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新一輪強化：內容、動因及前景

張薇薇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公共外交、亞太地區大國關係

2015年4月27日，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下簡稱《指針》）在歷經一年多的磋商和準備后終於出臺。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舉行會談，會后發表共同聲明，強調兩國是“堅固的同盟國”[2]。安倍此行也受到美國最高規格的國賓禮遇。與舊版《指針》相比較，新版《指針》在美日合作的內容、范圍、方式等方面都有顯著變化，體現了兩國將同盟關係進行“現代化”升級的主要思路，也集中反映了兩國強化全方位合作的意愿。美國和日本是亞太地區兩個重量國家，其雙邊關係對地區形勢的發展和走向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文擬從介紹美日同盟新一輪強化的主要內容變化入手，通過梳理近年來美日兩國政策界和學界的相關檔案與論述，分析其對亞太地區形勢發展的認知和戰略規劃方面的異同，進而對同盟強化革新的影響及其未來走勢進行探討。

一、新一輪美日同盟強化的主要內容革新

1951年，美國與日本簽署《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確立軍事同盟關係，但此時美國占據絕對優勢和主導地位。1960年，兩國通過簽署《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部分修正了這一極不對等的關係並強化了同盟合作。1978年，首份《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對兩國防衛部門在戰時及和平時期的分工合作做出了具體規定。整個冷戰時期，美日同盟都是美國在亞洲對抗“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堡壘。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日同盟瞬間失去“假想敵”，加之兩國經貿摩擦加劇，同盟關係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漂流”。但隨后，朝鮮半島和臺海局勢一度緊張，美日同盟得以重新確立方向。1997年，兩國對《指針》進行首次修訂，除賦予駐日美軍更大權力外，也給日本自衛隊拓展在周邊地區的活動開了綠燈。進入21世紀，中國的飛速發展、亞太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促使美日再次考慮強化和升級同盟關係。在鳩山由紀夫擔任日本首相期間（2009-2010年），盡管兩國曾因普天間基地的搬遷等問題導致矛盾一度激化，但加強同盟關係的共識仍占據主導，在鳩山下臺之后兩國關係更是迅速回調。

近年來，美日兩國多次表示，要針對當前亞太地區環境的特點，對同盟進行“現代化”升級，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強有力”、更“平衡”和更“有效”的同盟。[3]此次《指針》的修訂和安倍晉三的訪美集中體現了同盟革新進一步強化的基調。綜合來看，美日同盟的強化主要體現在軍事領域，但同時對政治和經濟領域也有外溢效應。

首先，美日對同盟主要針對的目標進行了修改。冷戰期間，蘇聯是同盟的主要目標和“假想敵”。冷戰結束后，1997年，美日首次修訂《指針》，主要針對的場景是朝鮮半島等危及日本安全的“周邊事態”。此次是對《指針》的第二次修訂。盡管美日兩國皆聲明修改《指針》不針對某一特定國家，而是為了更好地適應變化了的地區環境，但仔細研究美日對地區環境變化的描述，便可清晰地看出，美日同盟本輪革新的主要著眼點就是中國的崛起。

2013年10月召開的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會議（“2＋2”會議）是美日本輪《指針》修改的起點。會議發表的共同聲明里提到，亞太地區的形勢和安全環境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因而美日同盟的基礎和需要應對的情景也應隨之變化。聲明列舉“朝鮮的核和導彈計劃、在海洋領域帶有強制性的和破壞地區穩定的行為，針對太空和網絡空間的干擾性行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人為導致的和自然發生的災害”等作為新時期美日同盟需要應對的威脅。[4]2014年10月，美日發布關於修改《指針》的中期報告，明確提到同盟應采取措施“防止日本安全環境的惡化”。[5]盡管上述官方檔案里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是“地區威脅”及“日本安全環境惡化”的因素，但所描述的情景多與近年美日對中國的指責相吻合。由此可見，美日革新同盟關係的主要目的就是應對中國的崛起。

