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爾-施韋勒：新千年的全球失序困境

人物簡介：蘭德爾·施韋勒 （randall schweller），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創始人。本文原載於《新視界》2013年第4期

今天我想談談幾個月之后即將出版的書。這是本關於宏理論的書，其內容非常具有理論性。談到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不知道你們中有多少人知道查爾斯·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他的上一本書是《國際政治的理性理論》（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這本書是現實主義的，關於防御和進攻理論、安全困境等等，但對於我來說，這本書的內容太過時了，不是關於21世紀的問題，不是21世紀的現實主義，這本書中說世界沒有什么改變。在我看來這不夠好，因為事實上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數字革命改變了每件事。我們要思考國際關係的哪些東西變得不一樣了。

當我做這個演講的時候，我不再是一個完全的現實主義者了。讓我們繼續看看權力的概念和世界發生的標志性變化。我現在來到中國和在座的各位進行交談，這種情況在30年前是不可能發生的，這種變化不可謂不大。

這本書的題目《麥克斯韋妖與金蘋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看上去有些奇怪，不過我可以解釋的是，“妖（demon）”在美國有些像邪惡的部分，聽起來是壞的，而“金蘋果（golden apple）”是好的部分，這兩個是相反的。

我要談論的是世界已經進入到“熵”的時代（the age of entropy）。

“entropy”是借用了來自物理學的一個概念“熵”，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中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它的內容非常廣泛，但它的中心概念是失序（disorder），能量不能起作用。而我們的世界正處於失序當中，盡管這不是很美好，但是卻是真實的。

首先要說的是全球權力擴散。第一部分我將用所有類型的標志指數（indicators）來向大家展示世界在結構層次上發生著何種改變。結構是指各個部分對彼此如何反應、實力的分配等等。根據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中央情報局的數據，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變化。這是新的復合全球實力指數預測（圖1），包括文化、教育、科學實力等等，不僅僅是軍事實力。在這張圖上，中國、印度在上升，美國、歐盟、日本在下降。大家可以看到世界權力在擴散當中。

圖1
經合組織（oecd）可以看成發達國家，non-oecd 可以看做是發展中國家。根據 cia數據（圖2），轉折點（turning point）在2030年左右。再來看看人口機會視窗（demographic windows）的相關數據（圖3），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日本、俄羅斯的人口機會視窗在增長。 再來看看金磚國家（brics，圖8），中國也是其中之一。重點在於，這個世界存在著大規 模的權力轉移：西方世界不再是權力的中心，而新興國家在不斷獲取從西方國家中流散出的權力。

圖2

圖3

有更多跡象表明，n-11這些國家在接下來的40年里只能和g7相追趕（圖4、圖5），而不是與金磚國家。

圖4

圖5

接下來，再看這一張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圖6），大家可以看到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的權力轉移，他們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接近了。

圖6
再來看一下（圖7）人均gdp翻一番所花費的時間。英國用了154年，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美國用了53年，從19世紀2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對於有著人數多了幾百倍的中國來說，gdp翻一番用了12年；印度用了16年。中國有著多了百倍的人口，卻只花了12年，而不是154年。

圖7
關於未來增長（圖8）。中國將會用8.4年來再次使得人均gdp翻番，而美國則需要用 大約50年來翻番它的人均gdp。所以，它不只是一個歷史上的權力轉移，不是數量，而是改變的速度迅速增加，並且不會在短期內停止。

圖8
下面是國家經濟預估規模的柱形圖（圖9），依據此圖表可以推測，到2050年，中國可能會成為gdp第一的國家。美國是第二，印度第三，巴西第四，墨西哥第五，俄羅斯第六， 這是非常顯著的變化。

在美國大約有34%的人認為中國將會最終超越美國。在歐洲，非常高比例的公眾認為美國會被中國取代，甚至是中國公眾認為中國會超越美國的比例，都沒有法國公眾比例高。但是，無論如何，在美國甚至是歐洲，民眾都關注中國的崛起。我現在認為西方大多數的人 確信中國目前在經濟領域也發揮著領導作用。

