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國該如何跟世界相處

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產、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路徑。

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在“圓桌論壇二：從亞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上發表以下演講。本場議題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主持。

在中國崛起下的背景再談“亞洲價值觀”和當年“四小龍”時的時空背景完全不同。“四小龍”時期大家比較容易接受“亞洲價值觀”，因為它從文化上印證了“四小龍”的崛起以及它的內在邏輯。而中國本身又是這么一個龐然大物，960萬平方公里，五千年文明各方面深厚的基礎，恰恰在政治、價值觀上又和世界不同。政治上、心理上和世界又形成截然挑戰的情況下，今天我們重提亞洲價值觀的時候不得不承認一點，它的時空背景是不同的，由此，它對我們自己和別人產生的沖擊是不同的。

亞洲價值觀不具有排他性

到底什么是亞洲價值觀？我們從文化上進行梳理還是政治上進行闡述？

我個人的觀點，認為亞洲價值觀首先是文化上的。無可否認，那些受到儒家文明影響的所有國家在文化層面有一定的共性。我們在行為模式層面上，為人處事的方式，企業管理方式；以前提出和諧世界、和平世界行為方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當我們從文化層面進入到政治層面時問題就復雜了，我們是不是要把亞洲文化層面上的相似性，行為模式上的相似性詮釋為政治上的獨立性和排他性，這就是敏感的問題。坦率講亞洲各自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內部不見得或一定不可能有共同的共識，比如中國和東南亞、中國和日本在價值觀上形成共識。所以，我們提出亞洲價值觀，文化層面上比較容易闡述，政治上提出闡述必須提供一個思路，政治思路是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另外一種價值觀，不具有排他性。

我為什么提西方文明？在中國崛起背景下，西方文明變成一個很敏感的詞。但過去五百年是西方主導的——現代化是從西方開始的，從法制到工業制度，到經濟制度，到政治價值觀以及其他價值觀都是西方的。這自然使得人們覺得過去五百年所有人類的價值觀都是來自西方的，這當然是由西方的物質文明導致的。

2000年開始，人類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硬實力的提升，中國崛起慢慢進入軟實力。這一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現在是中華文明崛起會帶來東方文明過去五百年在西方主導之下又一輪崛起。這種情況下，當我們談到東方文明或亞洲價值觀，和西方為主導的以前價值觀的排他性，我認為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里面。

我們有句口號——“虛心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我必須指出，在這句話在我們最近若干年似乎有點被人遺忘，有點不太提這個話。當然這和我們崛起的實力很快有關係，中華文明的崛起絕對不是新加坡的崛起，不是香港、台灣、韓國的崛起，它是一片文明的崛起。但我們要思考，當談到亞洲價值觀的時候，與由西方為主導，西方硬實力導致出來的軟實力到底是相衝突的還是相融合的。

我真的不愿意用這個詞，大家一直非常忌諱的詞，“普世價值觀”，這變成一個敏感的詞。“普世價值觀”之所以敏感，是因為我們誤導了這個詞，我們往往把“普世價值”等同於西方價值觀。我們不是說自信嘛，誰說“普世價值”就是西方價值觀？“普世價值觀”成為西方價值觀，是因為過去五百年西方物質文明主導，導致它的軟實力、它的價值觀也變成普世的了。

現在是中國開始崛起，如果未來看二十到五十年，所謂普世價值一定有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來自西方的部分，一個是來自東方的部分。只有這兩個合起來才有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所以，我們今天談價值觀時定義上要做很準確，很細的定義才行。

談到亞洲價值觀，我講三句話。

第一，假設我們能夠把亞洲價值觀和西方的關係，從文化到政治都厘清的時候，才能談亞洲共同體在價值觀基礎上引發出來的共同體。理論上來說亞洲價值觀是值得倡導的理念和遠景，歐洲有歐盟，為什么亞洲不能有亞盟。

第二，我們不可忽略亞洲價值觀在現階段的不現實性（我沒有用“現階段的難度”），在亞洲如此錯綜復雜的政治體制、戰略環境、大國的博弈。其實亞洲地區的矛盾，既有雙邊的矛盾同時又有中美兩個大國權力轉移在東亞地區的折射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不能忽略它在現階段的不現實性和難度。當然現階段的不現實性一定不會推翻前面我說的“值得倡導的理念和愿景”。

怎么使現階段的不可現實性自動過渡到我們倡導的理念和遠景，就要有一定的高度和格局。高度和格局取決於誰呢？我認為主要取決於中國，因為無論是以儒家文明為代表的亞洲價值觀，還是現在正在對世界形成沖擊的，令我們感到自豪的過程——中國的崛起，它的主角是中國。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對應方，那就是美國，因為美國是發達國家，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但最主要的主角還是中國。中國有沒有高度，中國有沒有格局，中國是站在自己家門口各說各話——這也是一種對話，你說你是對的，我說我是對的，吵個沒完也是個一種對話；還是我們站到一個更高的高度，站到我們共同的屋頂上，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去審視彼此的情緒，審視彼此的盲點——你的不一定就是錯的，我的也不一定就是對的。那么如果有這種高度，我認為中國作為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作為正在改變過去五百年西方主導格局的大國——未來五百年，到底是中國主宰世界還是東西方共同主宰世界，這是個開放的問題——我認為在這方面中國應該領先，而不是站在自己的家門口與西方對話，而是強調我的就一定是對的，你的就一定是錯的。

