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Beats 律動財經
人類歷史上有幾次大規模的地理數據採集行動,每一次都改變了權力的格局。
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派出艦隊繪製海圖,誰掌握了準確的航線,誰就掌握了貿易和殖民的主動權。
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測繪局製作了覆蓋全球的軍事地圖,艾森豪威爾後來說,盟軍能贏,地圖是其中一個關鍵。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用間諜衛星拍攝對方的領土,圖像分析師每天的工作就是盯著模糊的衛星照片,數對方導彈發射井的數量。
這三次行動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國家行為,都是秘密進行的,都需要巨額的軍事預算,而普通人對此一無所知。
2016 年夏天,5 億人自願拿起手機,走進公園、走上街頭、走進商場,用攝像頭掃描周圍的一切,他們在玩一款叫 Pokémon Go 的遊戲。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正在參與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次地理數據採集行動。每人每次出門,都在無償地將全球建築物的地面視角圖像上傳到伺服器。
這款遊戲的創始人 John Hanke,剛開始做 Pokémon Go 的時候,確實只是想做一款好玩的 AR 遊戲。不過十年後,他做出來另一個選擇,讓這些數據流向了 AI 和軍事應用。
這個選擇的背後有一條讓人細思極恐的線索:Hanke 在 2001 年創業時,拿到的第一筆錢,就來自 CIA。
1996 年,John Hanke 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斯商學院拿到 MBA 學位,然後做了一件在那個年代看起來相當莽撞的事,互聯網創業。
他的第一家公司叫 Archetype Interactive,做的是一款叫《Meridian 59》的角色扮演網遊,這是歷史上最早的 3D 網遊之一,比《魔獸世界》早了將近十年。這家公司後來被 3DO 收購,Hanke 拿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2001年,他創立了Keyhole。
他做這家公司有一個願景,他想把衛星圖像拼接成一個可以互動的地球儀,讓任何人都能用電腦螢幕看到地球的任何角落。那時候,美國家庭的平均網速是56Kbps,加載一張高清圖片要等上半分鐘,Keyhole 的產品需要實時流式傳輸衛星圖像,技術難度可想而知。
但有一個機構立刻看出了它的價值,那就是CIA 旗下的風險投資機構In-Q-Tel。
In-Q-Tel成立於1999年,是CIA 局長George Tenet親自推動設立的。它的運作邏輯從來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讓情報機構用商業投資的方式,把最前沿的民用技術引入情報體系。
那時,衛星圖像只能看到頂部,而情報分析需要的是地面視角,比如建築的側面、街道的佈局、出入口的位置、周邊環境的遮蔽情況。Keyhole 在做的事情正好能滿足這個需求。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的前幾週,In-Q-Tel完成了對Keyhole的投資。很快,Keyhole 的技術被實際用於戰場態勢分析,軍事分析人員用它來研究巴格達的街道佈局和薩達姆宮殿的建築結構。
2004年10月,谷歌以數千萬美元將Keyhole收購。Keyhole 的核心技術變成了後來改變世界的Google Earth,Hanke 本人也進入谷歌,擔任地理產品副總裁,開始主導一個規模更大的項目。
幾乎在同一時期,Peter Thiel 拿著賣掉PayPal賺來的數千萬美元,創立了一家名為Palantir的公司。公司名字來自托爾金《指環王》裡的水晶球。Palantir 的想法是,用大數據分析幫助情報機構在海量信息中找到恐怖分子的蹤跡。
在硅谷主流風投對其嗤之以鼻時,In-Q-Tel 同樣成為了Palantir最早的背書者和投資人,CIA 本身也成為了Palantir的第一個客戶。
進入 Google 之後,Hanke 主導了那個後來引發全球爭議的街景項目。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嘗試使用攝像頭來記錄全球的街道。 Google 專門設計了一種頂部 360 度攝像頭陣列的特製汽車,從 2007 年開始在全球各地行駛,覆蓋了 60 多個國家,拍攝了數十億張照片。 這些照片被拼接成連續的街道視圖,任何人都可以在 Google 地圖上走進任何一條街道。
這是一個改變了人類空間感知方式的產品。 但在 2010 年,一場醜聞徹底改變了外界對這個項目的看法。
德國監管機構漢堡數據保護局在檢查中發現,這些街景車在拍攝街道的同時,還在秘密截取沿途家庭和企業的 Wi-Fi 數據包,截取的內容是完整的數據流,包含密碼、電子郵件內容、醫療記錄、銀行信息,甚至是用戶正在瀏覽的網頁內容。
