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0 日，据 Inner City Press 報導，正在加州 Terminal Island 監獄服刑的 FTX 創始人 Sam Bankman-Fried（SBF）正積極尋求翻案，其母親、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 Barbara H. Fried 代為提交的 pro se（自行辯護）重審動議已正式遞交法院。這份長達 35 頁的文件援引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Rule 33 和新發現證據，強烈要求推翻其 2023 年欺詐定罪及 2024 年對其判決的 25 年監禁。

動議重點爭辯包括：關鍵證人（如前 Alameda Research 聯席 CEO Ryan Salame 和前 FTX.US 高管 Daniel Chapsky）未出庭作證，導致審判存在嚴重缺陷；檢察官涉嫌隱瞞證據；整個過程受政治因素影響，SBF 隱晦表達是拜登政府「針對性打擊」的受害者。

SBF 此次提交的證據和論述並非旨在直接證明其「無罪」，而是採取了一種質疑司法審判程序漏洞的法律策略。

核心指控一：被「定製」的證人與司法綁架

動議指控檢方通過威脅和誘導，策反了核心圈子，並讓對其有利的證人「消音」。

例如前 Alameda Research 聯席 CEO Ryan Salame 的缺席。動議引用了 Salame 在 2024 年 8 月後的公開表態（包括 Tucker Carlson 的採訪）作為新發現證據，揭露檢方為了阻止 Salame 出庭證明 SBF 的清白，威脅起訴 Salame 的伴侶 Michelle Bond。

對於出庭作證指控 SBF 的前工程主管 Nishad Singh，動議披露在審判前的面談中，當 Singh 最初的陳述不符合檢方預期時，檢察官曾憤怒地「拍桌子」，斥責 Singh 的記憶「不可信」。

SBF 認為，正是這種高壓恐嚇導致 Singh 隨後被迫改變了證詞。動議正式要求法院命令檢方交出相關的面談筆記，以證明檢方隱瞞了這一脅迫過程。

​核心指控二：消失的「負債」與 fiat@ftx.com 之謎

​SBF 提交了前 FTX 數據科學主管 Daniel Chapsky 的宣誓聲明，從數據層面反駁了挪用指控。

動議指出，檢方曾將 fiat@ftx.com 帳戶中的巨額負餘額作為 SBF 挪用客戶資金的鐵證。然而，Chapsky 在聲明中反駁稱，檢方的解釋是「根本性的失實陳述」。

他指出，該帳戶的負餘額對應的是 Alameda 在鏈下持有的現金和資產。檢方只向陪審團展示了「借方」的負數，卻故意忽略了對應的「貸方」資產，從而凭空製造了數十億美元的虧空假象。

Chapsky 的數據分析進一步顯示，如果在 2022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正確核算，Alameda 在 FTX 上的帳戶實際上保持著約 20 億美元的正餘額。檢方和專家證人 Peter Easton 故意只展示某些特定的負餘額子帳戶，誤導了陪審團。

​核心指控三：破產律所 S&C 的「資產抹除術」

​SBF 還將矛頭指向了負責 FTX 破產重組的律所 Sullivan & Cromwell (S&C)。他指控 S&C 為了配合檢方的定罪邏輯並賺取天價律師費，人为地制造了「資不抵債」。

​動議指出，FTX 在破產時擁有價值高達 84 億美元的風險投資組合（包括對 Claude AI 開發公司 Anthropic 的投資）。但在破產初期，S&C 和檢方為了坐實資金缺口，將這些流動性稍差但價值巨大的資產人為地記為零或極低價值。

SBF 強調，破產團隊最終確認客戶將獲得 119% 至 143% 的現金賠付，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他在審判期間主張的「FTX 具有償付能力、錢沒有丟」是真實的。

​核心指控四：政治針對與法官偏見

​最後，SBF 打出了政治牌和程序牌。他暗示自己是拜登政府「政治戰爭」的受害者。作為曾經的民主黨大金主，他在出事後被迅速切割並重判，是為了平息公眾怒火。

​此外，鑒於主審法官 Lewis A. Kaplan 在此前庭審中多次駁回辯方關於「FTX 有償付能力」的證據，SBF 在動議中不僅要求重審，還明確提出要求 Kaplan 法官回避，理由是法官表現出了極端的偏見，已無法公正裁決此案。

​這場突圍戰，註定是困獸之鬥？

Rule 33 動議要求證據必須是審判後「新發現」的，且辯方在審判期間無法通過「盡職調查」獲得。法官很可能裁定，Salame 和 Chapsky 在審判期間是已知的潛在證人，辯方未能傳喚他們屬於策略選擇或客觀困難，而非「新證據」。

並且，FTX 賠付率高（甚至超過 100%）並不能反證 SBF 當時沒有挪用客戶資金。只要未經授權使用了客戶資金（無論目的），犯罪即刻成立，後續資產是否增值在法律定罪上通常被視為無關，僅可能影響量刑。

​對於指控脅迫，除非有確鑿的錄音或書面證據證明檢方直接脅迫（如「拍桌子」的具體錄音），否則法官通常傾向於採信檢方的程序合規性說明。

​此外，要求一位資深聯邦法官因「偏見」而自我回避，在司法實踐中極少成功，除非有極其明顯的利益衝突證據。否則這種指控甚至會進一步激怒司法系統，被視為對法庭的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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