圖9

2009年28%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領導力量，到2011年時大約48%的人贊同此觀點。這些數據證明了世界人民相信這種預言是真的，它正在發生。綜上，世界正經歷著結構上大規模的權力轉移，這個轉移是權力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變化。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預測，到2030年，亞洲在以gdp、人口規模、軍事擴張和經濟發展方面為基礎的綜合國力上，會超越北美和歐洲的總和。世界銀行預測，到2025年，中國和印度的推動全球發展的動力，將會是美國和歐元區的兩倍。六大新興經濟體將會推動全球一半多的發展量。國際貨幣體系將不再被單一的貨幣控制。美國很明顯地將會衰落。還有更多的數據顯示相似的結果。

所以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經歷一個巨大長久的變化。

我認為，在宏理論中，過程很重要。體系是由國際結構、部分和單元組成，它同樣也是由各國相互聯系而成的。在非常簡單的層次，我們要探求各個單元是如何相互聯系的。這似乎有點像動態的過程，世界的聯系是怎樣 的。權力正在扁平化（flatteningout)，但它也變得更加相互聯系（interconnected）。

在數字化的世界，有著超過五億五千五百萬的網站、九千多個電視頻道遍布世界，數不清的在線報紙定期更新，每年有超過100萬的新書出版，一億六千萬的博客發表，一萬億的視頻在youtube上播放，並且有極其多的播客、mp3和視頻被下載。爆炸式存的數字資訊需要好幾萬的數據中心用300億瓦的電量，相當於三十個核電站的產能。

假設我們有一些網絡把各個單元連接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首先出現的是國家，之后系統變得越來越多元，不只是國家，還有國際組織、跨國合作、一些國際團體等很多的行為體。我在書上說過，由於世界網絡化的變化，權力的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就像傷害貓一樣， 如果你想傷害幾只貓，那非常困難；如果想傷害一群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們有眾多的行為體，他們都是相互聯系的。所以現在的權力含義是相互分離的能力，權力是給別國造成傷害，與他們抗衡的能力。這非常像美國的政治，每個人都有權力，但卻沒有能力去做些積極的事。在這相互聯系的世界有太多復雜性。

太多的弱小行為體也可以猛擊到你。因為你是與別國相互聯系的，你將會比過去更加敏感。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損害他人而讓他們覺得不舒適，並不意味著你可以肆無忌憚的做事。權力是防止其他國家去做他們想做的事。下面我們討論過程的發展。聯系和行為體越多，那么相互聯系就會越多，更多的行為體將會變得重要。參與的行為體越多，相互作用就會越多。兩個行為體會有一個重要的聯系，三個行為體會有一到三個重要聯系，如果有十個、十五個行為體，那么就會有更多重要的聯系。但是事實上，你有很多的相互聯系也證明了有很多重要的行為體。所以這里有一個因果關係在發生作用。

目前的爭論存在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大國衝突”模型和自由主義的“大國一致（和諧）”模型之間。

約翰·米爾斯海默是我的一個朋友，他認為未來將會與過去非常相似。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未來就像過去一樣，是一個回到未來的邏輯。在他的觀點看來，正在崛起的中國將會與美國發生戰爭，這場戰爭會非常像德國崛起時的樣子。現在的多極局勢會像以前的 多極局勢一樣發展，國際政治將會滲透著不安全、軍備競賽、國家主義以及爭奪稀缺資源的競爭上。所以，基本上，未來就像過去一樣，遵照時間的周期會不斷循環。

另一個部分就是關於自由的爭論，理想主義者認為，時間以極快的速度一直向前，就像一支箭一樣，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時間會進步。我們將會到達某個地點，就像歷史的終結這個爭論一樣，我們都會獲得自由，未來不會像過去一樣，會達到自由主義霸權時代。新興國家的發展軌道在自由主義理論下會使得世界多極化，所以我們要使新興國家和現存的體系保持穩定。問題在於如何合作、控制其發展軌道使之處於和諧狀態。例如，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關於建立多元的伙伴關係來應對多極化世界的設想。

失序的時代如時間之箭。

我的核心論點是，世界會變得更加沒有秩序。比如你種了一棵樹，你卻沒有給予它足夠的關注，任它自己生長。如果你不在正確的地方做正確的事情，這會使得所有的看起來都非常無序，這便是自然的時間之箭的效果。時間之箭使得事物更加無組織、無序。未來世界沒有秩序，世界將會面臨功能失調。

