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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詩巍律師 |從遊戲幣到加密貨幣：虛擬資產案件中的罪名適用路徑與數額認定爭議（下篇）

金色財經2025-12-22 08:30

本案從一則上海法院的刑事判決切入，所涉及的是傳統遊戲行業中，員工利用工作權限修改後台數據並轉售遊戲幣獲利的行為。儘管遊戲幣與加密貨幣並非同一範疇，但在當前司法體系對 Web3、虛擬資產、加密貨幣犯罪尚缺乏明確立法指引、裁判尺度尚未成型的情況下，辦案人員往往會將遊戲行業的虛擬財產案件作為類比基礎，用以推斷 Web3 領域刑事案件的法律屬性、虛擬資產的財產性質以及行為的定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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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辦理涉加密資產的刑事案件時，律師研究傳統遊戲領域刑事案件的價值在於，更好地了解辦案人員處理虛擬資產案件時的思路和判斷方式，從而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針對性地制定訴訟策略，提升溝通的有效性。

I 本文作者：邵詩巍律師

在本文《上篇》當中，我們對於虛擬貨幣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屬性進行了討論。本文繼續討論在傳統遊戲行業與 Web3 領域的刑事案件中，涉案金額究竟應當如何認定？

如何認定本案的涉案金額？

在上海案件當中，法院在考慮被告人量刑幅度時，既沒有直接採用遊戲幣的標價，也沒有簡單以行為人實際售出的價格作為定案依據，而是綜合多項因素予以考量。該案的處理方式，對於律師辦理涉加密貨幣領域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基於此，邵律師結合本案的思路及自身辦案經驗，對相關數額認定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第一，法院認為，遊戲幣定價與其成本之間的關係較弱。與有體物不同，遊戲幣作為虛擬財產，一次產出後即可無限銷售，遊戲商在搭建完遊戲系統後，僅需在系統內修改少量代碼，即可無限產出遊戲幣。雖然沈某對其違規添加、新增的遊戲幣定價100萬元，但其僅實施了簡單的修改數據行為，幾乎沒有成本。

在加密貨幣領域，同樣存在「名義價格」與「實際價值」嚴重不符的情況。Web3 項目方發行的代幣即便設定了發行價、估值或不可增發機制，但這些價格往往僅是項目內部的經濟模型設定，與其在真實市場上的可實現價值並不等同。因此，在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涉及職務侵占、盜竊、詐騙等罪名時，必須從「流動性—市價—可實現價值」三個層面進行區分。

首先，流動性是價值能否實現的前提。BTC、ETH 等主流幣具備深度流動性，市場供需關係相對穩定，司法機關可以獲得較為客觀的參考價格。而許多 meme 幣、項目方內部發行的代幣，甚至部分仍處在私募輪、未上線交易所的 Token，其交易深度極淺，買賣雙方高度依賴項目方控制，根本不具備真實的市場流動性。

其次，所謂「市價」未必是司法可採用的價格。大量代幣在鏈上呈現的價格，可能是由項目方做市、少量成交甚至「拉盤」行為形成。其價格並不具備普遍性和可替代性，難以反映真實價值。例如，一個代幣在交易所上標示 1 美元，並不意味著行為人能夠以此價格賣出全部涉案數量。

最後，司法認定中更關鍵的是可實現價值。即：在不顯著影響市場價格的前提下，該代幣在現實中究竟能夠以何種價格被變現。可變現金額才真正與財產損失、違法所得、涉案金額相關。對於流動性弱、交易深度淺或由項目方自設價格的代幣，若以其「鏈上顯示的名義價格」計算涉案金額，極可能導致量刑結果明顯失衡。尤其是在 Web3 領域，代幣受到項目風險、監管政策、交易所規則等因素影響，隨時可能被下架，一旦失去交易渠道，其價格甚至可能瞬間歸零，這進一步說明「名義價格」並不能真實反映代幣價值。

因此，在行為人涉嫌職務侵占或其他數額型犯罪時，是以「侵占時點的鏈上成交價格」、「代幣發行階段的 TGE/私募輪價格」，還是以其「實際可變現金額」作為數額認定依據，將直接影響量刑幅度，甚至可能決定案件落在三年以下還是十年以上的量刑區間。在代幣存在隨時被下架、無法交易、價格快速歸零風險的情況下，更應當審慎判斷其真實價值，避免數額認定與司法實際脫節。

