分配不是所有員工都有，主要指的那些骨干員工。

很簡單的分紅權改革的機制下，目前國內有一萬多家民營企業進行了這樣的改革，根據我的調查，這些企業不同程度上在大環境產能過剩情況下利潤逆市增長達到30%-80%，少數企業利潤翻番，而且包括餐飲、制造業、高科技各行各業都有，一萬多家企業幾乎覆蓋了競爭性行業的各個領域。都是民營企業。大家可能問利潤從哪兒來？價格增加不可能了，就是降成本。通過分紅權改革可以起到降成本的作用。有幾個方面，第一是腐敗。原來吃回扣，誰給的回扣多就從誰進貨。這個現象是普遍現象，不是個別現象。現在不吃了，因為老板把前門打開了。另外，原來吃的是老板的，現在吃的是員工的，所以就不能吃了。這個體制就做到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王岐山所講的治本問題在這類民營企業就解決了。民營企業腐敗一樣存在，只是腐敗的程度和腐敗的表現形式不一樣。

第二是浪費。我們所有企業都有浪費。過去的每天泔水垃圾6桶，現在變成1桶。制造業企業每個月的廢品、廢料25卡車，現在變成5卡車了，差的部分是什麼？差的部分就是過去的浪費，就是跑冒滴漏各個方面的浪費。把浪費降下來，變成了利潤，大家共享。

第三，冗員。一個店原來是標准定員50人，結果他進60人，店長把他老家親戚朋友的孩子招進來，體內不足體外補，這些孩子進來不好好干活，因為覺得跟別人不一樣，互相之間鬧矛盾。現在將多余人員減下來，人工成本降下來，變成利潤，大家共享。

第四是降低投資失誤。

第五、在分紅權激勵下大家好好干活，衛生、食品安全各方面都會提高，就會吸引更多人來消費，蛋糕做大。四季烤鴨店一般情況下四十分鍾到一小時是吃不上飯的，這些加在一起就是降成本。成本降下來提高的利潤或降低的虧損大家共享。

分紅權改革之後員工從為老板干活變為自己干活，當然好好干活。也就是民營企業老板從承諾分紅—降低成本—實現分紅。因此，降成本是目前供應側改革邊際效應最大的地方。企業降成本空間有多大？根據我的判斷，民營企業降成本的空間10點是有的，不是每個企業都一樣。國有企業降成本的空間是10到20個點是有的，巨大的空間。

四十多年前，我在企業的時候，始終有一個困惑。一個法蘭盤毛坯當時就值500多塊錢，工人認真干活就是好活，稍微不認真就是廢品，一個廢品500塊錢沒了。我當時想如果有一種考核制度規定一個廢品率，降低每一件廢品率給工人獎勵5%-10%，當時工資是40塊錢，獎勵10%就是50塊錢。相對於工資可以翻一番。浪費可以，廢品可以，而降低浪費而給工人漲工資是絕對不可以的，這個問題幾十年仍沒有解決。實際上就是成本結構的問題，就是我們要降低物耗成本，把小頭獎勵給干活的人，干活的人的收入增加了，但是總成本是降低的，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但是在幾十年之後，這個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現在的情況還是，一虧損就壓員工的工資，這是最愚蠢的辦法。越降工資活越干不好。那怎麼辦？我們的一萬多家民營企業已經有實踐了。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分紅權改革解決問題呢？這就是供應側改革，調整成本結構。

同樣的大環境下，分紅權改革，民營企業利潤逆勢增長，利潤來自降成本，來自改革紅利。有的企業家想明白了，沒有員工的就沒我的。這就是共享。而有的民營企業家仍覺得誰投資誰收益，收益都是我的，拒絕分給員工。從結果可見，凡是想明白的民營企業家最後他拿的比原來還多，這就是我調查的結果。分紅權改革以後，經營者、骨干員工的感覺是「從前打工仔，今天當主人」，主人自會「無須揚鞭自奮蹄」，骨干員工成為民企主人，這樣他們身邊的浪費、腐敗、失誤、冗員、低效再無藏身之地。

剛才說民企，再說國企，國務院國資委2008年發了139號文，《關於規范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文件中寫經「批准可以探索通過多種方式取得企業股權。符合條件的也可獲得企業利潤獎勵」，利潤獎勵就是獎勵分紅。2008年國務院國資委有文件，但是這個文件執行得非常不好，因為大的改革氛圍沒有形成。大家覺得拿國有企業的利潤分紅這是不是流失？這個問題怎麼解答？首先講實例。20年前，中國科學院批准聯想員工享有35%的分紅權，聯想最初的分紅權改革從這兒開始，等於給聯想裝了一台發動機。聯想的股權結構是三足鼎立，現在聯想國有資本還有36%，國有資本增值上千倍，如果沒有分紅權改革不知道今天還有沒有聯想。因此，分紅權改革使聯想有了主人，解決了聯想發展的內因。國有資本、民營資本，搭了骨干資本的便車。沒有20年前的分紅權改革可能就沒有聯想的今天。