其次，新版《指針》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同盟框架下的安全合作進行了顯著拓展。從時間角度說，同盟強調“從平時”到戰時的無縫合作。1997年的《指針》只列舉了“平常時期”和“日本遭遇武裝攻擊時”兩種狀態下美國和日本的分工合作。新版《指針》則細化到“和平時期”、“影響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出現時”以及“日本遭遇武裝攻擊時”三種狀態。[6]其中新加入的中間狀態對應的就是日本近些年反復強調的“灰色地帶”事態，即既不屬於完全和平時期，又不屬於戰爭衝突狀態的勢態。日本一直擔心其所控制的部分離島（主要是與中國存在主權爭議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可能發生“灰色地帶”事態，影響到日本實際控制的局面。因此，日本竭力要求美國承諾在發生此種勢態時與日本共同采取應對措施。

從空間角度看，新版《指針》將同盟合作范圍從日本周邊擴展到全球。《指針》第四部分列舉美日合作的情景時，專門加入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受到武裝攻擊，但日本沒有受到攻擊”時的情況。《指針》第五部分提出美日兩國要為“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安全”而合作。美日同盟將加強在國際活動中的合作。這些國際活動包括：聯合國框架下的維和行動、國際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海洋安全、伙伴國能力建設、后勤支援等。這就在事實上宣告，美日同盟已不再單純為保護日本的安全，而會在更廣泛的空間內開展合作，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實現兩國的“無縫”合作，兩國決定增設由政府多部門共同參與的“聯盟協調機制”這一常設機構，並提高聯合計劃和行動協調能力。

第三，新版《指針》為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三邊乃至多邊合作打開了視窗。《指針》第五部分以很少的篇幅點出了美日將加強與地區和其他伙伴國以及國際組織合作這一大方向，並列舉了諸如兩國合作向第三方提供能力建設、開展聯合培訓和訓練、提供后勤支援等具體項目。內容雖然不多，但留下了很大的解釋與發揮的空間。就目前形勢看，美日在議的項目主要包括與韓國、澳大利亞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三邊及多邊合作，合作的目的同樣是為了聯合應對中國崛起這一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因素。此外，美國還曾提出日本可以加強與北約的安全合作。

第四，新版《指針》增加了美日間新的戰略合作領域，即太空和網絡空間。這兩方面的合作在過去幾年的美日安全對話中已經多次被提及。此次明確將其寫入《指針》是對以往討論結果的固化。就太空合作而言，兩國將加強在早期預警、情報收集、警戒監視和偵查（isr）、定位、導航等諸多方面的合作。網絡空間方面，兩國承諾將加強對本國網絡系統的監管，分享有關網絡安全的知識、開展教育交流、增強各自網絡系統的抗沖擊能力以確保同盟任務等。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伴隨著同盟關係的演變，美日同盟的強化不僅體現在軍事安全層面，兩國還顯著加強了在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合作與配合，結成“全方位”同盟的態勢愈益明顯。在經濟層面，日本成為美國牽頭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最關鍵的倚重力量。目前，整體談判以美日談判為核心和風向標，只有美日談判順利完成，所有參與的12國才可能最終簽署“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能源合作是美日經濟合作的另一個潛在重要領域。討論中的合作包括了核能及油氣合作。[7]不過，目前國際油價大幅走低，美國本土的頁岩氣廠商面臨深度調整，美日油氣合作仍在靜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兩國還刻意在政治領域確保相互支援。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日本是曾經的法西斯國家和戰敗國，且至今仍就歷史問題態度曖昧。在這一特殊年份，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與安倍晉三會晤后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歷史可以被跨越，過去的對手可以變為親密的盟友，所有國家可以共同構筑未來”。[8]這無疑是表達了對安倍的政治支援。從日本方面看，為了確保安倍與奧巴馬會見的效果，日本草率地拒絕了中國對其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的邀請，在英、德、法等西方大國紛紛加入后才感到措手不及。

二、強化美日同盟的原因

以《指針》的修訂完成為標志，美日同盟被提升至一個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新階段。究其原因，最根本的當屬目前國際形勢下，兩國國家戰略和政策走向呈現的高度契合。

