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蒙著面紗的惡魔？

中等收入陷阱:蒙著面紗的惡魔??

————“中等收入陷阱”專題系列研究之一

趙偉 邵宇[i]

近年來，中國經濟崩潰論的信眾群體似乎在不斷壯大，對未來持有悲觀色彩的判斷，儼然變成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從地產崩潰論，國際陰謀論、到人口紅利或制度紅利結束論，對中國將跌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林林種種。事實上，過度悲觀或過度樂觀的判斷都是有失偏頗的。為更加清晰地勾畫出中國經濟形勢的全圖景，本文嘗試以大家廣為關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切入，以相對中性的視角，逐步展開分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一個神秘的漩渦

(一)不同發展階段的劃分

1、世界銀行給出的劃分標準

按照發展階段的不同，世界銀行將主要經濟體劃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類，通常以人均國民收入作為衡量標準。現實中，由於價格因素的影響，四大組劃分的標準會隨著全球經濟的變化而動態調整的。按照世行2009年的標準，低收入與中低收入、中低收入與中高收入、中高收入與高收入之間區分的閥值分別為人均國民收入995美元，3945美元、12195美元。

2、中國的發展水平

中國在1997年前后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低收入國家(1997年人均國民收入約800美元)，在2010年前后進入中高收入國家(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約4400美元)，隨后的時間里繼續趕超。2012年的數據來看，全球人均國民收入大致在略高於1萬美元的水平，中國大致略高於6000美元，動態調整后中低收入國家與中高收入國家的分水嶺閥值，我們預測大致在人均國民收入4600美元左右，中高收入國家與高收入的分界線預測大致在14000美元左右(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的分界線預計在人均國民收入1150美元附件)。由此來看，2012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超出中高等收入門檻30%，但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還有比較遠的距離，人均國民收入連高收入國家門檻的一半都沒達到。

圖 1:不同發展階段劃分的標準:以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計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2:各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劃分:中國的位置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3、不同省市發展階段的區域分化較大

不同省份的發展階段不太一樣。按照世行對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我國28個省和4個直轄市目前都已經邁過中低收入的門檻。區域上來看，天津已經步入高收入群體，上海、北京處於高收入群體的門檻附近；東部沿海省份中江浙、廣東、遼寧、山東、福建等發展較早的省份目前已經處於中高收入群體中人均國民收入偏高的行列，中部省份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目前處於中高收入群體中人均國民收入偏低的行列；而西部省份如云南、貴州、甘肅、廣西等地目前仍處於中低收入群體。

事實上，上海早在2000年之前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步入高收入群體的省份，05年前后上海的人均GDP仍居國內首位，與北京、天津同處高收入群體；08年之后北京、上海的經濟增速略有回落才導致當前格局。

總體來看，東部省市發展較早，目前已經從早期簡單粗放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集約化增長模式逐步轉變，政府定位也從早期的建設型政府逐步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這一點從近年來東部省市投資率與經濟增速的明顯降低中可見一斑。相對應的，這些最早實現發展並最早啟動轉型的省市，其主導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分工也在逐步提升。中西部省市仍處於后發經濟典型特征的“追趕”期，這一點從投資率與經濟增速上表現的非常明顯。

圖 3:2012年各省直轄市所處發展階段與經濟增速對比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4:2012年各省直轄市所處發展階段與投資率對比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1、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與內涵

談完經濟體不同發展階段的分類標準之后，我們再來談談“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與內涵。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描述的是后發國家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模式不可為續，學習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方式技術進步又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潛力空間消失、增速大幅波動或長期陷入停滯，早期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不斷增加並集中爆發。這使得整個國家如同陷入了一個漩渦，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無法真正意義實現轉型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而轉型陷入失敗。國際經驗來看，后發經濟體從低收入向中低收入邁進的過程，通常“追趕效應”占主導；步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前期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經濟、社會矛盾會不斷加劇並逐步爆發，最容易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力等拉美國家，以及亞洲國家中的馬來西亞等國。拉美國家的案例大家探討的比較多，這也是為何大家經常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理解為經濟拉美化風險的緣故。

圖 5:拉美四國人均GDP歷史走勢:1960-1990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6:拉美四國人均GDP歷史走勢:1990-2012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世界銀行，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2、“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案例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四國的例子講的比較多，四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也都較為坎坷。其中，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即已經步入高收入群體，但是經濟發展的整個歷程非常波折，1963年前后至今一直處於中等收入群體，2002年債務危機爆發后甚至一度跌至中低收入國家。墨西哥、智利在1960年前后已步入中高收入國家，但是兩國的經濟發展路程也不順利，墨西哥1987年前后經濟大幅波動並在此跌入中低收入國家，1989年才重回中高收入群體；智利在1975年前后也出現經濟顯著回落並跌回中低收入群體，1982年和1983年再次出現經濟顯著回落，並導致1983年至1990年時段持續停留在中低收入群體。巴西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低收入國家經過十多年時間的發展大致在1973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體，但在1980年代之后的較多時段經濟發展滯緩，1983年、2001年和2002年一度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體。

