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改革未來十年要靠農民工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農業文明時代最輝煌的老大帝國——就面臨農業社會向城市化社會轉型的難題。現在我們實際上仍在這一過程中。“二戰”結束之后全世界都面臨著一個問題：先進國家已經都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了，所有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怎么來完成這個過程？

后進國家怎么追上來？一百年前，我們的祖輩還在考慮和討論西化或現代化是真的或假的，是好東西或壞東西。然而“二戰”結束以后，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全球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一個目標：有本事就追上來，至於追上來以后將來干什么，以后再說，但現在一定要追，這是人的本性。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像我們三十多年前打開國門的時候，一看西方，我們傻了，相差太遠。

“二戰”結束以后，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都在追趕，但成功的有幾個？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個報告說，1950年以后，從低收入國家成功變成現代化高收入的國家或地區只有幾個，包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還有沙特阿拉伯。除沙特阿拉伯是石油生產國之外，其他都是東亞國家（或地區），所以有人把這個結果叫作“東亞奇跡”或“東亞模式”。

東亞這幾個國家和經濟體為什么能成功？如果簡單說私有制有多好，市場經濟有多好或民主有多好，沒什么用。因為，這一百多年來發展中國家探索了無數的道路，可為什么偏偏成功的是東亞這幾個國家（或地區）？這是中國人最需要研究的。東亞這幾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傳統，比如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人和資源的關係，人均可耕地的數量（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是一模一樣的，都是一人一畝多地，歷史也非常相似。為什么它們成功了？市場經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是就像世界銀行的報告所說，堅持市場經濟對於經濟增長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它不能保證你追上發達國家，所以大多數國家之所以沒追上，就在於此。這確實就涉及國家能力或社會能力，也就與剛才蕭功秦老師所講的內容有點關係了。總之，這是對國家能力和社會能力的考驗和挑戰，中國正面臨這個挑戰。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十年，即20世紀80年代這10年，我們從計劃經濟開始轉型。當時，轉型往什么方向都不是特別明白，連市場經濟的口號都沒有，中期也只是提了商品經濟。第一個十年我們是靠轉型的紅利，有了80年代10年的高速增長。第二個十年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方向，激發了整個社會的活力，第二個十年是靠市場的紅利。第三個十年是新世紀開始，我們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世界工廠，第三個十年是靠世貿的紅利。現在靠什么？靠任何口號、決定都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要有實質性的發展方式的改變，這就是人的城市化，下面的10年、20年要靠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的紅利。農地私有化已在進行農地私有化已在進行此文原載於2013年12月10日鳳凰網城市欄目。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實質是土地利用的重構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分配也將緊緊圍繞於土地。

正是在這樣的大變革時期，對於不同用途的土地的各種權利的紛爭也顯得格外激烈。如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僅將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最終走向，也是破解伴隨城鎮化過程產生的農民工、小產權房等問題的關鍵，還有與此不能分離的糧食安全、農業現代化、社會保障機制等諸多問題。

作者簡介：

華生，著名經濟學家，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等獎項。著有《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中國股市：假問題和真問題》《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