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亞洲利益共同體”才能帶來亞洲的趨同

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產、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路徑。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圓桌論壇二：從亞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上發表以下演講。本場議題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主持。

“利益共同體”更為準確

亞洲價值觀在80、90年代有兩個出現的依據。一是純學理的，二戰以后美國創造了同樣的、相對開放的全球體系，而且也都給了一些援助，為什么很多國家拿了援助得到了市場機會，卻沒有成功？因為美國戰后基本上排在前三位的受援國是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我們這邊四小龍和日本拿到一點，但是不多。美國市場開放是公平的，為什么他們就沒有抓住，他總是有一點道理的，因為像環境一樣，只不過最後表現不一樣。所以，學理上來講要給一個說法，我想這是亞洲價值觀提出來的原因。最早日本學者提出來，他們做的研究。

當時還有政治原因，我們亞洲國家成熟時還都是新權威主義，樸正熙、蔣經國，包括李李光耀先生，他終其一生都是新權威主義；日本“五五年體制”到九五自民黨模式其實也是新權威主義。當時西方人說你（指亞洲國家）雖然是成功的，但是有問題的，批評我們，說你的成果是不值得驕傲的，當然這幫兄弟們當然就要出來說。而且主要還是李光耀先生說的比較多，馬哈蒂爾和一些日本政治家也說過一些，這些日本家有好幾個是右翼政治家。

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國際輿論上、學界上“亞洲價值觀”基本退居二線了，沒有人說了。今天中國好像沒有人談亞洲價值觀，我認為應該是有道理的，因為亞洲地區太復雜，要用一個價值觀把它統一起來確實有一定的困難。我注意到基辛格先生出的《世界秩序》這本書上來就講，亞洲的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如何得好，有很多不同的文明。里面是很矛盾的，有基督教，有猶太教，有伊斯蘭教，有印度教，有佛教，日本還有神道教，就挺復雜的。所以，硬把亞洲弄到一塊兒可能非常困難，就不可行。

我覺得我們現在提共同體，我個人理解，好像還不在於追求一個共同價值，而是追求共同利益，所以這個共同體應該叫利益共同體，叫這個可能更為準確一點。

當代世界的意識形態分野

現在中國希望提出一些共同的愿景，然后來促進經濟合作，共同愿景本身就有一點想超越價值觀，指當今世界的價值觀我覺得比冷戰還要復雜，當然我個人的觀察，覺得今天的意識形態分野比冷戰時還復雜，冷戰時在主導天下的西方陣營內部是兩派，一派是東方，一派是西方，一派強調社會主義，一派強調資本主義。非西方就是反帝反殖，拿到自主權，比較簡單。今天意識形態的途徑比冷戰時還要復雜。

我今天把意識形態分為幾個類別，一類美國和西方陣營主導的普世價值陣營，這是最大的一類；第二類是16億穆斯林，穆斯林根本就不聽你的，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就是標準的文明衝突，那兩個小伙子不要錢也不怕人報復，他就是說西方你利用你的言論自由侮辱我的先知，就跑到人家編輯部把10個老兄給打死了，這是非常標準的文明衝突，但42個國家元首跑到巴黎顯示團結，說這是犯罪，不是文明衝突，這是現代版的指鹿為馬，它就是文明衝突。所以這16億兄弟肯定和那個陣營沒關係了。

還有就是二十幾個國家，叫失敗國家，他們是國際社會的“賤民”，海地、索馬里，人家理都不理他們的。今天我們人類是有個恥辱的，按照現在的農業技術是可以養活150億人的，可是居然有9.8億人是生物學意義上吃不飽飯的，中國人一向吃多了，吃出“三高”來了。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有將近10億人是吃不飽飯的。現在主導天下的普世價值，大概他們遺忘了這個。

中國現在13.7億人（衛計委的數字），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專家，按照食品消耗實有人口14.5億，當中大概幾千萬文科知識分子是信普世價值的，還被我們忽悠了幾千萬年輕人。14億中國人理都不理你的，你問街頭的人，人家管你什么價值？人家就一個價值“money，money，go my home”，就是賺錢。這14億兄弟也和普世價值沒有關係了吧？大家算算，是不是40億跑出去了？

還有10億，是俄國及其小伙伴，這是一個陣營，俄國還是能影響一些國家，五個斯坦，三個外高加索、東烏克蘭、東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大概也是兩三億人，這幫兄弟和西方的陣營也不一樣。其實他是西方陣營里的造反派。