（一）美國借“亞太再平衡”謀求重塑領導權

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美國全面調整了全球戰略。從“重返（returning）亞太”到“轉向（pivoting）亞洲”再到最終敲定“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作新政策的代名詞，美國重視亞洲、介入亞洲、領導亞洲的姿態和決心步步彰顯。這一姿態體現了美國的兩點主要認知：一是亞洲經濟整體性崛起，對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斷上升。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美國的亞太世紀》中寫道，“亞洲的廣闊市場能為美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提供史無前例的機會。美國國內的經濟復甦和就業率上升將依賴美國企業進入巨大且不斷增長的亞洲消費市場的能力。”[9]二是在亞洲出現了對美國霸權最強勁的挑戰者，並且亞洲可能率先掙脫美國的完全掌控。面對亞洲區域合作不斷加深的態勢和中國主導能力的加強，2009年10月，主管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campbell）突訪北京。他在訪問中明確表示，“美國有一些原則，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涉及到安全、經濟、商業的重要機制都不應該將美國拋在門外。”[10]基於此，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終目的無非有兩個：其一，深度融入亞洲經濟，拉動貿易和投資，以持續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和提升就業率，其二，重塑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權，有效遏制對手的競爭勢頭，確保對地區事務的掌控。

為了實現這兩大目標，美國出臺了各種政策，從經濟、軍事、政治等多方面推動該戰略的實施。

首先，精心設計“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作為奪回亞洲經濟主導權的工具。今年1月，美國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danielrussel）在一次演講中稱，“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是再平衡戰略的核心。[11]“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實行的“高標準”其實是美國標準，是美國冠冕堂皇地壓低他國優勢、提高本國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手段。一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成功簽署並得以執行，將有效帶動美國經濟增長並擴大美國的經濟影響力。

其次，增加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決意要以本國的同盟體系作為亞太安全架構的支柱，目的是監視、威懾潛在對手的發展。美國一面對在日本、韓國、關島、澳大利亞等地的美軍進行重新部署，將部隊向遠離潛在對手中國的方向轉移，一面將大量最先進的武器、反導系統、戰艦、戰機等調往亞太地區，並大力加強太平洋司令部的力量。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新的“更廣泛、更靈活、更持久”的軍事部署[12]，維持在亞太地區的絕對軍事優勢。

再次，在政治層面上，美國積極介入地區多邊機制的塑造，通過制定議題、拉攏伙伴、營造氛圍等方式突顯本國的領導地位。除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外，美國還拉攏印度、討好東盟、“破冰”緬甸，反復強調對亞太地區的承諾。所有這些行動背后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坐穩“老大”的位置，重塑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權。

（二）日本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名爭“大國”之實

日本有著與美國相似的憂慮。在美國的羽翼庇護下，日本曾在亞洲保持了數十年的領先優勢。這一優勢在2010年被正式打破，標志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這一超越“對日本政壇和民眾的對華情緒來說，無疑像點了一把火”。[13]日本各界開始熱衷討論“權力轉移”的問題。但這些討論絕不是心平氣和的，而是流露著沮喪和失落，又夾雜著不服與不屑。同年，中日之間在釣魚島海域發生漁船與巡邏船相沖撞事件。中日關係迅速轉入緊張。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要淡化、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歷史的言行接連涌現，致使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之爭再度升溫。在領土與歷史問題的雙重困擾下，日本官方的主流認知逐漸轉為“中國是日本的最大威脅”。造成這種輿論的原因有：其一，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經濟質量超越日本也是早晚的事，日本經濟強國的光環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被中國完全遮蔽；其二，中國正在有力挑戰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日本非常擔心將最終失去這一“竊來的果實”；其三，中國決心要做“海洋強國”，這令以海洋為生命線的亞洲傳統海洋強國日本坐立難安；最後，中國在亞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影響力飛速提升，引發一心想作“正常國家”甚至“政治大國”的日本產生深深的失落感和危機感。在此背景下，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政治家決心放手一搏，為日本爭取“應得的”“大國”名份。[14]

