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6個詞就可看透中國經濟的未來

財經觀察員韓洋撰文指出，在即將過去的2015年，中國提出的很多新政都會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走勢。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十二五”期間，在世界經濟增長總體放緩、主要經濟體走勢分化背景下，中國經濟運行保持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態勢。

“十二五”前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0％。總體上看，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看起來比以前有所放緩，但這是在很高基數上實現的增長，而且是質量效益穩步提高的增長。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較，中國仍然處於絕對領跑者地位。

2014年我國經濟總量達到63.6萬億元，折合10.4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份額達到13.3％，比2010年提高4.1個百分點。

今年以來，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上半年中國依然保持了7％的增長速度，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占約30％。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率，國際社會多以中肯的態度來評價。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高級副總裁考什克 巴蘇表示，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問題，但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依然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為世界經濟艱難復甦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事實上，在即將過去的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的很多新政都會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走勢。

1、習近平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學代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立足提高質量和效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中體現的治理經濟新思路。

澎湃新聞稱，11月，習近平的日程安排得很緊。國內，中央深改組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相繼召開；國外，先是出訪越南、新加坡，又赴土耳其和菲律賓，分別參加G20和APEC峰會。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場合，經濟話題都是習近平關注的焦點之一。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已經6次集中談起中國經濟。

11月18日，習近平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至少也要達到6.5％。”習近平在就“十三五”規劃建議作說明時的這句話一發布，立刻引來關注。這個速度慢嗎？當然，與之前許多年10％左右的增速相比是慢了些，但對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二的中國而言，確實不算慢！

不過，相對於增速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爭論，大家開始更多地關心經濟深層的變化：為啥以前支撐經濟增長的動能就不行了，新的動能都有啥？在11月15日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習近平就專門分析了這一問題。

他說，“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同時，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漸顯現。”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世界經濟整體動力不足。

習近平此言看似是在給世界經濟把脈，但對中國經濟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正如習近平所言，中國經濟“正經歷新舊動能轉化的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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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的增長動力表現如何，怎樣去培育？習近平也給了權威判斷：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加快形成。為什么這么說？首先要得益於經濟結構出現的新變化。今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60％，服務業比重超過50％，高技術產業增速明顯快於整體工業。

一個樓市、一個股市，跟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就專門提到了它們。

對樓市，他說，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

對股市，他說，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話雖不多，但透露出樓市和股市改革的重要信號。

先說樓市。今年以來，即便有限購取消、降準、降息等利好政策，一些三四線城市仍然面臨比較大的樓市庫存壓力。據媒體此前報導，2014年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已經突破6億平方米。毋庸置疑，房地產的疲軟肯定會影響到我國的宏觀經濟，甚至給經濟的復甦會帶來影響。對此，短期“去庫存”，長期“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將促使房地產業回暖，也有助於人口、產業、住房的良性循環發展。

去庫存的方向已定，接下來將出臺哪些政策，我們拭目以待。

除樓市外，習近平在此次講話中提到的股市問題，也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今年6月以來，中國股市曾出現異常波動，很多人的財富大幅縮水，也暴露出了不少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因此，發展資本市場，首先“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障股票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在此前提下才能實現“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目標。

可以預見，未來的股市將更重視防范風險，更重視推進資本市場制度改革，更加重視保護投資者權益，整體的改革也有望提速。

2、經濟新常態

近兩年，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平穩運行。繼去年系統闡述“新常態”之后，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多次對“新常態”作出重要表述。習近平要求，中國要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戰略定力，樹立發展信心，走出一條發展新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所謂“新”，就是我們找到一個新增長平臺，有一套新發展方式和新機制。同時使增長能夠穩定下來，而且充滿活力，具有可持續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常態”。“新常態”下，速度變化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速度背后結構的變化、增長動力的變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

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衝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

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

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

二是消費開始上臺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

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2014年和2015年對中國經濟來說可能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的35年經濟呈現出一種發展態勢，在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種態勢。所以當前我們正處在轉折之中。

