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這些年一直沒有探討出合適的國企改革方法

中國經濟正處於尋求增長新動能和結構轉型、金融改革開放的提速關鍵期，變局之年，“三亞·財經國際論壇”於2015年12月11-13日召開，旨在通過民間智庫撬動政經能量，以思想的共鳴引領變革方向，在推動國際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研討解決重大問題、促進世界經濟良性發展中持續發揮更為積極的現實效應。金融界網站進行全程直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論壇上表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要尋找新動力，培育和發展新動能，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引領新常態，中國才能進入下一輪高速增長。同時，他還提出，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也是尋找新動力的重要途徑。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下行，最主要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問題”，解決這些矛盾，他提出五方面結構性改革和五方面體制性改革：

首先，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主要是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戰略性支柱產業，新型產業，擴大消費，提高投資效益，穩定住出口；第二、產業結構改革；第三、要素結構改革，主要對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的創新，探索新途徑；第四、地域性改革，發揮東、中、西、東北地區四大板塊作用，包括城鄉結構，解決二元矛盾，特別是城市內部的新二元矛盾；第五、收入結構改革，主要是調整收入格局。

另外，他表示，五大改革包括農地改革，除了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和處置權，最主要的是農業承包權、經營權，把農村土地，包括宅基地解放出來，特別是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促進土地規模的流轉；國企改革；市場體系改革，發揮市場設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及發揮政府的調控；財稅改革；金融改革，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係，為實體經濟提供比較好的血液，也使現代服務業和金融業得到比較好的發展，建立在世界上比較強大的金融業。

他強調，如果把經濟增長的預期指標定的太高，會影響結構改革和體制改革，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也影響到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以下為發言實錄

尹中卿：中國這輛列車從高速發展每年平均9.8%的速度，甚至兩位數的速度，現在下降到保8%沒保住，現在又到7%，7%也很懸，還會不會繼續下行，在於中國經濟的動能，我認為我們在尋找新動能，更需要培育新動能，更需要發展新動能。

總體來說，現在有些新動能還沒有找到。即使找到了，還沒有把它培育出來，更沒有能夠抵御住原來舊動能下降所造成的失速的壓力。中央五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理念，包括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等。我這里想提出五個結構性改革和五個體制性改革。

我們經濟發展速度下行，最主要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問題，解決這些結構性的矛盾，我認為：首先，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需求結構改革很容易，主要是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戰略性的支柱產業，新型產業，主要是通過擴大消費，提高投資的效益，穩定住出口。第二、產業結構改革。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第三、要素結構改革。主要對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的創新，需要探索新的途徑。第四、地域性改革。特別是發揮四大板塊，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作用，包括城鄉結構，解決二元矛盾，特別是城市內部的新的二元矛盾。第五、收入結構改革，主要是調整收入格局，當前影響中國內需的是主要是居民的收入結構不合理，甚至在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出現了差距過大。

這五個改革，基礎性的是農地改革，除了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和處置權，當年最主要的是農業承包權、經營權，把農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解放出來，特別是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促進土地規模的流轉。

國企改革，這些年我們一直沒有探討出合適的方法。

市場體系的改革，特別是市場體系怎么建立，怎么發揮市場設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及發揮政府的調控，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財稅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還是滯后的，去年6月份，中央深改組拿出了財稅綜合體制改革方案，去年8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對《預演算法》的修改。這之后國務院作出了創新財稅改革的決定，但是財稅改革還沒有完全破題。最後一個改革是金融改革，怎么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係，怎么為實體經濟提供比較好的血液，也使我們現代服務業和金融業得到比較好的發展，建立在世界上比較強大的金融業。我認為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也是我們尋找新動力很重要的途徑。

調結構促改革肯定需要一個環境，我講另外一點，就是發展速度。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既有統一性也有矛盾，如果把經濟增長看得過重，如果把經濟增長的預期指標定的太高，沒有足夠的空間，整個經濟繃的很緊，這個指揮棒會影響結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例如現在爭論的中高速增長到底是多少，未來五年，是6.5%還是7%，還是6.5%—7%之間，可能都叫中高速增長，具體確定到哪一點，這個指揮棒對各級政府具有致命的作用。我最近去了兩三個省，大家都打探說，“十三五”規劃你聽到了嗎，到底中央定多少了？我們省委已經定了，如果中央定7%，我們肯定是8%，如果中央是6.5%，我們肯定是7.5%。這樣的一個把GDP的增長看得過重，對增長速度看得過重，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性改革。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也影響到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