阿根廷的例子講的比較多，阿根廷整個經濟的發展狀態一直很不穩定。早在1960年之前阿根廷就已進入高收入群體，但隨后又掉回中等收入群體，截至目前仍未能重返高收入群體。在這一過程中，阿根廷可謂命運坎坷:政治層面，經歷1983年的民主化運動及隨后軍方勢力的反撲、以及一段時期的政治動盪；政策層面，經歷了激進式的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及其他金融自由化手段，但隨后不久因經濟金融體系的癱瘓而緊急叫停，並於1983年和1985年兩輪啟動貨幣改革方案[ii]，最終被迫1991年開始重啟固定匯率制，緊盯美元且可以自由兌換；經濟層面，經歷了非常嚴重的惡性通脹，整個80年代都陷入惡性通脹的泥潭，通脹率最高的1989年超過3000%，最低的1986年也有74%，加上本世紀初債務危機的爆發[iii]等，一半以上的時間經濟陷入蕭條或不斷萎縮的狀態。

圖 7:阿根廷的人均GDP及實際GDP增速

資料來源: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8:阿根廷的GDP平減指數

資料來源: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亞洲國家中也出現過類似問題，馬來西亞的表現最為明顯。馬來西亞在1963年前后進入中低收入群體，並出現了較長一段時期GDP年均7%以上的經濟快速增長期，1978年前后一度沖入中高收入群體，但隨后在1985年前后經濟陷入停滯，重新回到中低收入群體，並於1991年前后才再度回到忠告收入群體。

圖 9:亞洲七個后發經濟體人均GDP走勢:1960-1990

資料來源: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10:亞洲七個后發經濟體人均GDP走勢:1990-2012

資料來源:Wind，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二、模糊的界定，提示或然的風險

兩次世界大戰帶給全球的不僅是破壞，還有新的全球經濟格局。隨著美國的崛起，全球經濟逐漸演化的故事變成，只有加入了美國主導的“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的全球產業鏈條中，才有機會分的全球化大生產的一杯羹。但是，后起國家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帶來的效率提升的同時，如果沒有培育起國內的核心競爭力，國內產業鏈過於單一，就會導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時國內經濟的脆弱性不斷增強，在謀求升級的時候又經常會遇到先發國家的技術壟斷、國際規則的制定與修正、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以及先發國家經濟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種種制肘。最終導致，這些國家掙扎在中等收入階段，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只能陷入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階產品或服務生產環節。從這種意義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更多闡釋的是經濟轉型失敗的風險，或者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上無法實現升級或升級失敗的風險。

(一)“中等收入陷阱”提示的是轉型升級失敗的風險

1、經濟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

從主要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區間向中低速增長區間的下臺階是必然，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區別在於，經濟增速的回落是由於轉型失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的下臺階，還是在成功步入高收入群體之后、隨經濟驅動因素轉向技術創新而出現的“自然”回落。蔡洪斌(2011)將經濟發展階段分成三個階段:要素驅動、效率驅動與創新驅動。認為，發展初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后發國家很容易通過要素驅趕階段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但該階段的經濟增長會帶來社會流動性變差、資源設定低效，經濟效率難以提高等問題，並導致經濟長期發展停滯。也有學者將后發國家發展的三階段歸結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認為，第一個階段的驅動力在於低廉的要素價格、第二階段在於通過購買先發國家的技術或產業鏈，最快速度的形成產業規模與效率提升，第三階段實現與先發國家發展水平的趨同。“中等收入陷阱”往往發生在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或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的過程中。

2、“陷阱”反映的是在全球分工定位上的停滯或倒退

我們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越加深入的背景下，很多國家仍處於被邊緣化或半邊緣化的境況，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區的低收入國家等陷入貧困問題的地區，這些國家因為貧困而衍生出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等，進一步加劇了貧困的發生，導致長期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解脫，學界又將其稱為“低收入陷阱”。二戰之后，美國主導的“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全球化分工體系日漸成熟，后發國家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充分利用初始稟賦優勢，可以實現較快經濟增長。除中東等典型資源國之外，多數生產國特征更明顯的區域，其經濟發展的歷程更多意義就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上演變的歷程。