這一行為在德國、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西班牙等多國觸犯了通訊隱私法。 Google 在全球面臨巨額罰款,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啟動了調查,美國司法部也介入其中。 最終, Google 在美國支付了 700 萬美元的和解金,在法國被罰款 10 萬歐元,在德國、澳大利亞等地也分別支付了罰款。
面對鐵證如山, Google 給出的官方解釋是「技術失誤」。 一名叫 Marius Milner 的工程師在代碼中「無意」引入了數據截取功能,而管理層對此毫不知情。
這套代碼在全球數百輛車上運行了整整三年,採集了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數據,沒有任何一個人在內部舉報,也沒有任何一個管理層人員叫停。 美國 FCC 的調查報告後來披露, Milner 在內部文件中曾明確描述過這套代碼的功能,而這份文件被分發給了多名 Google 工程師。
扯下這塊遮羞布,你會看到真正的硅谷共識:數據的底線從來不是什麼物理屏障,而是可以被他們暗中隨意搓揉的橡皮泥。 被發現的代價是道個歉,交一筆對於 Google 來說九牛一毛的罰款,然後繼續。
更值得注意的是 Google 在這次事件中的處理方式。 它拒絕向各國監管機構提交完整的數據內容,以「工程師個人隱私」為由阻止了對 Milner 的直接調查,並且在多國的調查結束後,依然保留了這批數據長達數年。
揣著這套先越界掠奪、再花錢買原諒的流氓邏輯,Hanke 在 2010 年前後動了離開谷歌的心思,準備另起爐灶。
2015 年,Hanke 正式創立 Niantic。公司最初於 2010 年開始在谷歌內部孵化,後來獨立出來,獲得了來自谷歌、任天堂和寶可夢公司的 3000 萬美元融資。
2016 年 7 月 6 日,Pokémon Go 上線。上線一週,日活用戶超過 2100 萬,超過了 Twitter 的日活。上線 60 天,下載量突破 5 億次。在美國,這款遊戲的日活用戶一度超過了谷歌地圖。
人們像中了降頭一樣在公園狂奔,在十字路口像木樁子那樣杵著,把手機攝像頭怼向周遭的每一個角落,就為了抓住屏幕裡那只皮卡丘。這種癲狂甚至演變成了荒腔走板的鬧劇,有人為了抓寶可夢翻進別人的後院,有人開車時盯著屏幕一頭撞上大樹,甚至還有愣頭青跑到新西蘭警察局門口,一本正經地問警察能不能放他進去抓個精靈。
但如果你把遊戲的每一個核心機制拆開來看,會發現這套機制的每一個設計,都在最大化地採集用戶的傳感器數據。
遊戲中的任務會定向驅動玩家前往特定地點,用攝像頭掃描建築;精靈巢穴讓玩家反覆前往同一地點,幫助系統構建該地點的多角度 3D 模型;道館機制讓玩家長時間停留,採集室內和周邊環境的詳細數據;AR 模式直接調用攝像頭,將虛擬 IP 重疊在真實環境上,同時完成對現實場景的圖像採集。
每一次捕捉,手機上傳的不只是一張照片,而是一個包含 GPS 座標、手機朝向、仰角、移動速度的完整傳感器數據包。這些數據被實時上傳到 Niantic 的伺服器,經過處理後,逐漸拼接成一張覆蓋全球的精細地理數據庫。
Niantic 把這套系統叫做「真實世界平台」。不可否認,它為數億玩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 AR 娛樂體驗。但在商業與技術的底層邏輯中,這款風靡全球的遊戲客觀上充當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效的地理數據採集網路。玩家們追逐的是童年的夢想,而系統悄然收割的,是構建數位孿生世界不可或缺的空間座標。
遊戲上線初期,iOS 版本甚至悄悄申請了谷歌帳號的完全訪問權限,理論上可以讀取用戶的所有郵件、谷歌雲端硬碟文件和搜索歷史。這一權限在被安全研究員 Adam Reeve 公開披露後,引發了美國國會的關注。參議員 Al Franken 向 Niantic 發出了正式質詢信,要求解釋為何需要如此廣泛的權限。Niantic 隨後撤銷了這一權限,解釋依然是那句熟悉的「技術失誤」。
當時,各國政府的反應出奇地迅速,很多國家都直接封禁了這款遊戲。這些國家的判斷,在當時被一些媒體嘲笑為陰謀論。但在今天看來,他們只是比其他人更早意識到,一款讓 5 億人自願舉起攝像頭掃描全球建築的遊戲,本質上就是一台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地理數據採集機。
而且,這台機器的運營成本,全部由用戶自己承擔,包括流量費、電費、手機折舊,以及走路的時間和體力。
時間來到 2025 年,Hanke 把 Pokémon Go 賣了。
買家是遊戲公司 Scopely,而 Scopely 背後的真實出資方,是沙特主權基金 PIF。PIF 是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主導的主權財富基金,管理資產超過 7000 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之一。它的投資組合包括 Uber、Lucid Motors、任天堂,以及一系列西方科技公司的股份。
這筆交易意味著,全球數億玩家九年來積累的歷史位置數據,其所有權鏈條現在指向了利雅得。
沙特主權基金為什麼要花 38.5 億美元買一款日活用戶已經從峰值大幅下滑的手遊?