經濟“新常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態”，另一方面是發展模式的“新常態”。

關於增速的新常態，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7％左右，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決定的，而是趨勢性的，是有內在原因的，並且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而關於發展模式的“新常態”，需要關注的是目前經濟結構調整正在發生。

經濟增長潛力的一般規律首先，經濟增長存在各國通用的普遍規律，即潛在經濟增長率與人均GDP負相關。也就是說，窮國的潛在增長率高於富國的潛在增長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資源制約條件下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根據這個規律，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只是先后的問題，由於窮國可以有追趕效應，所以最終各國經濟水平會趨同。當然在現實中，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並不完全一樣。

例如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民眾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經濟增速並不快，而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實際增長率接近潛在增長率，是需要條件的，比如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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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水平與經濟潛在增長率有對應關係。如果我們把經濟發展階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個階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階段。

那么從歷史數據和跨國數據來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潛在增長率的對應關係：低收入國家有8％以上的潛在高增長率，低中等收入國家對應著6％～7％的潛在中高增長率，中等收入國家對應著5％～6％的潛在中等增長率，中高等收入國家對應著4％～5％的潛在中低增長率，發達國家對應的是只有3％左右的潛在低增長率。

中國目前屬於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間，所以對應的潛在增長率是6％～7％。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速進入“新常態”，從高增速區間進入中高增速區間，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對此判斷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中國目前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人均GDP是多少，這是一個定量的問題。

影響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影響經濟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

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勞動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現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從絕對值的角度來看，中國勞動人口數量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之后逐年減少。

2014年還有兩個標志性的指標，就是人口老齡化的指標，一是65歲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過10％，二是60歲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過15％。

從長期來看，這樣的人口結構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日本的情況可以作為借鑒，嚴重的老齡化和勞動人口的缺乏加劇了日本經濟的衰退。但從短期來看，單從就業方面來考慮，勞動人口的下降減少了眼前的就業壓力。

因此，一方面，長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勞動力總量在減少，但仍有很大的結構調整潛力，因為我們仍然有2.4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農業並不需要這么多勞動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轉移到工業或者服務業，並不那么容易。

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進行當中，當然，我們希望調整能夠更快些。

其中第三產業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據統計局的數字，2013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是46.1％，經過第三次經濟普查后調整為46.9％。

事實上每次普查后第三產業的比重都會上升，因為服務業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會超過50％。而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勞動力只產生了9.2％的GDP。1/3的生產力對應的收入當然也只有1/3

。因此，第一產業的問題是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否則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報酬就無法提升。

需求結構調整。從GDP支出分解來看，消費、投資、進出口這三架拉動經濟需求的馬車也在調整。2007年，我國凈出口占GDP的比重為9％，非常之高。經過這幾年的調整，現在降到了3％以下，已經屬於正常范圍。

此外，消費增長超過GDP增長，而且因為種種原因，我國的消費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結構也在調整中。

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從數據來看，我國的基尼系數從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盡管這個數字還比較高，但是確實是在逐年下降。這些年非熟練工人的工資上漲較快，有兩位數的年增長率。

而這個上漲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結構變化是吻合的。勞動供給在減少，而經濟還在不斷增長，因此工資就會上漲。非熟練工人工資的上漲是使基尼系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需要主動作為。經濟新常態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為轉方式、調結構提供根本動力。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認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修修補補的體制機制調整，而是自我革命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的破除，將打破利益固化籓籬，解除限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激發經濟活力；經濟增長機制轉換和宏觀調控體系完善，將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和根本保障。

“伴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微觀活力將進一步釋放，新的增長引擎將被打造出來，我國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將具備更堅實的制度基礎、更充沛的動力源泉。”

3、供給側改革

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自11月10日到18日，前后九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給側改革”，這一概念也成為時下經濟領域最火熱的詞匯。