進入全球化分工體系的早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他們在早期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充分利用國外技術實現早期“追趕”。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進出口貿易對國內經濟的貢獻不斷提升，國內經濟實現了較快速度的增長，由早期初級產品加工為主，逐步形成較完備的加工貿易產業鏈。但總體來看仍處於全球產業鏈上相對低階的位置，貿易結構也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而且，隨著要素成本的不斷提升，傳統產業的競爭優勢會逐步下降，前期積累的社會、環境等各種問題會集中爆發。若要在全球分工鏈條上實現更進一步的升級，進一步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則必須向技術開拓、創新驅動逐步轉型。后發國家中由於制度設計、貧富差距等方面的天然缺陷，使得他們在這個跨越期往往會陷入較長一段時間的糾結、倒退、甚至可能一蹶不振，像步入進入全球化分工體系之前的“低收入陷阱”一樣進入另外一個“漩渦”，即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講，“中等收入陷阱”與“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認為是反映了在全球價值分工鏈條上升級不成功的結果。

圖 11:落入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增速表現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Maddison(2010)，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12:不同發展階段“收入陷阱”:基於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視角

資料來源:劉世錦(2011)，Ohno(2009)，曾尊固等(2003)，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二)“中等收入陷阱”提示或然風險，並非必然結果

1、中等收入陷阱提示的是一定發展階段的或然風險

事實上，換個角度來講，“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個或然的風險，而非必然的結果。人均GDP進入風險高發區間，不必然就會陷入經濟增長長期滯緩的“泥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由早期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加工貿易為主，逐步向技術與創新驅動的生產性活動、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務貿易轉型，都在較短時間內就比較順利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群體。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體，1980年前后分別進入或接近高收入群體，但在高收入門檻上下停留了有5年以上時光，隨后伴隨著政治制度層面由專制或威權逐步轉向民主、經濟體制層面由傳統加工制造轉向商貿與金融服務等高階服務貿易，在這一階段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顯著變化，與此同時兩個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上的地位也出現了明顯抬升。與香港和新加坡有所不同，台灣和韓國的發展略微滯后一些，台灣和韓國分別在1976年至1978年前后進入中高收入群體，分別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就跨入了高收入群體，但是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二者發展速度有所放緩，97年金融危機時韓國曾一度再次掉回中高收入群體。相比香港和新加坡，台灣和韓國在進入高收入群體之后人均GDP進一步抬升的空間要小很多，這或許與兩個經濟體在全球價值分工中的定位有關。兩個經濟體都屬於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生產者”的角色，從早期依托國外技術主導下的初級產品加工逐步升級，經過數十年發展掌握了一定技術與管理能力並能夠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但一直無法成為創新與研發驅動的全球領先者(圖14)。這使得他們在全球價值分工進一步晉升受阻，能夠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只能停留在高收入群體中相對低的水平，這一點台灣表現的相比而言更為明顯，上世紀80年代台灣的發展狀況一直是好於韓國的，05年之后開始落后於韓國。

圖 13:“亞洲四小龍”人均GDP:1960-1990

資料來源:IMF，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圖 14:“亞洲四小龍”人均GDP:1990-2012

資料來源:IMF，平安養老險固定收益部

2、全球分工體系成型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越加凸顯

事實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更多也是近些年才逐漸突出出來的問題，先發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比較少類似問題。美國、加拿大、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1960年以前就進入了高收入群體，而且人均GDP一直處於全球主要國家的最前列；二戰之后的德國發展迅速，也於1960年之前進入高收入國家；意大利在1961年前后進入高收入國家。后起之秀的日本在1960年之前進入中高收入群體，1968年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多發生在一些后發國家中，拉美國家和部分東盟國家尤其典型。最有趣的莫過於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已步入高收入群體，1963年前后重新掉回中高收入群體，並在債務危機發生后一度回落至中低收入群體，出現了類似“逆成長”的發展。巴西、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和泰國及南非等國也都出現過類似“逆成長”的發展經歷，這種逆成長出現的時點也比較有趣，多發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

從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角度來看，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美國主導的“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三元格局的全球產業鏈條逐漸成型，全球經濟由早年的殖民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度，經濟與貿易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后發國家在加入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早期，根據初始稟賦的優勢合理定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屬於早一批受益於全球“三元格局”中生產國地位帶來發展機遇的經濟體，沒有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繼續強化的全球“三元格局”中實現了產業升級或找對了自身定位，培養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陷阱”問題主要集中在過度依賴傳統增長模式、國內經濟結構相對脆弱、產業結構升級無望或升級失敗、戰略政策失誤、社會問題頻發的拉美國家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從全球產業鏈升級的角度來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事實上是傳統模式枯竭與產業升級失敗的故事，如我們在圖12中的闡釋。

表2:主要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時點(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