安倍晉三的第二屆首相任期充滿了強烈的個人“鷹派”色彩。他對日本的內政、外交、安保政策進行了一系列顯著調整。在經濟方面，安倍推出以極度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為代表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在短期內提振了日本經濟。不過最為關鍵的第三支“結構改革””之箭似乎有些偏離靶心，長期效果仍有待觀察。在外交方面，安倍展開“俯瞰地球儀”外交，頻繁、廣泛地出訪世界各國，推銷日本的產品和理念，積極樹立國家形象。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要屬日本安保政策的變化。安倍以“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為口號，立志改變以往的“消極和平主義”姿態，宣稱日本要為維護國際和平作更多貢獻。[15]在其強力推動下，日本頒布了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等一系列綱領性檔案，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增加了國防預算，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則”，並以內閣決議的形式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安倍還將繼續推動修改憲法，並在今年夏季之前通過一系列新的安保法制，放寬自衛隊的活動范圍。此外，將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的相關法律也即將出臺。

（三）美國和日本在追求本國戰略目標的過程中迫切需要彼此提供支援

首先，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離不開日本的全方位配合。

“亞太再平衡”的核心在東亞。而美國受限於地理位置、自身實力下降等因素，迫切需要東亞區域內國家的配合。日本作為東亞區域內經濟和軍事強國，無疑是美國增強“力量投射、情報搜集和外交影響力”的最佳選擇。

“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是美國亞太經濟再平衡的核心。但談判啟動之初就顯得“雷聲大、雨點小”。因為預見到與日本的談判會非常艱難，美國最初並沒有邀請日本加入談判。一段時間后，因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初始成員國體量小、談判推進也不如預想順利，同時，美國看到日本有意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確定為下一步經濟合作的方向，遂開始拉攏日本，千方百計敦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以便提高“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的層次和影響力，同時也削弱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合力。最終，日本遞交了加入申請，並將對外經濟合作的重心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轉移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上。由於目前美國新一輪總統選舉即將打響，奧巴馬政府盡快完成談判的緊迫感很強。美國的算盤是先在美日間達成協議，再帶動其他國家最終完成談判。盡管如此，美國並沒有降低在“大米”“汽車”等敏感問題上的要價，而是借安倍首相的訪美加大了壓迫日本讓步的力度。[16]

新版《指針》集中體現了日本對美國的戰略配合。2012年，美國知日派專家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和約瑟夫·奈（josephnye）在題為《美日同盟：亞洲穩定之錨》的報告（第三份“阿米蒂奇報告”）中曾明確提出，日本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是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礙。[17]的確，從新版《指針》的內容看，日本政府去年對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是本輪美日深化擴展同盟合作的必要條件。其中，日本增加在本國周邊以外地區的偵查、監視、掃雷等活動，以及向美國乃至其他國家提供后勤保障、能力建設等，都給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再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援。

此外，美國在亞洲多邊政治舞臺上強化領導力的努力也需要日本的呼應。比如，在東亞峰會（eas）、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以及東盟海事論壇擴大會議（eamf）等多邊場合，日本都在積極地發揮著美國的傳聲筒和擴音器的作用。

其次，日本依托美國提供終極安全保護並提高自身國際地位。

2015年日本《外交藍皮書》草案這樣描述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朝鮮繼續開發核武器和導彈”，“中國缺乏透明度地增強軍事力量、嘗試單方面改變現狀”[18]，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日益嚴峻。這一表述體現了日本對國家安全最直接的擔憂。作為解決方案，《外交藍皮書》提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強化日美同盟居於首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日本將與實行重視亞太政策的奧巴馬政權進行合作，今後在所有領域加強日美同盟關係。”[19]另有日本陸上自衛隊官員稱，“萬一在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發生突發事態時，確保制海權和制空權可能要依靠美軍”。[20]

另一方面，安倍政權對借助日美同盟的調整提升日本國際地位抱有很高的期待。從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開始，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們就開始表現出對戰后日本地位的不滿。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騰飛更“激發了日本民族主義的復興”。中曾根首相拋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從戰后解脫出來”等論調，但最終未能如愿。[21]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深受其祖父岸信介的影響，一心想讓日本擺脫二流國家地位、“恢復強大日本”。他在《致美麗的國家》一書中直抒胸臆，稱行使集體自衛權意味著日本將不再從屬於美國，而是成為美國的平等伙伴。[22]鑒於日本國內持和平主義立場、反對修憲強軍的呼聲依然高漲，安倍便借升級日美同盟的需要推進國內安保法制的調整，擴大自衛隊的角色和任務，以期最終實現日本的“政治大國化”。