對國企實行分紅權改革就有人疑問是不是在分國有資本的利益，這是非常尖銳的問題。我們從理論上把這個問題討論清楚。討論企業的價值、利潤是誰創造的？一種說法，企業的價值都是勞動者創造的，都應該歸勞動者，與資本無關。這個科學嗎？如果是這樣的，誰還會冒險投資呢？顯然這個說法不完全科學。另一種說法就是公司法現在的說法，就是誰投資誰收益，企業的價值都是資本帶來的，都應該歸資本所有者，那不是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全剝奪了嗎？這合理嗎？前面的說法是兩個極端，我認為這兩種主張，兩種做法都有偏頗之處，都不夠科學合理。正確的說法是什麼呢？就是中庸之道，企業的價值既有資本帶來的，也有勞動創造的，並不是資本放這兒自動就增值，一定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才把資本激活。因此，按資分紅與按勞分紅相結合天經地義，不是國有資產流失，更不是分國有資產的利。他們自己創造價值他們來共享，他們來分享，這難道不合理嗎？俗話說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共享成果。

第二，骨干員工持股。

第三，投資項目團隊入股。我們現在投資失誤比比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就是項目的團隊要對項目入股，這個我們是做過大量的案例調查的。在中央的22號文件也寫了，關鍵是怎麼落實。

第四，科技人員科技成果轉股。

第五，經營管理者才能折股。2014年3月份工商改革做到工商登記只認繳資本不寫股權結構，股權結構由股東直接協商，這太好了，中央文件講叫人才資本，我理解人才資本就是承認人才本身是可以作為資本的。

第六，大家都說工匠缺乏，說句實在話沒有一種鼓勵激勵制度讓人們好好當工匠。《大國工匠》里表揚的就是那麼幾個人，當然不只那麼幾個人，工匠才能應該可以折股。大國工匠給大家做出那麼大的貢獻，每年就拿那點兒工資說得過去嗎？光表揚不讓他分享創造的價值是不合理的。

下面說減法。當前產能嚴重過剩的關鍵是處理好大量僵屍企業，對僵屍企業的處置就是做好減法。目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僵屍企業？兩種方式。一種行政方式，一種市場方式。什麼是行政方式？權威人士說「比如一些沒有效益的僵屍企業，有些地方非要硬撐着給貸款、給補貼」。這就是行政方式，而這種方式不可能解決問題。歷史上的教訓值得汲取。因為我們歷史上就是不斷的用這種方式，不斷的冒出新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財政部明確競爭性領域的經營型國企不再補虧。20年過去了，還在補虧及越補越嚴重，這是現實。因此，改革在倒退。改革不能倒退，競爭性領域虧損國企只能在市場中優勝劣汰，絕對不能靠補虧，越補越虧。不能救助企業，只能救助職工，這是原則，而且財政部早就明確這個原則了，現在仍然不能落實。

什麼是市場方式？就是依法治僵，這是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方式。依2007年頒布的新的《企業破產法》，這個破產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從美國聯邦《破產法》引入了「重整」的概念，美國的重整概念也是經歷過從1929年經濟危機到1978年，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美國才寫入了聯邦破產法，而這個重整概念全世界的破產法都已經引用了，我們2007年也引用了，這是國際慣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花旗銀行和通用汽車公司都經歷過破產重整。

新的破產法是三個概念，一個叫清算，一個叫和解，一個叫重整。也就是沒有價值的企業清算，有價值的企業重整。《破產法》是市場經濟的憲法，包括企業破產法，個人破產法，現在美國每年破產法一兩百萬件，而且根據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研究的結論是市場越發達破產越多。破產法是資源重新配置的一種最好的辦法。

目前提出多兼並少破產，20年前的國企脫困中也提出這個要求，多兼並少破產，可是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數，而且付出巨大代價。多兼並、行政結合，把虧損企業、僵屍企業交給好企業兼並，最後虧損企業沒解決，把好企業拖垮了，這種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歷史的經驗是要汲取的。我們要重新定義多兼並少破產，多兼並是在破產重整過程中進行的兼並，一定要進入破產程序，而不是用行政辦法多兼並，不是變相輸血式兼並。少破產是指在破產程序里盡量減少清算，我覺得只能這麼理解。