第二，法院認為，遊戲幣定價與營運商因犯罪所遭受的財產損失數額不具有同一性。一般情況下，財產犯罪數額等同於被害人損失數額。但營運商可以通過修改代碼的方式不斷複製遊戲幣，即使其部分遊戲幣存在損失，仍可滿足玩家的任何購買需求。因此，即便沈某違規添加銷售的遊戲幣定價100萬元，但這並不能等同於遊戲商實際損失100萬元資金。遊戲幣定價僅為遊戲商可能獲取的預期回報，而非現實的財產損失金額。

在加密貨幣領域，同樣，幣價應當如何認定始終是刑事實務當中一個極其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加密貨幣是否具備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屬性，是其價值能否獲得刑法保護的前提。主流幣種（如比特幣、以太坊）因具有稀缺性、公開流通性和市場定價機制，其財產屬性在司法實踐中已基本獲得承認。但部分由項目方自行定價、缺乏真實市場流動性、沒有實際應用場景支撐的代幣，其價值與遊戲幣類似，更多由發行方主觀賦予，而非真實市場交易形成，因此難以被視為具有普遍認可經濟價值的「財物」。

對於此類代幣，在行為人非法獲取或轉移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邵律師認為，更適合以非法獲取計算機資訊系統數據罪評價，而非直接以職務侵占等財產犯罪處理，以避免在數額認定上出現明顯失衡。

第三，法院認為，對於遊戲幣等虛擬財產，應堅持適度保護的刑事政策。法院既肯定了遊戲產業對社會的積極作用，也強調了其與青少年身心健康保護存在價值衝突。因此，在刑事政策上，應對這類虛擬財產堅持適度保護原則，對超額利益不予保護，換句話說，遊戲公司若通過正常渠道銷售遊戲幣，玩家是否充值，充值數額均不確定，若根據本案遊戲幣100萬元的定價作為犯罪數額並責令退賠，會造成對遊戲公司的不確定利益進行超額保護，使之因犯罪行為而獲利，並不妥當。

在辦理加密貨幣領域的職務類犯罪時，這一政策思路同樣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自 2013 年《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來，到 2017 年「94公告」全面禁止首次代幣發行（ICO），再到 2021 年「924通知」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再到2025年11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十三部門召開「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炒作工作協調機制會議」，我們能夠看出，國家始終將虛擬貨幣交易視為非法金融活動，並持續強調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在這一政策背景下，當 Web3 項目方、虛擬貨幣交易所等主體作為「被害單位」主張其虛擬資產受到侵犯時，其請求是否屬於刑法應當保護的利益，是否具備「應受保護性」，這值得商榷。

對這類案件而言，若直接將項目方或交易所視為當然的「被害單位」，並據此認定高額數額，可能與國家在虛擬貨幣領域的監管態度產生衝突。因此，在涉及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等職務類犯罪的辦理中，仍需結合政策導向，對所謂的「財產利益」是否屬於刑法保護範圍作更審慎的判斷。

小結：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密貨幣領域的涉案金額認定，比傳統遊戲領域的遊戲幣價值判斷要複雜得多。其背後不僅涉及資產本身的經濟結構與流動性問題，還疊加了更為敏感、更多層次的政策背景因素，使得司法實務中的數額認定更具不確定性，也更具爭議空間。

寫在最後：

對於長期深耕新經濟、Web3 領域的律師而言，我們應當知道，遊戲幣與加密貨幣並非同一法律對象，其經濟邏輯、技術基礎與監管屬性都存在本質差異。因此，我們在研究傳統遊戲行業的刑事案件時，目的從來不是將其簡單套用到 Web3 領域，而是藉此理解辦案人員在面對「虛擬資產」時的思維模式與裁判習慣。只有真正理解對方的認知框架，律師在溝通和論證中才能找到切入口，實現有效對話。

但與此同時，更必須意識到：Web3 案件的偵辦邏輯與傳統案件完全不同。無論是代幣的價值形成方式、交易機制、流動性結構，還是虛擬貨幣在國內的政策定位，都決定了這些案件在定性、數額認定和刑事保護範圍上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和更強的爭議性。辦案人員往往缺乏行業知識，而律師的專業判斷與論證路徑，往往會成為影響定性方向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這樣的案件中，律師不能依賴單一路徑或傳統經驗，而應當結合自身大量涉幣案件的辦案實踐，在「資產結構—技術原理—市場價值—政策背景」四個維度之間靈活切換，從而為當事人構建最適合的辯護策略。

特別聲明：本文為邵詩巍律師的原創文章，僅代表本文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對特定事項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