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崇高的思想是創新最根本的基礎

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產、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路徑。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在“總結與展望：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新階段——創新與未來”中發表以下演講。本場議題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主持。

作為一個學者的觀點來看，中國對整個創新的看法不夠基本也不夠崇高。而加強文化交流，進行改革開放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中國自古以來，明代、清代的創新能力就比不上漢朝、唐朝和宋朝，也就只有漢朝、唐朝、宋朝的開放比明朝大得多，漢朝從絲路就開始，唐朝更了不起，之后宋朝從海上絲綢之路開始，所以種種文化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改善高校引才機制是創新的動力

中國十多二十年來，學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夠拿到諾貝爾獎，或者其他世界級的大獎，而且從官員到大學都這么認為。

而從哈佛或其他高校的學者來說，大家的愿望當然是拿到諾貝爾獎。但是一個學者的終極目標不是為了得到大獎，得到人家的重視，我們要有一個最基本的目標，人類通過對大自然的了解，對大自然的認識，從里面找到它的應用，在不斷和大自然相互的交流中，也了解我們人類生存的原因，生存的愿望。種種很基本的問題，我們在政府或者一般討論的時候，都很少接觸到，坦白講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所以中國講的創新並不是最崇高的，也因此不能真正達到最重要的創新程度。所以我想我們中國的文化要跟外國的文化做一些交流，才能夠達成真正的成就。

為什么要了解這些？美國花了不少的時間，無論全世界任何好的人才，只要好的就接收。阿拉伯好的人才也會接收，伊朗的人才也會接收。接收不同國家的人才，只要他能力很強。主要是從大學生到研究生，一直到最高的管理人才，我們用最好的條件吸收他們進來，無非是達到最崇高的志愿，並不是要為了做官，也不是為了其他的原因。在哈佛大學，崇高的愿望很重要，但是大家也很了解金錢的重要性，所以哈佛大學花了很大的工夫賺錢，我們賺了很多錢。我們找到錢並不見得為了使用的價值，我們可能是用來做很基礎的研究。

再一個方面也很重要，在學校里面從大學生、研究生到教授，我們都要有一定的道德、機制和愿望來了解最好的，別人從來沒有見到過的重要理想和重要貢獻，所以我們在學校里也會問其他的師生，因為最主要的目標還是科學的發現，或者道德的討論種種的東西。

在這些方面，我覺得中國真的要完成引才的創新，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世界的人才，不單單是中國，因為僅僅在中國做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南亞的留學生，可是從歐洲到美國來的留學生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做成他們能夠來中國的機制。這么多年來，我在清華大學幫忙，發覺中國高校的資助是完全跟世界名校脫節，我們不能夠做成環境，並且能讓美國的學生和教授能夠長期在中國留下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從來沒有了解過的，最簡單的一個事情就是醫療制度，醫療制度對美國來到中國的學者，他的家庭、種種原因都不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學校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制度，比如體檢，不通過體檢不能做留校教授，這一點我從來不知道。所以如果種種奇怪的制度不能改變，我們就不能完成接受坐上世界第一流學者的位置。

中國教育系統需要法律約束與觀念更新

現在中國可以追上世界一流的國家了，所以這一點不算太嚴重，在這方面是可以在以后慢慢改進的。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道德跟法律的問題，一個學校能夠保證學校里面的教授學生在道德行為沒有一個約束力是很危險的事情。

中國現在在教育系統也好，在公司機制方面也好，抄襲比較嚴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遠不如美國。現在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抄襲的事件，例如把一篇文章里主要的內容、想法吸收過來，放在自己的文章里，這已經是非常明顯的抄襲行為，但在中國這種行為卻不認為是抄襲，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這個事情始終也沒有辦法解決。

中國需要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太過注重考試，考試是中國很重要的發明就是科舉制度，這個發明使大量的平民可以念書，這是無可厚非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在山區的人們也可以有出頭之日。

可是全國人民為了考試分數而困擾，一輩子以考多少分為榮譽，我很多同學還記得他當年中學時候考多少分，而想不到自己以后做的項目成果是不是真的對社會有貢獻。只有中國的學生才有這樣的看法，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個想法，考試不單是中學考試，大學考試，同時到了畢業以后也是在考試，為什么？教育部現在從所謂杰出青年獎、自然科學獎、長江計劃、千人計劃等，所有的計劃都基本上是某種程度的考試，拿獎要去口試，這非常奇怪。我在美國差不多46年了，我拿過不少獎，我從來沒有拿過獎要去口試的，可是中國所有重要機制都要自己申請，自己考試。各個院士要自己準備所有的材料等等這些東西，我做了很多地方的院士從來沒有準備過這些材料。所有獲得榮譽的方法都是跟考試的做法差不多。

問題出在哪里呢？這樣做我們為了得到榮譽而來用功念書來做研究，這樣做的研究，再高深也有限。愛因斯坦做了一些主要的工作，他1905年寫過五篇震動全世界的文章，我想它沒有一篇是當時為了得到榮耀而寫的。假如我們學者是為了得到榮耀，為了得到學校的名譽，才去做學問的話，這個創新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創新，可能有某種程度的improve好一點點，可是真的要做一個大手筆，能夠震驚古今的大文章是做不出來的。坦白說，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華人學者還沒有產生過真正能夠流傳古今的大文章和大創造，至少是大部分還沒有產生出來。

中國要開放中國學者的觀念，不要因為榮譽或者考試，或者種種因素來獎勵，要給他們一個自由的想法，要有一個崇高的思想，也是整個創新最根本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以后，有了少數，只要有十多、二十個，大事是這樣子，其他的跟隨著自然會創新。

而且跟政府對做學問的人重不重視有密切的關係，我1979年來到中國，呆了39年，中國對學者是尊重的，但是比不上美國對學者的尊重，美國政府，美國對一般學者的尊重是真正的尊重，中國對學者的尊重不是真正了解他的學問的尊重。只有改正這一點，才能夠將好的學問做成，有了這些學問，創新才能真正成為真的、好的發展的長河。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