我認為米爾斯海默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世界不會像以前那樣，不會像一戰、二戰時那樣，戰爭可能不會爆發。我們很尊重中國的權力，但是我們更尊重核武器，我們試著去避免核戰爭而不是和中國進行戰爭，我們會找到應對對方的方法，和平是非常有益的。國家幾乎不再為爭奪領土而發動戰爭，沒有人會因為占領別人的領土變得富有，我想最近的一次可以把領土變為財富的是美國對墨西哥領土的占領吧。領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你可能很需要資源，但它是有限的。

和平有很多種形式。但是現有對世界進行預測的觀點是錯誤的。自由主義認為，未來世界是有序的，並且也能夠自發處理無序的狀態，因此能夠保持和平狀態（如冷戰中的“冷和平”）。但是，他們錯了，因為世界不會永遠處於和平與和諧之中， 並且不會有不變的秩序。秩序是什么？歷史上國際社會的秩序就是霸權戰爭帶來的秩序，勝利的一方帶上皇冠，失敗的一方接受統治。總體而言，在無政府的狀態下，世界各國處於戰爭之中，只有最後得到霸權地位的國家才有實力在世界范圍內強加秩序。但是，盡管國際社會權力在不斷更替，但是國家內部如政治結構、制度等都會堅韌不摧，而這就導致了一個“斷裂”，或者說是實權的掌握者與對世界秩序存在話語權的威望擁有者之間的鴻溝。在這種矛盾下，世界不會是永無戰爭，也不會永遠和平，這不是像米爾斯海默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所概括的地獄，也不是伊肯伯里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所夸大了的天堂，這是實權與威望的博弈。而這，便是一種類似於混沌的無序狀態。

世界秩序處於永遠變化之中，越來越多的制度被創造，但最後都鮮能發揮作用。於是，人們開始摒棄所謂的秩序，當人們不遵守秩序，就不會掌握秩序，所以容易造成秩序的缺失， 而這就是我用“熵”來形容國際秩序的意義所在。正如我在書中所言，這種“熵”一般的國際秩序是一種黏著的狀態，甚至可以說是混亂狀態。就國際秩序的“熵”而言，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即過程上與結構中的熵。就一個動態的過程而言，一個封閉的國家系統是最沒有全球秩序可言的。因為其中沒有可產生效力的富余能量存在，即在封閉的系統之中，系統結構中的各個成分趨同，每個單元的效力都在被利用，難以同外界存在任何交流，所以難以被世界秩序所影響，反作用於國際則是一種秩序缺失。這種封閉的過程就像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一樣，難以交流與互動。就結構而言，當結構中的單元以相同的方式擴散，那么它們之間便很難組成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因為它們 之間不需要互動，而所謂的“能量”也就不會產生。然而，在國際秩序中，國際社會網絡的形成與運作對國際秩序的形成至關重要。因為即便你擁有大量的資訊，你也缺乏交流與互動的路徑，而這必定會使所謂的國際秩序瀕臨崩塌。

這本書十分有意義，內容非常豐富，但是我的語言卻很貧乏，很難解釋。我給你的解釋可能也很難理解，或許你可以嘗試去讀一下書。

讓我們談論一下結構問題，我認為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無序。

我認為世界的結構正在逐漸的“熵化”。

因為在我看來，國際體系可以改變一些事情，這正是我們所談論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它約束行為體，這意味著國際體系可以對某些行為體施加影響，並且能夠讓確定的行為獲得相關收益，這是約束的意義。當然，體系不能強迫你做任何事，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可能受益，如果你不做，你可能會損失。在現在的體系中並沒有這種約束能力，這正是我要指出的，為什么體系會“熵化”。

那么現有的單極體系到底有什么用？我能夠告訴你在冷戰兩極格局下體系的作用，我也能夠說出以前多極體系的作用，但我不能告訴你現有體系的作用，因為它縱容美國為所欲為。美國在體系中付出很少，卻為所欲為，並且有很強的靈活性，但是在這種體系下，美國並不考慮其他國家的自由。在過去，歐洲被兩極體系約束，它在一定程度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日本同樣追隨著美國。那么，現在歐盟為什么要追隨美國呢？如果要想成為領導者，必須有跟隨者。美國是世界最有權力的國家，但是沒有追隨者，那就不能證明它的強大，你不能讓別人做別人不想做的事。單極體系是一個顯示權力的典型例子，美國相比冷戰時期有了更多的能力，但是力量卻比冷戰時期要弱，因為它現在少了在冷戰時期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的這個砝碼。現在的這個體系並沒有對國際上的任何行為體作出約束，那這個體系的作用是什么在單極體系下你無法預測。