因為種種原因，剛才說的亞洲價值觀或多或少是一個“偽命題”。其實這個“偽命題”反映了一個“真難題”。這個真難題就是中國到底如何與世界相處。如果中國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無所謂提亞洲價值觀或中國價值觀，因為中國是個崛起的中國，而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如何和世界相處，很簡單，虛心學習西方。我們仰視西方，那時候我們虛心學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那時候世界戰略格局是冷戰，我們和美國、日本是在戰略上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我們有個共同的敵人蘇聯。那時候簡單得很，現在蘇聯消亡都已經1/4世紀了，世界多多少少形成了戰略上“準冷戰格局”，中國為一方，美國為首世界另一方的格局。在價值觀上全世界都有一個疑問，一個崛起的中國到底如何與我們相處。

亞洲共同體中的中國

中國自己也有個困惑，我們過去是個老大，世界是東方主導的，東方或多或少是中國主導的。過去西方主導的，我們又重新回來了，我們怎么和世界相處，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國民心態等等，所有的困惑茫然得對內會折射在自己的國內情緒，民粹主義情緒等等許多情緒上，對外也會折射在我們的外交戰略，也會折射在西方對我們的看法。當然西方有很大的問題，最近幾年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自我矛盾越來越厲害。

我認為，改革開放36年來（到2015年），有幾個年份我個人認為很重要。1979年、1992年、2001年、2011年、2008年、2015年。

1979年不用說了，改革開放開始。1992年市場經濟，鄧小平南巡，如果沒有那一年的話恐怕中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2001年中國入世，全球化。全球化一加入，對中國來說不得了，2007年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老三，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現在大家就在算下一個超過誰了。根據美國imf購買力評價指數計算，我們在2014年10月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這種演算法暫且不說，但是所有這些都是2001年為代表的，中國融入整個全球化的過程。還有，2001年“9.11”爆發給了中國一個戰略性機會，要不然小布什還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9.11”給了中國一個機會，又導致中國大發展。

到了2008年，美國遇到金融危機，這是一個重要的所謂“美消中漲”趨勢開始產生的時間節點。雖然最近幾年美國經濟也在復甦，中國經濟遇到很大的問題，美國制造業在回流等等，但趨勢一旦形成就無可阻擋。也許以后從歷史上回頭看，2008年就是“美消中漲”趨勢的展開。

2015年到現在大半年已經過去了，我認為最近半年乃至最近一年，我們國際經濟政治、戰略安全上的趨勢讓我產生很多的憂慮。

第一，2008年到現在六七年時間過去，中國崛起的勢頭越來越猛。尤其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領導人提出很多概念，包括“一帶一路”，我認為都非常好，給世界很大的震撼。中國崛起，中國主導的勢頭越來越強。與此同時，上午龍部長提出全球化的弱化或者虛化，雙邊或多邊規則的改變，tpp、ttip中國也在搞等等。全球化的弱化，人民幣也要國際化，導致其實有一種趨勢產生，就是中美越來越脫鉤了，過去我們是越來越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十指緊扣，當十指緊扣，你把別人五個手指斬掉，自己五個手指再斬掉，當十指緊扣慢慢開始脫的時候，你就覺得斬掉別人五個手指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也不需要對方了，我在經濟上也不需要對方了，其他方面也都不需要對方了。

第二，貿易規則的變化。美國最近半年，最多一年時間，它的戰略底線用我的話說“越來越被觸及了”。剛剛結束的sed（中美戰略對話），“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在美國國防部檔案中被拿掉了。換句話說，美國已經不再提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了。這本來是中美之間非常重要的關係，因為美國人評估你又要搞東海防空識別區又要在南海擴島建礁，現在又提出“一帶一路”、亞洲價值觀，我對你不耐煩了，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再繼續玩這個遊戲，兩軍已經沒有新型軍事關係。

sed之后9月份，國家主席要去訪問美國。2013年6月份，加州莊園會確定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是咬牙切齒接受，本來他不愿意接受。最近美國國內精英階層的輿論認為要重新評估，或者至少不太愿意再談，本來他們就是咬牙切齒接受了什么叫“新型大國關係”。

