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土耳其穆斯林群體的形成和政治訴求

文 | 《中東研究通訊》王佳尼

土耳其穆斯林來到德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8世紀普魯士王國時期。不過這個群體當時的規模很小，對普魯士幾乎都沒有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奧斯曼帝國為了軍事發展的需要，派遣了大批年輕軍官前往德國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管理方式，從而導致德國土耳其穆斯林的人數有所增長。而土耳其穆斯林大批移民德國，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當時前往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移民主要有三種原因：其一是外出務工，其二是家庭團聚，其三則是尋求政治庇護。

土耳其穆斯林作為外來務工人員進入德國的時間，主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當時整個西歐在“馬歇爾計劃”的支援下經濟建設全面恢復。其中德國經濟的增長，則創造了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跡”。但1961年柏林墻的修建，使得西德失去了大量來自東德的勞動力，從而引發了德國勞動力短缺。西德政府為了滿足德國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向國外招募大批勞動力。

與此同時，土耳其經濟在美國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援助下雖然也有所發展，但國內仍然有大量勞動力剩余。土耳其1960年軍事政變后選舉出的新一屆聯合政府，也希望為國內剩余的勞動力向海外尋找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德國和土耳其政府1961年10月簽訂了《德國勞工市場向土耳其招聘勞動力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大批土耳其穆斯林來到德國，成為德國的外來務工人員。

1967年，西德經濟在經歷了短暫的衰退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大幅度提高。土耳其國內，則在二戰后穩定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出現了人口的大規模增長。但土耳其20世紀60年代初出現的軍事政變，影響了土耳其政治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導致失業率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西德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再加上外籍工人可以享受和德國工人基本相同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因而再次吸引了大批土耳其穆斯林青年前往德國工作。到70年代初，土耳其人已經成為德國境內最大的移民群體，約占當時非德裔勞工總數的23%。

但值得注意的是，前來德國務工的土耳其穆斯林大都來自土耳其農村地區。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落后，民眾宗教情緒強烈，對伊斯蘭教有著根深蒂固的強烈認同。受凱末爾世俗主義革命的影響非常有限。另外，前來德國工作的土耳其穆斯林，大多從事那些粗放的制造業工作。這些工作的技術含量低，但勞動強度大。因此，這些人大多只跟工友和雇主接觸，很少有時間和精力融入德國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前來德國務工的土耳其穆斯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工作上，他們主要是在制造業和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勞動掙錢；在生活上，他們則因為種族、語言和文化等原因而集中聚居在一起；在精神上，伊斯蘭教是他們之間相互認同和團結的唯一精神紐帶。

隨著大批土耳其穆斯林前來德國務工，他們的親屬很快也隨之來到德國實現家庭團聚。1961年的《德國勞工市場向土耳其招聘勞動力協議》中規定，土耳其勞工在德國工作滿兩年后必須返回土耳其。

但事實上，當這些工人成為熟練工之后，不僅德國的雇主不愿意失去這些高效率的勞動力，而且這些在德國生活了兩年的土耳其穆斯林也因為德國良好的生活條件和福利待遇而不愿離開。結果，由於德國政府並未強制執行這項工作滿兩年后必須返回來源國的規定，因而使得大部分土耳其勞工留在德國成為德國的永久移民。1967年，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只有大約13萬，但到70年代初已經增加到60萬之多。

另一方面，土耳其國內從70年代初就開始出現政治動盪。1971年的“備忘錄政變”雖然緩和了60年代末以來土耳其左派和右派的政治衝突，但政變后軍方組建的超黨派專家政府施行的改革並沒有產生明顯成效。這些改革非但沒有在國家高層取得一致，而且還導致土耳其國內出現了左派、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三種意識形態。

從1973到1979年的短短6年中，土耳其就經歷了6屆聯合政府更迭。特別是70年代，土耳其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斗爭逐漸演變成政治恐怖主義。不僅暗殺活動頻繁，而且國家法律和社會秩序都遭到嚴重破壞。同時，帶有暴力色彩的庫爾德分裂主義與伊斯蘭復興運動也和土耳其政治斗爭交織在一起，導致土耳其軍方1980年9月再次反動軍事政變，宣布解散議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土耳其國內這種動盪的政局也促使那些在德國工作的土耳其穆斯林決定留在德國，並將家人接到德國團聚。

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大批土耳其穆斯林工人的家屬以家庭團聚的方式進入了德國。在當時情況下，土耳其穆斯林工人家庭團聚的權利，不僅受到德國1949年基本法的保護，而且德國1973年頒布的《家庭團聚法案》，也為土耳其穆斯林工人將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遷移到德國提供了法律依據。但也要看到，以家庭團聚形式移居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與先前到德國去工作的土耳其穆斯林有很大區別。