答案或許不在遊戲本身,而在遊戲背後那張覆蓋全球的位置數據網路。Pokémon Go 的玩家數據包含了數億人在過去九年裡的精細移動軌跡,他們住在哪裡,在哪裡工作,每天經過哪些地方,在哪些建築裏停留了多長時間。這是任何廣告公司、情報機構或城市規劃部門都夢寐以求的數據集。
但這筆交易最精妙的地方在於 Niantic 沒有賣掉的東西。
Hanke 保留了那 300 億張圖像,保留了那套經過九年持續優化的地理數據庫,以及基於這批數據訓練出來的大地理空間模型。他用這些資產成立了新公司 Niantic Spatial,並在 2026 年 3 月公開宣布與外賣機器人公司 Coco Robotics 合作,Coco 的機器人在洛杉磯和達拉斯的街道上送外賣時,使用 Niantic Spatial 的 LGM 進行厘米級精度的視覺定位,即使在 GPS 信號不穩定的城市峽谷中也能準確導航。
但商業機器人只是這套技術的民用展示窗口。
2025 年 12 月,Niantic Spatial 與防務公司 Vantor 簽署了合作協議,將 LGM 用於 GPS 拒絕環境下的軍事無人機導航。
所謂「GPS 拒絕環境」,是現代戰場上越來越普遍的一種狀態,即通過電子戰手段干擾或欺騙 GPS 信號,使依賴衛星導航的武器系統失效。在烏克蘭戰場上,俄軍的 GPS 干擾設備已經讓大量無人機迷失方向。Vantor 的解決方案,是讓無人機用攝像頭「看」地面,通過與 LGM 中存儲的地面視覺特徵進行比對,來確認自己的位置。
而 LGM 裡存儲的那些地面視覺特徵,正是來自那 300 億張 Pokémon Go 玩家拍攝的圖像。
一條完整的鏈條終於浮出水面。CIA 投資的地圖公司,變成了一款全球最大規模的地面視覺數據採集遊戲,這些數據被用來訓練 AI 的地理空間模型,最終成為了軍用無人機的導航系統。
就在同一時期,當年同樣由 CIA 孵化的 Palantir,其 CEO Alex Karp 正在公開場合毫不避諱地宣稱,AI 正在重塑現代戰爭的形態。Palantir 的 AI 平台 AIP 已經被部署在烏克蘭戰場,幫助烏克蘭軍隊進行目標識別和打擊決策。在加薩,Palantir 的系統被以色列國防軍用於情報分析。
情報資本在矽谷同時種下的兩顆種子,Hanke 和 Thiel,一個從物理世界採集數據,一個從數位世界分析數據。在二十年後,他們在 AI 軍事化的終點處會師了。
2025 年,Hanke 在 Niantic Spatial 的官方部落格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未來 10 兆美元的 AI 投資,應該流向物理世界》。
他的邏輯是大型語言模型已經教導 AI 說話,但 AI 要真正走進現實世界,例如去駕駛汽車、操作機器人、在城市中自主行動,還需要一樣東西,那就是對物理世界的空間感知。Niantic Spatial 要做的,是成為 AI 時代的 Google Maps,一個所有機器人和 AI 代理共享的物理世界座標系。
這個願景聽起來完全正當。但它掩蓋了一個從來沒有人公開說清楚的前提:這套座標系的數據,來自 5 億個從未同意將自己的位置數據用於軍事應用的普通用戶。
2016 年,你在註冊 Pokémon Go 時點擊同意的那份隱私條款裡,寫着「我們可能與第三方合作夥伴共享數據以改善服務」。沒有人知道這些合作夥伴是誰,沒有人知道「共享」的邊界在哪裡,更沒有人預料到「改善服務」最終會包括幫助無人機在戰場上導航。
當這批數據流向軍事應用時,沒有一個監管機構介入,沒有一個用戶收到通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框架能夠追溯這條數據流轉鏈條。