分析認為，推動供給側改革勢必將對我國經濟結構產生巨大變化，我國經濟將從傳統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轉變為供給、需求“兩手抓”，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有望翻開新篇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培林認為，人們通常把勞動力和資本投入規模、設定效率、技術水平等作為供給面的因素。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大體上是能夠促進這些供給面因素增長和改善的措施。

傳統意義上，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屬於“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而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分析指出，就我國目前經濟狀況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專家表示，以前我國消費動力不夠，因而要刺激需求。現在有了消費動力，但供給的產品卻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一味刺激需求會帶來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而“供給側改革”，能改善相關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5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改革增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過改革促進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三是通過改革培育企業、創業者、創新型地區或園區、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型政府等主體；四是通過改革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五是通過改革淘汰落后產業、培育有市場競爭力的新產業和新產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中央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要把宏觀調控從需求側全面轉向供給側，而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做好供求平衡。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對稱平衡才能維持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過去，我們過多強調了需求側管理，忽略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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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最直接、最簡單的是減稅，還包括制度改革、對外開放、鼓勵產業升級、鼓勵創新和創業等諸多方面。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需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更加強調“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認為，一是宏觀調控的理念更加全面，供求並重、長短結合。二是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三是隨著各項改革措施逐步到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制度基礎將進一步夯實，生產、消費、進出口將進一步優化，社會活力將被進一步激發。四是有望真正形成有中國人自己特色的新發展經濟學理論。

供給側改革勢必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而這也將帶動現代服務業等現代產業的加快發展，並逐步取代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成為我國新的經濟支柱。

目前，國內消費比重在國民經濟占比重越來越大，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服務經濟占主導的時代已經悄然來臨，同時說明未來將更大力度提供服務業供給側。對於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機遇，綜合近期券商觀點認為，醫療服務、體育服務、教育服務、休閑娛樂等四大領域成為券商普遍看好的現代服務業細分領域，相關行業也有望迎來巨大投資機會。

4、一帶一路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

在經歷了近兩年的謀劃和推進之后，“一帶一路”戰略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有意義。對外，它是我國構建新的對外開放格局的重要思路，對內，它是我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有力保障。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其動力在供給方面主要是通過要素投入，特別是“勞動力紅利”的充分利用獲得的；在需求方面主要是借助投資和進出口形成的。

然而，自2010年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降低表明，經濟轉型不再是一個未來的選項，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變到中高速增長，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已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戰略。

問題在於，如何獲得實現這種轉型的動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實現這一轉型的一個動力源泉，除此之外，深化和拓展對外開放也是獲得經濟轉型動力的重要源泉。

然而，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尋求經濟轉型成為世界性的課題；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和新興市場化國家崛起，對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提出新的要求。

這些新形勢對我國的對外開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開辟對外開放的新局面，成為深化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一帶一路”就是適應這一形勢，推動深化對外開放的新戰略。

“一帶一路”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邊及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因此，“一帶一路”的構想是一個全新的對外開放戰略，它把過去主權國家間外在的貿易聯系整合為一種內在的依存關係，從而實現生產力在一個更大范圍的融合和發展。

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沿線所有國家都是一個重大的發展機會。對於中國的經濟轉型無疑也會注入新的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雖然地方經濟都得到了快速增長，但地方經濟不平衡問題也逐漸凸顯。

如果說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轉型，那么地方經濟不僅要實現轉型，而且落后地區還要實現趕超。

從理論上講，當形成地方經濟之間不平衡的局面時，或者以經濟增長的收斂緩慢地縮小差距，或者借助某些重大的發展機會快速地實現趕超。

比如，黑龍江省雖然在改革開放后也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在全國的經濟格局中目前處於較為落后的地位。因此，縮小與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成為黑龍江省的戰略目標。

“一帶一路”能夠提供給黑龍江省的最大機會是，在拓展的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上，黑龍江省有著地緣和資源方面的優勢，如果能夠順利開辟絲綢之路經濟帶，那么黑龍江省就從地處邊遠的位置變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一個中間環節，這無疑將給黑龍江省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

