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書封

享譽全世界的外交家、戰略家、國際關係史學家、曾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基辛格，再次出版新書，名為《世界秩序》（world order）。這本書有著宏大的歷史視野，對世界秩序的演變歷史進行了深入的觀察，並且基辛格認真思考了世界秩序的未來演變，對中美關係進行了展望，給人以深刻啟發。

亨利-基辛格

這本書總共是分九章，首先是講到世界秩序的多元性，歷史敘述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說起。《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現了歐洲國家通過建立均勢避免一個單一的國家占據主導的努力。事實上，這個體系本身就是各國尋求融合國際秩序觀的過程。在之前的三十年戰爭中，歐洲天主教、新教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秩序觀強加給對方。但經過了一場歐洲大戰之后，各國開始反省，放棄了自己的不切實際的企圖，因而各國達成了妥協。在拿破侖時期，共和主義、正統主義兩大勢力，又再次掀起了一場歐洲大戰，雙方試圖向對方強加自己的國際秩序觀。最終拿破侖失敗，均勢秩序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得到恢復，各國重新達成共識。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成為了歐洲秩序的新威脅，他試圖通過領導“神聖同盟”來干預歐洲事務。不過，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使得各國再次達成共識。之后，他又談到了伊斯蘭國家和中東，他認為當今的伊朗就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伊朗將波斯帝國的遺產與伊斯蘭革命的理念結合起來，與西方理念水火不容。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教派紛爭，很像是歐洲在17世紀的樣子。他指出，大國實力的平衡術必須實現本國社會歷史經驗與政治理想的結合，要避免各個國家因為民族利益或抽象原則的衝突而互相殘殺。

基辛格仔細分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后的國際秩序變遷對當今世界的影響。他認為，歷史上各種文明都曾有自己對國際秩序的定義，都傾向於將自身視為世界的中心，將自己的原則視為世界的普遍價值，各國內部文化、宗教因素，往往能深刻地影響一個國家對世界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種國際秩序觀，分別屬於歐洲、伊斯蘭世界、中國和美國。進入21世紀后，西方國家對秩序的理解，已經不具有普遍性。基辛格尤其強調，西方國家不應自負，應當學會尊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傳統。西方國家不能將自己的“正義”理念強制推廣開來，應該注重秩序的穩定性，如果失去了秩序，那么“正義”就是沒有價值的。只有這樣，一個嶄新的、和諧的世界新秩序，才能建立起來。有的國家可能有一種美好的理想，它們試圖將自己美好的觀念用強制的手段推廣開來。但這種做法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一定會導致南轅北轍。

基辛格認為，他自己的國家美國，恰恰是正在不斷違背這個規律的國家。基辛格對美國自威爾遜以來的國際秩序觀進行了批評。基辛格的觀點其實依然與他在20世紀70年代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時期的政策保持一致，也與其長期堅持的戰略理念保持一致。他認為，自從威爾遜之后，美國外交政策陷入誤區。美國人天真浪漫，總是以為自己的美好理想可以主導一切，只要全世界其他國家都認同美國的價值觀，世界就會變得很美好。但實際上，這是完全脫離實際的。威爾遜否認歐洲的均勢政治，認為均勢政治導致歐洲爆發一戰，但基辛格認為威爾遜忽視了均勢政治對於維護和平的必要性，沒有均勢政治更無法實現和平。基辛格認為，盡管美國追求自己的正義觀，宣稱自己鄙視私有利益，但其他國家不會輕易地接受美國人的正義觀，因此美國的理想派一定會遭遇慘敗。小布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強制輸出價值觀，可以給一個地區帶來秩序，但同時更可能會導致更大的矛盾。表面上看，武力可以帶來秩序，但也可能醞釀新的危機，這就是伊拉克戰爭的教訓。

基辛格認為，如果美國不認真反省，如果美國繼續犯自威爾遜時代開始的錯誤，那么美國將更加難以得到其他大國的擁護。即使是歐洲，也在不斷地挑戰美國人的價值觀。美國領導世界的能力也逐漸削弱。因此美國應該學習歷史經驗，反省錯誤，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戰略，重建優勢。同時，在堅持美國原有價值觀的前提下，應尊重其他文明、宗教，避免讓美國的秩序觀威脅其他國家。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從來都不是一貫的，而是一個應對不斷出現的挑戰的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很多挑戰使得美國多次調整其重大戰略。未來美國依然會面臨重要挑戰，形勢還會發生變化。