下面我們會談到影響同質化和扁平化影響（homogeneityand a flattening effect）以及機能的消耗、衰弱。

我們常常用很多事物來比喻國際層次上國家間行事的原則，在這里，我使用熵的比喻也正是要說明國家間並不存在所謂的行事規則。因為從結構層面而言，並不存在一個約束國家行為的更高的行為體，所以國家間並不存在行事的規則。另外，這是一個資訊大爆炸的年代，而資訊與資訊之間是平等的，這也恰是在熵中所體現的一個特性。在國際資訊的傳輸中，過程顯得尤為重要：資訊是怎樣實現在單元間的相互交換的，單元對資訊的處理是怎樣被其他單元所了解的，這都是資訊傳輸的過程所需要回答的。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在國際政治中，我們經常談及的兩個概念就是結構和過程。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們主要關注過程，對於結構問題則相對很少提及。而在此，我所要做的就是盡量兼顧結構與過程這兩個概念。就國際體系而言，我將其分之為宏觀層面(macro level)和微觀(micro level)層面兩個層次。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都對應著結構與過程兩個方面。比如說，在過程層面，微觀層次所要解釋的是個體決策是如何受到資訊傳輸的影響的；而宏觀層次所要解釋的則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共同政策是如何受到資訊傳輸的影響的。由於這些內容在書中有很詳細的說明，我在此也就不做過多的解釋。

我首先將從微觀層次說起，即國際資訊的傳輸是如何影響個體決策的。就結構層面而言，現實的實質性與網絡空間的匿名性無疑會導致個體對規範以及道德準則的背離。在這里，我應當提醒大家的是，這些現象都不僅僅限於國際關係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現實的實質性使人們在都了解對方主要資訊的情況下進行交流，而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則與之相反。就國際關係領域而言，作為一個非常復雜的結構，國際關係的行為體們都希望能夠保證資訊的確定性，這樣才能做出好的決策。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每一個行為體都希望能夠獲取確鑿的資訊，而不是那種模棱兩可的只言片語。只有這樣，行為體所做出的決策才能夠有明確的過程和對象。但是，很多情況下，事實並不如此。正如我的導師羅伯特·杰維斯對情報機關的分析一樣，美國的政策決策者們都希望能夠有好的情報機關，但是他們往往不能如愿。因為情報機關所提供的很多資訊與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標往往相左。比如，對於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迪克·切尼一再聲稱確認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即便他們也沒得到可靠的訊息。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切尼一類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攻打伊拉克，因此即使對訊息具有不確定性，美國最後還是對伊開戰了。就此而言，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政策制定者們也能在資訊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決策了。

就過程而言，我們需要提及的就是數字革命。不得不說，數字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世界。在過去，我們認為心愿總是主宰著大腦，而大腦則只背著人們的行動。這似乎就是人的行為的最根本來源。但是，數字革命給我們的啟示是，人們的心愿是可以被塑造出來的。一個人的心愿被塑造成什么樣，這與其所處的周邊環境緊密相關。並且，這一種塑造的過程並非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而這就使得資訊的傳輸也變得復雜多樣。比如，我們要將一條資訊由a傳送到b，那么這一個傳送鏈不會只是簡單的a到b，而有可能是a到z到g到c再到b。很明顯，這是一個顯得很愚蠢的過程，但它卻是現實世界中資訊傳輸的真實現象。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只有那些最為聒噪和喧鬧的資訊才能被大家所重視，這也是為什么國際關係中極化現象會出現的原因。在國際關係中，只有那些得到強大國家支撐的資訊才能表現得“聒噪”和“喧鬧”，因此，這些資訊也最常被聽見。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見，在國際關係中，美國總是擁有最多的話語權。

我們當前正生活在一個事后(post-fact)的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在它被完成之后我們才得以知道，而完成它的人則是掌握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資訊。因為數字革命的影響，這些資訊會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到世界各地，而人們則會因為對這些資訊產生的不同的偏好而產生一些意見的聯合。這些意見的聯合可以根據所得到的資訊來“自創”出事實，盡管這些“事實”很可能與現實情況相去甚遠。