軍事解決問題的方案好像在上升。新型大國關係其實就是解決不衝突，不對抗，最後不爆發戰爭，避免世界上所有崛起大國和新興大國的悲劇發生。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雖然這可能剛剛開始，也許再過五年十年我們會發現，往回一看會看得很明顯，軍事解決方案在上升。很多原來似乎通過“十指緊扣“、全球化、利益共同體；很多原來希望通過外交、政治上提出一種大的概念，包括2006年佐立克的“利益攸關方”，2009年、2010年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的“戰略再保障”，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現在都或多或少就像全球化一樣也被虛化了。軍事解決方案在上升。

我覺得中國和世界在脫鉤。雖然在座企業家沒感覺到，但其實在戰略許多問題上脫鉤的趨勢在慢慢顯現出來。2008年我們稱之為“美消中漲”，2015年這種底線被觸及。也許再過五年或十年會看得更加清楚。我為什么強調再過十年呢？因為再過十年，如果中國內部轉型做得好的話，中國的發展一定會更快，但從2005年看到現在，2005年我們有沒有覺得軍事解決方案、軍事衝突、戰爭是一種選項？大家都覺得連中日方面我們都只是在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日之間都不可能產生軍事衝突，更不用說中美。中美直接大戰是不可能的，但會擔憂很多代理人戰爭，諸如菲律賓、越南、日本，以至於中美之間會卷入一場誰也不愿意進入的、或大或小的軍事衝突。再往前看2035年、2050年會怎么樣。

1979年，1992年，2001年、2011年乃至到2008年我們都比較希望和世界接軌，現在我們依然和世界接軌，但2008年隨著“美消中漲”的趨勢產生，如果這個趨勢是存在的，2015年雙方底線被觸及，雙方“戰略不耐煩”開始產生的話，我們自己的心態會怎么樣。早上吳大使也提到了，現在民間似乎開始產生了封閉的心態。有一個很好的醫生朋友，有一次我帶我媽去看病，他說“哎呀，你天天在電視里跟我們講國際政治，現在好像打一仗也不怕嘛。大不了我們再封閉起來再自己干。”，像醫生這樣的專業人士都會有這樣的想法，雖然是種個別情緒，但不無代表性。

到底我們和世界是一種什么樣的關係，這里面涉及到價值觀，各位從亞洲價值觀、執政黨價值觀談到戰略取態，我們和別人到底如何相處？如果中國夢要實現我們到底怎么實現，我們的夢和別人的夢是不是相衝突。這也包括怎么去吸收世界先進的文明成果，也包括怎么面對海歸這么一個特殊的群體。

中國現代化實際上有四代海歸：清末第一代海歸，民國時代的海還，50年代到東歐、蘇聯學習的海歸，到最近30年改革開放的海歸。哪一代的海歸貢獻最大，很顯然是我們這一代人。但我們對國家文明進程的推動，這個文明進程一定是硬實力之外的其他軟實力，我們和世界的接軌中，海歸應該成為橋梁。

最後我想引用一句話，德國剛統一的時候世界很茫然，尤其是歐洲。當時法國總統密特朗開玩笑說了一句話，“我是如此喜歡得德國，以至於更希望看到有兩個德國。”所以當時的歐洲有一句話形容德國統一之后的歐洲和德國的關係，“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的歐洲”，如果是德國的歐洲，那完了，就回到1937年。當時歐洲人非常擔心。后來發現，今天德國統一正好1/4世紀了，我們發現是歐洲的德國，而不是德國的歐洲。歐洲直接對德國很放心，一個統一的大德國完全沒問題。

其實中國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說亞洲共同體，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到底是中國的亞洲還是亞洲的中國？如果是中國的亞洲，我們潛意識當中認為，這個潛意識從決策者到精英到民間都有這樣的認為，那會折射在我們一系列的政策上，一系列其他的行為方式上，包括語言體系上。

如果是亞洲的中國，顯然我們根本不用談亞洲價值觀，根本不用談中國價值觀，中國就是亞洲的一部分。同樣，如果我們把亞洲這兩個詞替代成世界，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到底是崛起以后，崛起以前36年前沒有關係，我們虛心學習，哪怕世界不好的我們都學來。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是有選擇的，不但不太謙虛還要主導。

所以，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到底是中國的世界還是世界的中國，這個問題聽上去很虛，但是中國早晚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比討論中國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更加直觀一點，如果這個問題大家想明白了，亞洲價值觀是水到渠成的問題，至少在邁向亞洲共同體的路上會減少很多阻力。

我們和東南亞的關係也會相對緩和一些，和日本的關係不會很緩和，但是會相對舒緩一點。明年2016年我是蠻擔心的，如果洪秀柱贏不了，民進黨上臺的話，臺海趨勢會起風波。上面還有東海，中間有臺海，下面還有南海，三海聯動對中國不叫“負背受敵”也叫“三面出擊”、“四面出擊”。這是過去沒有的情況，海洋東海、南海、臺海四面出擊的情況。這可能是媒體人憂思多了一點。但我覺得，我們不說它也不會跑掉，問題不說它反而會累積。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