首先，先前來德國務工的土耳其穆斯林主要是單身男性，而以家庭團聚形式前來德國的則全部是女性和兒童。這些女性和兒童不僅沒有經濟能力，而且還帶來了住房、教育、福利和宗教等社會需求，從而對德國政府和德國社會的接納能力提出了挑戰。

其次，先前來德國務工的土耳其穆斯林工人，在服裝等方面也沒有顯著的宗教標志，生活上的禁忌也相對較少。而前來與家人團聚的穆斯林女性，則在面紗和頭巾方面的裝束上體現出穆斯林顯著的宗教特征，而且在適應德國的生活上也遇到很多困難。

最後，土耳其穆斯林勞工家庭的子女教育問題，也成為德國政府和土耳其穆斯林自身的難題，而且需要立刻加以解決。因此，當土耳其穆斯林家庭在德國大量出現后，原來那些土耳其穆斯林工人便不再是一支符號化的勞動大軍，而是有著自己信仰和文化的真實的群體存在。

除了勞工和家庭親屬外，還有一些前來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則是為了尋求政治避難。這里所說的政治避難，主要是那些要求德國政府提供保護的土耳其政治難民。土耳其當時的政治難民，大多是庫爾德人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成員。在庫爾德人方面，他們於20世紀80年代末成立了庫爾德工人黨。

這個黨為了在土耳其東南部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人國家，不惜采取暴力和恐怖主義手段與土耳其政府對抗。他們把自己描述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把他們的恐怖主義活動說成是“反對土耳其帝國主義”的行動，而遭到了政府的嚴厲鎮壓。90年代初，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人又開始組建政黨參加議會選舉。在1991年的議會選舉中，他們甚至獲得了13個議會席位。

但由於庫爾德議員在宣誓儀式上使用庫爾德語並穿著代表庫工黨的服裝，因而遭到政府取締。在伊斯蘭復興運動方面，盡管1982年的憲法禁止宗教團體參加政治活動，以清除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影響，但其成員還是成立了一些秘密黨派，繼續發展伊斯蘭運動。特別是其中一些比較極端的團體，表現的極其活躍。當時居住在德國的郝查·柴瑪萊廷·卡普蘭（hoca cemalettin kaplan）教士，就宣揚要借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方式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並宣稱自己是這個伊斯蘭國家的哈里發。

卡普蘭領導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雖然沒有得到廣泛支援，但也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覺，並對其實施打擊。結果，在政府的全面鎮壓和軍隊的嚴厲打擊下，大批庫爾德工人黨成員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紛紛逃離土耳其，前往德國尋求政治避難。他們選擇德國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德國有大量土耳其穆斯林移民。他們去德國不僅易於生存，而且還能繼續在德國土耳其穆斯林中尋求發展。另一方面，德國1949年的基本法規定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享有政治避難的權利，並向這些難民提供慷慨的社會福利。因此，從80年代中期到2002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執政之前，有大批土耳其政治難民涌入了德國。

目前，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主要是那些最初前來的務工人員及其家庭和后代，同時還有那些尋求向德國政府尋求庇護的政治難民，另外還有一批留學生和各類高級人才。在他們當中，第一類人群的數量最多。但因為他們受教育程度有限，而且並沒有真正融入德國社會，因此從事的依然是那些簡單粗放的工作。但他們希望繼續生活在德國，成為擁有合法身份和被法律承認的德國人。

第二類是政治難民，他們在尋求政治庇護的同時，還希望能夠在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群體中傳播自己未能實現的政治野心。他們當中的庫爾德人則把土耳其國內庫爾德人與土耳其人的矛盾復制到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群體中，而那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試圖加強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熱情來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援。第三類主要是那些來德國學習的年輕一代，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留在德國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和福利待遇，並且也希望獲得在德國居留的合法身份。

很明顯，對於這三類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來說，獲得在德國的合法身份，也就是德國國籍是他們的共同訴求。不僅如此，這些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甚至希望同時擁有德國和土耳其的雙重國籍。這其中的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作為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后裔，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依然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宗教認同感。

因此，他們需要保持土耳其身份來滿足自己作為一個突厥人和穆斯林的精神需求。但由於他們生活在德國，而且外國人的身份在很多時候不能解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特別是不能享受德國公民所有的待遇，因此他們又希望獲得德國國籍。

其次，土耳其穆斯林數量龐大，已成為德國社會最主要的少數族裔。但他們大部分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依然較低，因此希望通過獲得德國國籍，來享受和德國人一樣的社會福利待遇，改善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狀況。另外，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大多有家庭和孩子，而德國國籍也是他們的子女獲得良好教育的關鍵。因為德國法律並沒有規定，出生在德國的孩子就是德國人，而是要等到孩子成年后才能決定。

這就意味著父母如果沒有獲得德國國籍，那么身份問題將一直伴隨著孩子直到成年，幾乎涵蓋所有受教育年齡。因此，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最大的政治訴求就是獲得德國國籍。為此，德國的土耳其穆斯林始終努力通過政治參與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獲得德國國籍的政治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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