在宏觀層次的結構層面上，我使用了“隨機”一詞對國際關係行為體的行為進行描述。這是因為，在現實中，行為體的行為往往難以被預測。此外，對於全球力量(global power)而言，它正處於一個流散和失效的狀態，而這正是熵的特性所在。在這一種大環境下，越來 越多的國際關係行為體所帶來的更多會是負能量，它們對國際體系的破壞、對抗，對現有秩序的擾亂要遠遠多於創造和合作。對很多人而言，國際組織也許是匡正國家行為的有效機制， 但由於全球力量的流散，國際組織的作用將大大降低。當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利益因一些規則受挫時，它們便會加入另一些組織，甚至自己創建一個組織。這一過程就像是在購物 一樣，你只是在尋找適合自己尺寸和顏色的衣服罷了。就這種行為而言，我不知道中國如何， 但美國確實常常如此。

我們現在常常提全球治理，但是很明顯的是，我們還沒有弄明白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此中論述國家權力、國家責任，但是卻沒有提及全球權力、全球責任，這是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國際關係仍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中，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全球政府，而霸權也並沒有在 9.11后銷聲匿跡。所以，就我而言，全球治理只是某一種程度上的全球治理，並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

在宏觀層次的過程層面上，全球化正使得國家間在選擇朋友或是敵人時一步步超越地域和邊界的限制。在我的書中，有專門的一部分來論述為什么國家在選擇朋友或敵人時變得更為自由。確實如此，在現實世界中，地理再也不如它曾經一般重要，他只是圈定了一個國家實施內政的范圍而已。在當前，中國也正在全球范圍內選擇自己的伙伴，比如歐洲的羅馬尼亞、非洲的南非、南美的巴西等等。正因為如此，聯盟成為了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但與以往不同，當今的聯盟已經不再受到地域的桎梏。我曾經讀過一本很老的書，其中對政治的定義便是“政治是一門選擇朋友和敵人的藝術”。而這，也是我認為的政治的真意所在，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資源才會得到有效的分配。在這樣一種過程中，我們應當認識到，地理在政治中並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國際體系也應當變得更為靈活和不可控。

全球文化必將同質，我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個現象，它非常類似熵的概念，它的奇怪之處在於，你會覺得混亂會導致大量的不同，但它並沒有，它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同質。

非軍事戰爭方式的問題，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在這討論這個。我仍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我仍然相信競爭，我仍然相信這個世界還不是有秩序的，我不相信全球治理，我不相信和諧，我相信稀缺的資源，我相信我們都仍要爭奪、競爭地位、威望與最重要的影響力。不僅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影響力，我不關心安全，但即使我們有安全，我們還是爭執不已，因為我們想要擁有影響力。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米爾斯海默是錯誤的。如果你讀米爾斯海默的作品，他說他是一個進攻現實主義者，但他不是，他說他認為大家都追逐權力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是安全的，除非我們已經征服了整個世界，但我不這么認為。

我的想法是，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安全，但我們仍然競爭，因為我們希冀財富。這有什么意義？對於當今世界有什么意義？國家實際上在忙於什么？國際本應使其國民富足，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它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國家，國家是由其人民創造的，為人民利益服務，對不對？如果他們沒有讓人民富有，他們就不合格；如果他們沒有得到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就不能做得更好。

為什么美國要成為一個大國？因為我們想要最大的影響力。為什么我們不希望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不是因為我們反感日本，而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會像我們一樣，他們會為日本人思考，而不是美國人，他們只會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就像如果你們（中國）成為第一的大國，你們只會關注自己的利益，毫不在乎我們的利益。一個好的制度是使大家高興，但一定會讓自己更加高興。

工業革命和核革命對於改變以往的權力方式作用巨大，事實證明一切都顛倒了，但數字革命的影響更為巨大。我們的世界變得全球化、數字化，資訊無處不在。

今天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環境，通過擁有核武器來獲得安全，這不錯，但是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安全。如果你需要開發、創新技術，你需要能夠創建出一個環境，創建機構、大學，那里的人正在學習最前沿的、新的東西。你需要的是知識和資訊，並且最好善於此道，因為這將決定你的未來，而非武力和領土，故而，作為現實主義者，必須直面數字革命。但這並不是說現實主義錯了。現實主義是對的，世界充斥著競爭，無非是對稀缺資源的爭奪。