三、美日的政策目標與規劃存在深層分歧

盡管美國和日本目前的國家戰略和主要政策有很高的契合度，但兩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乃至政策目標並不完全相同，國內情況也千差萬別，因而同盟並非親密無間、牢不可破。客觀、正確地認識美日利益和政策的差異對判斷同盟的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和日本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和政策導向並不完全一致

應對中國的崛起是美日革新同盟關係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過，在如何對待中國崛起的問題上，美日的立場存在微妙的差異。

從“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出至今，美國一直竭力避免將其闡述為對華遏制政策，從而激化中美對抗。2011年，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在《外交政策》雜志撰文闡述美國的“轉向亞洲”戰略。她列出了戰略的六條基本主線，第二條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深化聯系”。[23]2012年，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多尼隆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講闡述美國新亞太政策時，回避了希拉里當初關於“建立廣泛的軍事存在”和“推進人權和民主”的表述，而添加了“尋求同中國建立穩定和富有建設性的關係”一條。[24]2013年，白宮的一份“情況說明”使用了和多尼隆一樣的表述。[25]在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在南海推進油田和島礁建設等事件發生后，美國均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聲明。但在與安倍會晤后的聯合記者會上，奧巴馬又公開表示“支援中國的和平崛起”。[26]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如何處理同中國的關係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相當微妙的一環。對中國有關行為以及中美關係的表態，美國官方一直謹慎措詞。一方面美國不希望與中國形成公開對抗的局面，另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又要維系在盟友眼中的“可靠”形象，避免被視為對華“綏靖”而減弱美國在亞太的號召力和領導力。因而，美國政府真正尋求的，是在確保和重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和同中國建立起積極互動之間的“再平衡”。畢竟，中國引領著對於美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亞太經濟發展。同時，奧巴馬政府也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和影響力的擴大幾乎不可避免，而中國對於擴大生存空間的要求存在合理性。[27]近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前國安會總統亞洲事務特別顧問貝德(jeffreybader)撰文，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主動與中國“樹敵”的政策。他指出，美國應認真分析“中國的行為意味著什么和不意味著什么”。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並沒有采取武力將其他國家驅離其已占領的島礁，也沒有試圖采取任何阻止航行自由的行動。他認為，中國對待自己視為“核心利益”的領土主權問題展現出一定的軍事好斗性，但這一特征不應被推廣視之，對待其他國際問題中國不會采取類似的立場和行動。[28]除此之外，美國還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與中國的關係，認為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中國有能力也有意愿同美國開展良好的合作。因而，美國時常會強調同中國發展內涵豐富的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即便在矛盾較為突出的安全領域，美國的基本政策是“勸阻、威懾和防御”（dissuasion，deterrenceanddefense）。美國通過“亞太再平衡”想要達到的目標是控制、約束和規範中國的崛起。

與此相比較，日本的對華政策則顯得更為偏激和突兀。在2015年《外交藍皮書》草案中，日本僅稱“中日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29]。事實上，自安倍晉三二度擔任首相后，日本就很少使用“中國的發展是日本的機遇”這樣的表述。在各種官方表態中，日本更多地突出中國是“安全威脅”，還刻意放風，稱要減少與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轉而加強與東南亞、印度等國的經濟聯系。

安倍領導下的日本之所以如此表現，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長期以來的東亞領袖夢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實現。日本在羨慕中國崛起的同時，又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經濟質量心存不屑。如此復雜的心態交織，致使日本同中國的競爭更為突出；其次，相比美國，日本同中國隔海相望，戰略縱深較短，加上同中國現實存在的島嶼爭端，以及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目標可能影響到日本的海上生命線等因素，導致日本感受到更強的“危機感”；再次，安倍在追求“大國”地位的過程中，需要克服來自國內很強的和平主義力量的反對，呈現中國威脅能幫助其減輕阻力、推進修改憲法等其孜孜以求的安保議程。

