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是歷史對中國的耳語

2015年6月29日，亞投行協定在北京簽署，57個意向創始國中已走完國內審批程式的50個國家在亞投行協定上簽字。其余尚未走完國內審批程式的意向創始國見證協定的簽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切會見各代表團團長，寄望亞投行早日承擔其歷史性的發展責任。

無論對中國人、外國人乃至整個國際社會，6月29日都是令人矚目的“中國日”。

有人說，亞投行是對美國國會刻意拒絕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擴大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話語權的一種“物極必反”。還有人說，美國的“偏執”逼迫中國下決心另起爐灶組建亞投行。可依筆者愚見，亞投行是50余意向創始國對中國領導力的一致首肯與信服，是歷史對中國情深意切的一番耳語。寄托著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擔當國際金融市場新領導者及國際金融秩序新維護者角色的殷切期待。

亞投行協定確認，中國作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認繳股本占總數的30.34%，投票權占26.06%.於是就有人酸溜溜地妄言，中國憑借4萬億美元的外匯家底，強占了亞投行在行長人選及其他重大決策時的獨家否決權。可在筆者看來，中國獨家否決權的獲取憑借的是國家的綜合實力，尤其是各意向創始國對中國共同發展理念與誠意的充分信賴。因此，中國的獨家否決權來路正當，無須如美國為其憑借金融霸權攫取在世行獨家否決權那樣，長期背負歷史和道義的雙重包袱。

從習主席出訪東南亞首次倡議籌辦亞投行，到亞投行首次籌建會在京召開，中國只費時一年。從首次籌建會引發應者如云再到亞投行協定簽署，中國只用了9個月。這樣的籌建速度，為國際社會尤其是13.5億國人，客觀審視和觸摸中國業已存在的國際號召力與影響力，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這樣的號召力與影響力，有些是現實的，有些則是潛在的和邊際的，因而是可長久外溢的。

發起籌建亞投行，中國完全沒有經驗可循。要制定能為所有意向創始國接受的難度極大的亞投行協定，國際輿論中不乏等著看中國笑話的種種雜音。可是，從首次召開22國籌建會到亞投行協定簽署，整個談判博弈近乎“完美”。這說明，誠意加公正的確能夠俘獲和贏取人心，說明中國的學習能力很強。

在亞投行之前，盡管經濟總量已多年雄居世界前列，可中國在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只能充當一個“跟班”。亞投行的股權結構安排及獨家否決權的確立，使中國首次成為一家國際多邊超級金融機構的“領導”。從被別人領導到如今要領導別人，並替亞投行所有成員國承擔主要的“領導責任”，這是一次重要的歷史性角色轉換。

中國社會崇尚權力文化，絕大多數國人羨慕並迷戀權力帶來的各種好處、實惠和榮耀。殊不知，擔任一家國際組織的“領導”，大多數時候往往要被迫充當“受氣包”的痛苦角色。面對各成員國的“眾口難調”，常常截然相悖的利益訴求，該“領導者”常被各種矛盾、爭執包括衝突的旋渦所裹挾。然而，甭管中國是否已為“掌勺”亞投行做足了思想準備和心理鋪墊，開弓已無回頭箭。

由於歐洲四國——英、法、德、意不顧美國阻撓一頭扎進亞投行懷抱，繼而引發韓、澳等也“跟著中國走”，有人據此認為“美國真的不行了”。可筆者想說的是，它們可不是給中國捧場來的，更非抱中國大腿來的。它們之所以集體對美國玩了一次“背叛”，那是因為它們認定加入亞投行的長久收益，重於與美國之間的短期交情。然而，亞投行之中的這一部分“它們”，今後在亞投行運營尤其是投資決策的各關鍵環節，少不了對中國這個“領導”出難題。因此，初當“領導”的我們，既不能怕亦不能輕視；既要行使“領導”的“一言九鼎”，亦要恰到好處地發揚決策民主；既要堅持原則亦要學會靈活、妥協和糊涂。其進退之規、張馳之道、分寸拿捏皆大有學問，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吃透與掌握。

透過亞投行的順利籌建，我們已然看到，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遠不像某些國內外輿論呈現的那么可怕，珍惜上蒼對中國的眷顧，領導和經營好亞投行，繼而為世界打造更多利於共同發展的利益平臺，謀求共贏，我們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