講一個案例，原央企上市公司「中核鈦白(002145,股吧)」ST之後大股東也救助過，但是越救越虧，員工三次上訪堵路，職工生活艱難，最後經歷了破產重整、浴火重生。

處理僵屍企業的7個關鍵問題。1、不能再用行政方式救助僵屍企業。目前的情況看，根據高法提供的數據，90%以上的企業都沒有進入破產程序，都是用行政方式維持或者處置。這個需要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的股東，包括民營企業的股東，包括債權人，包括法院，包括中介機構都應該要學習新的企業破產法，需要做啟蒙式教育和普及式教育。

2、破產重整如果僅做債務重組，不做資本重組，治標不治本，政策性破產和債轉股都搞過，都是做了債務重組沒做資本重組，因此，不解決問題。

3、資本重組的關鍵是尋找到產業重組的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中的良幣，以對職工的態度判斷。民營企業家中有良幣有劣幣，民營企業家的良幣職工是否接受，因為職工最關切自己未來的利益，市場經濟國家工會很強大，它在當中起到一個制衡作用，選擇誰和不選擇誰有關鍵一票，而我們沒有那樣的工會或者沒人代表工人群體的利益，那就要認真聽取職工的意見，由職工來選擇。

4、職工身份置換，職工走向市場。企業對職工不再承擔無限責任。中核鈦白每人補償十萬，真的發生變化了，原來是軍工企業，最典型的國有企業，又是最封閉的國有企業，今天發生了如此的變化，我確實感到非常欣慰，就是經過這場脫胎換骨的改革。

5、法院要積極受理企業破產申請，現在很多法院不願意接受破產申請，做一個破產案需要兩到三年，要扒幾層皮，法院考核法官按照判案數量考核，一個案子做三年，其他的民事案一年可以做50個，誰願意做這個？弄不好職工就堵到馬路上，堵到門口。這個問題需要解決。

6、債權人以主動態度向法院申請債務人破產。銀行要主動申請破產，現在銀行有很多顧慮，希望政府把錢都拿過來。而責任追究制使大家都害怕，干脆掩耳盜鈴，視而不見，擊鼓傳花。債權人盡量不要查封或者單獨查封企業的資產賬戶。對此，我們是有慘痛教訓的。常州有兩個非常好的紡織廠，定單也好，利潤也好，生產經營正常，結果突然一天早晨法警把兩個企業查封了，賬戶查封，資產查封，車間門口貼上封條，工人不能上班了。是母公司欠了銀行的債，銀行起訴母公司還債，母公司沒有現金就把子公司抵債封了，車間的設備都是國際一流的，一封一匹好馬變成死馬，本來好馬可以賣好馬的價錢，現在變成馬肉的價錢了，銀行的償債率非常低。如果我們用破產重整銀行的償債率是它的十倍，可是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7、大股東積極配合依法治僵，並籌集資金兜底職工安置費或身份置換補償金。如果大股東沒有錢政府有責任兜底，要兜員工的底，不能兜企業的底。

8、職工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轉變觀念，適應企業市場化。

9、兼並不能搞行政捏合，不能搞一幫一、一對紅。

我們團隊拍企業改革案例紀錄片，第一部已經拍完了，就是「中核鈦白」，用了兩年時間以當事人口述歷史的方式拍成紀錄片《絕境求生》，這是中國第一部，企業改革案例紀錄片，一個半小時，中央電視台已經播出了10分鍾短片，我們為依法治僵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可操作、可借鑒的案例。

還有一個問題要跟大家討論，如何正確認識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問題是極其敏感的問題，極其尖銳的問題。首先是國有資本，劉紀鵬院長最早提出這個概念不叫「國有資產」叫「國有資本」，國有資本流失分兩類，一類叫交易性流失，由於不評估，少評估，隱匿資產，轉移資產或者低價出售造成的流失，因為不規范或者當事人某種行為造成的。第二種叫體制型流失，就是腐敗、浪費、失誤造成的流失。給企業造成了非常大的損失，沒有改制的企業不存在交易性流失，但是仍然會發生大量的流失。我們現在認識有兩個誤區，第一叫法律不追溯以往。以現在拿現在的政策標准衡量過去發生的案例。 第二，不能將改革紅利當成流失。這個企業原來虧損或者微利，改革以後利潤增加了，認為當年就應該有這麼多利潤。這是改革紅利。改革過程必然會產生流失、改革中規范運作可以防止大的流失，因為我們現在改制的文件已經相當的嚴密了，當然還在不斷的出台新的文件，越來越嚴密，越來越規范。只要按照我們制定的文件規范運作，大的流失可以防止，小的流失永遠有，可以視為改革成本，因為水至清則無魚。而不改革天天在流失，不改革會造成更大的流失。同樣環境，有的企業盈利，有的企業嚴重虧損，同樣環境，同樣規模企業盈利水平相差巨大，有的企業常年嚴重虧損，每年補貼這都是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