因此，日本更多地從遏制中國的層面領會美國的意圖，積極充當美國“阻遏”中國崛起的馬前卒。在現實國際關係中，日本的“反華”往往表現得比美國更為激進。例如，此次美日修改《指針》，公開聲明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對中國遏制力的多是日本媒體。而美國則傾向於淡化《指針》的指向性。另一個例子是，2015年4月，七國集團外長會通過了一份《關於海洋安全的聲明》，提出東海和南海問題，並稱“強烈反對任何試圖通過威脅、強迫或武力手段伸張領土或海洋主張的做法”。2015年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的聯合聲明中也有相似的提法。據報導，日本是背后“重要且唯一的推手”。[30]這也充分顯示，美國和日本對於中國的認知存在微妙的差異。

（二）美國和日本對強化同盟的目的和側重點存在明顯差別

美日軍事同盟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各懷鬼胎的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通過結盟迅速將戰敗國日本納入了其對蘇全球冷戰的大棋局。日本則通過結盟，以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設施、經費等方式換取國家恢復“主權”和獲得美國“保護”。此后，雖歷經64年的發展，進行過數次的調整和強化，但同盟的本質變動不大。同盟之於美國，依然是控制和利用日本的重要手段，而於日本，則是尋求“保護”和提升地位的主要途徑。此次《指針》的修改亦不例外。

對於此次修改《指針》，美國最主要的意圖是要將日本自衛隊更有效地納入美國在全球的安全部署與活動。《指針》將同盟運作范圍擴展到“全球”，添加了“美國或其他國家受到武裝攻擊，但日本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指出日本自衛隊應開展在特定水域掃雷、護航以及對特定船只進行強制性檢查等活動，並增加了日本提供燃料、藥品甚至彈藥等后勤保障服務的情景。《指針》還多次提及，兩國將加強在情報收集、警戒監視和偵查（isr）領域的合作。其實質是要求日本在這些領域增加對美國的配合。比如今年以來，美方就多次提出希望日本增加在南中國海的空中巡邏任務。[31]此外，新《指針》還開啟了美日與第三國合作的視窗，並增加了太空、網絡等新戰略合作領域，這些都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規劃和部署緊密關聯。不難看出，在美國軍費削減已成定局，無力維持和擴大對外軍事活動的大背景下，通過新《指針》動員日本貢獻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科技力為美國戰略服務，是美國革新同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對日本來說，此次修改《指針》希望達到兩個目的：一是爭取美國對其安全保障的細化承諾，即從平時到突發事件的“無縫”安全保證；二是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右傾民族主義政治家們希望借美國的要求擴大自衛隊的活動范圍、提升其活動內容，最終改變同盟中美日地位不平等的狀況。他們認為，新《指針》能使日本“和美國一起站在解決國際社會問題的前面”[32]，是日本走向“普通國家”的必要步驟。從對革新同盟的需求和目標來看，美國的要求得到了壓倒性地體現。日本承擔了更多美國要求的安全義務，但收獲卻相當有限。即便是其最關心的安全保證問題，新版《指針》也僅寫道，“自衛隊將擔負保衛日本及其水域和空域的主要責任”，“美國將與日本緊密協調、提供合適的支援”。應該說，這樣的表述與日本政府的初衷和期望存在顯著的差異。新《指針》出臺后，日本國內普遍缺乏對獲得安全保證的歡欣鼓舞，而無論在執政黨內，還是在國會、民間，甚至是自衛隊內部，對日本被過度綁上美國戰車的疑慮和不安之聲卻引人注目、不容忽視。[33]

（三）美國對日本的“政治大國”夙愿心存芥蒂

“擺脫戰后體制”、做“普通國家”，甚至成為與“經濟大國”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大國”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們夢寐以求的夙愿。但真正阻礙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恰恰就是美日同盟及其代表的體系。從同盟建立以來，“美主日從”的結構始終沒有改變。美國對日本力量的增長和追求更高政治地位的活動一直戒備有加。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在美國引發恐慌，一紙“廣場協議”擊破了日本的泡沫經濟。2004年左右，日本聯合德國、巴西、印度等國發起聯合國改革提議，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國對此持曖昧態度，實則是不予支援。