還有一個陣營是南美，6—7億人，把這幫兄弟加起來10億人，那幫南美兄弟其實想加入西方，但他們在西方陣營內部是下層階級，是受欺負的，是廚子、趕馬車的，三保人員（保安、保姆、寶潔），所以他們是階級矛盾。拉美人說我們拉美人的悲劇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祈禱上帝，上帝不理他，美國佬天天踹他們家大門扇耳光。所以，拉美有一種強大的政治思潮——“反美主義”，這也不在價值陣營里，算來算去70億人只剩下20億，你還號稱普世。這是一個大的圖景。

這導致一個什么結果，導致亞洲現在不宜再去追求普世價值，你追求不到，你人為地制造矛盾。我個人認為，現在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體比較可行。否則，共同利益還沒發掘出來先打起來了，文人害人就這么害人的。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

在80、90年代情況下，李先生提亞洲價值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學理上就是有道理的，為什么在同樣美國的體系當中，這個地方能起來，別的地方起不來，肯定有它的道理，在學理上應該挖掘。如果說清楚了，當然政治上它的行為合法一點，減少一點摩擦，衝突，不理解。所以，那時候說是有道理的。但現在有個新背景，和日本、四小龍不一樣，在中國崛起新背景下，你再談普世價值其實人家聽著挺恐懼的，以后再談中國價值那就是黨中央說是什么價值就是什么價值，如果力量大到這個程度以后。亞洲價值作為歷史現象就過去了，應該換個思想，就是追求利益共同體就完了。

超大型國家該如何和世界共處

中國是個超大型國家，用大國形容中國是不科學的，必須用超大型國家形容中國，如果我們有14.5億人，那就意味著一個中國，相當於包括俄羅斯的兩個歐洲，這是理解中國的一個現實，超大型國家的發展速度又特別快，因此一定要有強大的外部性。有些中國學者有一大問題，研究中國問題一般不注意外部性的，他客觀上有外部性，又不注意，人家有反應以后你覺得很奇怪，說你怎么有反應呢？其實是你研究沒到位，而不是人家反應不正常。

超大型國家意識形態、原來的文明、價值觀和你不一樣，人家一定是有緊張的，一定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其中有價值觀的矛盾。塑造價值觀沒有幾百年和殘酷的衝突是不可能的，不是我們學者說說就管用的。不管是誰執政，這樣的巨量、快速的增長一定有強大的外部沖擊，而且這個外部沖擊首先體現在周邊，越遠沖擊越小。巴西他就容易接受一點，越南就很害怕，我說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越南朋友聽著是毛骨悚然的，但巴西朋友聽著很happy。這都屬於常識，但坦率講，多數學者常識是把握不好的。

再加一個因素，你本身很nice，你這個塊頭，發展這么快速，別人很害怕，何況現在我們政策上確實有一點奮發有為。你塊頭很大，非常韜光養晦還好一點，再加一個奮發有為，這把人家嚇死了。

推動建立利益共同體要抓住四個要點

現在往前走，推動建立利益共同體，我覺得主要抓住四個要點，第一還是強調控制安全危機，安全矛盾肯定是在那兒的，我們能不能把它控制起來。第二還是強調發展，亞洲國家多數，亞洲還是要區分一塊，一塊是東亞，然后是其他的亞洲，東南亞、東北亞能夠說大一點，就是孔子的后臺儒家文明圈都還是比較世俗主義的，強調現實利益的，充分努力共同發展還是能解決很多問題的。要安全還是要先活著，發展就還是要活得不錯，當然最高層次要活得有面子，有尊嚴。

這個尊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外面，一部分是里面。我覺得我們確實在國際上還是要為亞洲爭取一點尊嚴，這是我們可以共同尋求的。因為以前主導天下還是西方，國際體系它看上去中立，實際是不中立的。我們要為亞洲贏得一點外部尊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心與邊緣的關係，跟著西方跑處在邊緣的位置，越做越送錢給人家，那是沒戲的，所以要有一定的亞洲自主性。

四是要改善國內自治，要善治，老百姓(603883,股吧)在發展當中要獲得實惠，包括尊嚴的提高，這四個方面著手。大家把安全問題控制控制，共同發展，這方面中國起的作用更大一些，為亞洲地區獲得共同的尊嚴。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年要對各國統治者、精英提出要求，改善內部治理。在這四個方面著手，我覺得亞洲是可以趨同的，當然，中國肯定在這個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肯定是亞洲老大。過去一百多年，亞洲一段時間由日本做老大，我認為這是歷史的意外，就是日本搞的工業化，利用工業化的能力超越了農業中國，現在中國也工業化了。因此，日本的優勢就徹底結束，當然就由我們來推動亞洲的合作，中國大概是從這四個方面去推動合作，應該是建立某種共同利益，共同利益體還是有希望的。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