這裡有一個對比,值得我們認真想一想。美國政府以「數據可能被中國政府獲取」為由,要求字節跳動強制剝離 TikTok 的美國業務,並在國會舉行了長達數小時的聽證會。而 Pokémon Go 的數據被賣給沙特主權基金、被用於軍事應用,美國政府卻保持了沉默。這種雙重標準背後的邏輯,從來都不是數據安全,而是地緣政治。數據的安全性,取決於它流向誰的手裡。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不只是 Pokémon Go 的問題。Meta 的智能眼鏡正在持續掃描用戶周圍的環境,蘋果的 Vision Pro 在建立室內 3D 地圖,Waymo 的自動駕駛汽車在重建城市道路的精細模型。這些數據收集行為與 Pokémon Go 沒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在 AI 時代,每一個帶攝像頭的消費級裝置,都是潛在的地理數據收集節點。而用戶對此幾乎毫無意識。
現在,是時候對這條隱秘的商業暗網進行一次徹底的穿透了。
2016 年的夏天,一個普通人為了抓只皮卡丘舉起手機,無意間掃過了一棟樓的牆壁。
這張隨手拍下的照片被悄無聲息地上傳進伺服器,和另外三百億張同類照片一起,訓練了一個大型地理空間模型。
接著,這個模型被裝進一家叫 Niantic Spatial 的新外殼裡,別忘了,這家老闆當年拿的可是 CIA 的啟動資金。
如今,它正為戰場上失去 GPS 信號的殺人無人機充當著電子眼。
而那套遊戲本身早已標價 38.5 億美元,倒手賣給了那個熱衷於跨國監聽的沙特主權基金。
拆開來看,這條利益鏈上的每一環都乾淨得讓人挑不出毛病,全在合規的框框裡。但一旦嚴絲合縫地咬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頭沒有任何法律能拴住的利維坦。
這或許是數位時代最令人深思的悖論。一套在陽光下運轉、符合商業合規邏輯的系統,其最初的動力源於人們對純粹快樂的追求,最終卻可能在資本與地緣政治的裹挾下,成為冰冷戰爭機器的一部分。
也許 Hanke 最初只想做一個好遊戲,但在情報資本的注視下,這些數據最終無可避免地流向了最暴利、最血腥的出口。Hanke 確實沒撒謊,他只是把最血腥的那半句咽回了肚子裡。而那些被隱去的台詞,此刻正越過某個戰場的地平線,化作制導炸彈撕裂空氣的呼嘯。
2026 年 2 月 28 日上午 10 點 45 分,呼嘯聲出現在了伊朗霍爾木茲甘省的米納布市。
一枚美軍的戰斧巡航導彈精準擊中了當地的 Shajareh Tayyebeh 女子小學,兩層教學樓瞬間坍塌,175 人死亡,絕大多數是 7 到 12 歲的小女孩。這所學校緊鄰著伊朗革命衛隊的海軍基地,曾經是伊朗革命衛隊的軍產,後來改建成了學校。但在五角大樓那套被 Palantir 和頂級 AI 駕動的目標識別系統眼裡,它依然是個必須被拔掉的軍事据點。
沒有人知道,在這座決定了這近 200 條生命生死的龐大數據庫裡,有沒有哪一個致命的建築特徵,是十年前某個普通人舉著攝像頭在街頭掃街時免費採集的。但我們清楚的是,在這個由無數個攝像頭、矽谷數據販子和軍工複合體聯手焊死的絞肉機裡,「科技向善」的春藥早就失效了。它最終吐給現實世界只有冰冷、盲目且精確制導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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