中國正在崛起，而且中國是當代世界唯一一個實力正在不斷與美國接近的國家，也是美國人所認為的唯一一個將來會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因此中美兩國對國際秩序的理解的分歧、調和、互動，都會給全世界帶來重要影響。基辛格認為盡管兩國的價值觀、秩序觀的確有很多分歧（例如中國是儒家文化與共產主義思想的結合，而美國則是實用主義為主導），但雙方沒有本質衝突，完全可以共存。中國的價值觀有很強的包容性、非進攻性，中國不會挑戰西方的價值觀。中國倡導“和”，不會主動侵犯其他國家，而是希望與其他國家相互融合，實現國際秩序的漸進性變革。當下，中美矛盾日益增長，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日趨強硬，這說明中國並不完全認同美國對國際秩序的界定，美國無法制定一個規則然后強迫中國去接受，以此美國應該尊重中國的利益，與中國的價值理念進行調適。目前，亞洲的力量均勢並非建立一致認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這會將一些分歧推到對抗的邊緣。如果美國不及時與中國調適價值觀，那么就會擴大對抗。基辛格還對中國領導人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持支援認可態度。他認為，伙伴關係是“新型大國關係”中的重要內容。但是目前，大國之間合作的有效機制尚未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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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正準備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希拉里·克林頓曾經對基辛格的這本新書做出如下評價：

盡管在某些具體政策上與現實有所分歧，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美國政府在過去6年間“努力構建一個適應21世紀的全球安全與合作體系”的宏觀戰略相契合的。

多年來，美國致力於保護和擴展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對國際合作的承諾。基辛格對此的評價是中肯且積極的：“一種遵守共同規則和規範、接受自由經濟體系、放棄領土征服、尊重國家主權、實行參與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國家合作秩序，這種秩序在不可阻擋地擴大。”

《世界秩序》的大部分篇幅被用來探討這種類型的挑戰。這是最棒的基辛格，他駕輕就熟地將思維寬度和敏銳性結合起來，用巧妙的手法將標題和趨勢連接；他對印度的秩序觀追溯至古印度史詩，穆斯林的秩序觀至穆罕默德的戰役，歐洲的秩序觀至30年戰爭，俄羅斯的秩序觀至“草原磨煉，即在一個廣闊卻沒有固定疆界的區域內爭搶資源”，稱這種秩序觀有助於我們理解莫斯科在圍繞伊朗問題的談判規則上的攻擊性態度，甚至由此引出的核心議題，即“怎樣才能基於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觀形成共同秩序”。

基辛格對亞太和中東地區的分析是極富參考意義的。談到亞洲，他指出，該地區所有的新興大國，包括中國在內，對地區和全球秩序都有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是根據其各自的歷史和現狀所形成的。怎樣處理這些有分歧的看法——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在一個繁榮穩定的區域內保持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利益和價值觀，這將是確認美國能否迎接更廣泛的全球挑戰的試金石。

基辛格認為，一種國際秩序要起作用並持續下去，就必須有“合法性”。為此，這位著名的現實主義者以理想主義的筆調提醒讀者，即使是在我們的價值觀和其他目標之間有矛盾的時候，美國仍能成功地支援我們的價值觀，而不是回避它們，並通過人民和社會來支援合法性來源，而不僅僅靠政府本身。如果我們的力量能夠幫助確保支援相應國際秩序的力量的平衡，那么，我們的價值觀和原則就有助於讓其他國家接受而且對外國國民產生吸引力。

基辛格也認識到，他離任后，世界有了太大改變，特別是權力的分散及各國政府之外的日益增長的民間力量。國際問題的解決方法越來越集中於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公民個人，使用的方式有好有壞。結果，現在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慮人而不是國家。基辛格明智地指出：“這些轉變需要一種比之前更廣泛、更深層的秩序。世界秩序的任何框架，如果要持續下去的話，必須不僅是能夠得到領導者的接受，也要得到公民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