從全國來看，各省、自治區及直轄市，都可以根據各自的自然稟賦，借助“一帶一路”歷史機遇，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5、亞投行

亞投行籌備工作組副組長陳歡表示，預計亞投行在12月底前可滿足開業條件，開業儀式定在明年1月中旬。

陳歡表示，已有12個成員國通過亞投行的章程審批，印度和俄羅斯或將在12月中旬完成批準。

亞投行第一年發債規模預計在1億至5億美元之間，可能在無評級的情況下先發債。亞投行融資貨幣仍首選美元，部分項目會考慮人民幣的融資需求，亞投行經營初期的業務以能源、交通、農村發展、城市發展、物流為主。

回顧亞投行籌建，美國在2014年籌建初期階段提出反對意見，但亞投行最終獲得美國許多重要盟友的支援，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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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首批22個域內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后，亞投行便進入吸納新成員和談判《亞投行協定》的快速推進期，意向創始成員國數量迅速增加到57個，涵蓋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機構ISAS高級研究員庫克稱：“如此多的國家簽約，意味著亞投行的管理工作將相當復雜。加入的國家越多，相互較量的利益就越多，每個成員國都希望亞投行能夠更多地服務於自己的利益。但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次巨大的外交和戰略勝利。”

《亞投行協定》談判也高效推進，中國與印度、哈薩克斯坦、新加坡等國聯合主持了5次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最終商定《亞投行協定》。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亞太地區的基建融資將高達8萬億美元。如果將已在規劃中的項目和優先考慮的項目計入其中，亞太地區每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約為7，500億美元。

而牛津經濟研究的一項預測也表明，在未來10年中，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可能每年增長7-8％。到2025年年底，該地區的基建投資將占到全球的60％。

具體來說，中國2012年的基建支出占世界的22％，到2025時將達到36.4％。亞洲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其基建投資占全球的比重也將從2012年的30.4％增加至2025年的47.7％。

屆時，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占到全球的近一半，這意味著未來的基建投資重點將從西方轉向東方。

為了滿足這一需求，也為了能更好地利用其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已明確表示，亞投行將為在亞洲的基建提供融資。

未來，亞投行將與“一帶一路”戰略相互配合，這不僅將幫助中國資本和經濟發展經驗走出去，並將促進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建設。

6、絲路基金

絲路基金是指為了重新盤活絲綢之路而設立的一項旨在發展亞歐陸上經濟的專項基金，由中國於2014年11月正式設立。

對於絲路基金，絲路基金副總經理王丹在是次大會上介紹說，絲路基金去年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北京注冊成立，定位為中長期的開發性投資基金，致力於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多邊雙邊互聯互通。

目前，絲路基金首個投資項目，將投資入股三峽集團控股的三峽南亞公司，為巴基斯坦清潔能源項目——吉拉姆河流域的卡洛特水電站項目提供資金支援。

“首個投資項目充分展示了絲路基金的投資理念。”王丹表示，“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旗艦，是絲路基金尋求投融資機會的重要區域之一；絲路基金與三峽集團合作支援巴基斯坦電力開發，體現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理念。

亞洲是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在過去幾十年里不僅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GDP總量從1980年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上升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且在社會發展和減貧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王丹表示，亞洲大部分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當前同樣面臨經濟增速下滑問題，解決基礎設施投融資缺口、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也成為亞洲的迫切任務。中國成立絲路基金，是希望利用中國的資金實力支援“一帶一路”建設，這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基礎設施投融資、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實際行動。

王丹指出，絲路基金可以看作是比一般PE投資期限更長的PE，運作上堅持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的原則，秉承商業化運作、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投資理念。

“盡管絲路基金不是多邊金融機構，但絲路基金是開放的。”王丹說，期待與區域內外的多邊開發機構，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其他投資者開展多元化的投融資合作。（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