討論熵的原因包括打破霸權戰爭的循環、去殖民化、單極世界的現實、權力的分散與多極中心以及數字革命或者全球化的挑戰。作為演講一部分，我將介紹在熵時代中一些崛起的力量。他們可以是攪局者，是支援者，是逃避責任者。

中國既被人稱為逃避者，又被稱為激進而強勢的攪局者。我們希望中國是支援者。中國也一直認為如此，還談論g2 之類的話題。現實是，連中國自己也還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它時而強勢，時而又逃避——有時在全球事務上確實如此。“這是你們的秩序，不是我中國的秩序，你在運行這一機制，還不停的說，‘你還沒承擔足夠的成本’，‘你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因為這是你們的秩序啊，如果你想要我們來運行，我們可以做到。”當然，還不可以，因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好。“歷史上，中國曾是一個超級大國，中國經濟很快將躍升第一，你們最好認真的對待我。”同時，中國又說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雖然總量有可能成為第一，但人均不過百名開外”云云。

但重點是，中國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崛起中的大國，他的身份也與他所傳播的資訊熵一致，但是不同的受眾會有不同的理解。當談論南南關係的時候，中國是一個支援者，當談論周邊關係的時候，中國是一個攪局者。現在，當談論全球國際關係的時候，中國是一個崛起國，這個崛起國並不與我們為伍，我們有自己的發展問題。

我現在所說的世界是很真實的，它已經不同於現實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我不認為國家會受到外部環境的激化，反而，國家的發展主要受制於內部環境的刺激。我們過去常常談論德意志帝國要擴張到太陽升起的地方，也包括日本。但是我認為，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當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很多崛起國並沒有聲稱他們要獲得國際威望，為什么呢？因為他們都明白，威望是與付出相聯系的。一個國家要獲得足夠的威望，就必須對國際社會有足夠的付出。中國也是如此。英國和美國也都是如此。二戰之后，美國想重塑全球秩序，而英法兩國比較擔心德國的再武裝，英法兩國也不只是在西半球發揮影響，他們也為重塑國際秩序做出了貢獻，因此可以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

這是一種博弈，你們應該對博弈都比較熟悉了，比如囚徒困境。這種博弈是非常有趣的， 它反映了當前國際社會的現實，我想說的是，這種博弈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這聽起來像是笑話，但是它確實可以反映現實。在1930 年代，最大的遊戲者是美國的壟斷者，幾乎所有人都很窮困，但是企業壟斷者可以讓你參與遊戲，這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冷戰期間，最大的博弈是危機。在1950年代，美國仿佛是紅色恐懼者，他擔心並遏制全球任何地方的紅色勢力，所以冷戰期間最大的博弈就是危機。在1960年代，很多人都在猜想最大的博弈是什么，是在美國嗎？最大的博弈是美國的愛與性的解放。在1980年代，最大的博弈便是追根究底，在這個過程中，資訊成為最重要的媒介。誰可以獲得資訊，誰就是博弈的成功者。在冷戰結束之前，資訊真正成為最重要的資源。那什么是冷戰結束之后，直到當前最重要的遊戲呢？是俄羅斯方塊，這是蘇聯人發明的。

在電腦實驗室，一種新的遊戲產生了，類似日本的任天堂遊戲機上的遊戲。什么是麥克斯韋妖，我必須告訴你們，麥克斯韋妖是一種排序和分類。一種超人類的工具被創造出來。

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試圖解釋這種概念，但是英國的麥克斯韋（maxwell）第一次解釋了資訊熵。你是怎么在一個封閉的系統里改變一種資訊熵的呢，並且使之可逆？如果你可以擁有一種能力，將一種冷分子和一種熱分子共存於一體，那么資訊熵將不會改變。所以在沒有外部能量的前提下，這種實驗是不會成功的。現在，在美國，是誰在進行這樣的研究呢，是大數據。大數據將這一切變為可能。

現在，讓我們重回博弈遊戲。俄羅斯方塊，什么是俄羅斯方塊呢？俄羅斯方塊的敵人並非什么惡人，而是一種不斷地面對的壓力，給你不斷地制造障礙。

我們都是麥克斯韋妖。我們知道，世界正在不斷地過濾資訊，這是很有趣的，換句話說，它可以反映出我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