事實上，美國國內對美日同盟的發展方向也存在許多不同看法。目前占據主流的是“漸進主義”的觀點。[34]這派觀點支援調整和重塑同盟，認為美國應該適應並利用日本力量的增強，放松對日本的管制，更大限度地發揮日本的潛力。同時，希望日本在不正面修改憲法的情況下，繼續以擴大憲法解釋的方式強化軍事安全作用。應該說，美日同盟的本輪強化即體現了此派觀點。美國修訂和強化與日本的同盟，出發點是讓日本承擔更多同盟內的義務，幫助其延伸力量、鞏固領導地位。這絕不意味著美國打算接受日本與其平起平坐的地位。此次《指針》的修訂以及“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中美方表現出來的強勢再次說明美國對同盟的主導和控制力沒有減弱。對於強化美日同盟，日本經常會使用建立“更平等的聯盟”的表述，但美國官方一般只說“更大的責任分享”。從實際結果看，日本所謂在同盟內地位的提升也只是表現在對美國軍事活動的參與程度和配合程度的提高，而在具有關鍵意義的發言權和決策權上，日本並沒有多少斬獲。正如美國日本問題專家約翰？道爾（johndower）評論的那樣，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內，“日本越是重新武裝，就越是面臨難以抗拒的壓力，要為美國的戰爭活動作出更多實質性的貢獻。”[35]但這種貢獻，卻未必會給日本帶來更高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四、美日同盟革新的影響及走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節點，美國和日本高調更新了已經持續存在55年的雙邊軍事同盟，並牽動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做出明顯調整，兩國還在政治、經濟、人員交流等領域加強了合作，共同確認將推動同盟關係向“新層次”發展。這一動向對正處於調整變化中的亞太地區秩序將產生一定影響。但與此同時，亞太地區形勢的演變也勢必會影響到美日同盟的未來走向。

(一)美日同盟革新的本質是兩國確認要在戰略上攜手維護現有地區秩序，這一確認將加劇地區安全對立，對整體地區合作起到負面影響。

首先，美國和日本公開昭示要提升同盟的“威懾和反應能力”，並積極部署大量先進武器，這必將加劇地區緊張。此次美日“2+2”會議的“共同聲明”稱，美國將把一批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部署在日本，其中包括p-8海事巡邏機，全球鷹航空器，兩棲運輸艦，f35b戰斗機等，還將把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替換成更為先進的羅納德？里根號。[36]這種做法可能推動地區軍備競賽升級，加劇地區緊張氣氛，不利於亞太地區的整體緩和。

其次，美日高調革新和強化同盟，根本目標是維護美國領導的、美日同盟為基軸的地區安全架構，但這一架構對已經發生巨變的亞太形勢包容度非常有限，因而也很難在保障地區整體安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美國有意將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亞太建立起的輻輳狀的同盟體系調整為網絡狀。但無論是哪種形態，美國的聯盟體系都存在兩大難以克服的弱點：一是對抗性，即需要尋找對手維持同盟的活力；二是有限性。盡管美國希望淡化遏制中國崛起的一面，而尋求同中國建立更富“建設性”的關係，但美國在地區安全架構中並沒有給中國設想一個合理的位置，聯盟體系仍然以約束和防范中國為要旨，這種安排與現實趨勢極不匹配，顯然無法適應地區的長久發展。

第三，美日強化同盟、威懾中國崛起的舉動將使一些亞洲國家陷入“選邊站”的困境，擾亂正常有序地地區結構調整和地區合作的開展。在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美國“亞太再平衡”氣勢洶洶的大背景下，亞太地區廣大的中小國家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美日高調強化同盟，並提出要幫助伙伴國提高能力建設，可能在地區國家之間劃出一條線，即一邊是接受美日幫助、加強與美日安全合作、共同干擾中國崛起的國家，另一邊是不愿意與中國為敵的國家。如此劃線不僅將加劇地區安全對立，還可能影響關乎地區整體發展的經濟合作進程。比如，對於中國牽頭的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倡議，美日兩國除聯合不予支援外，還游說他國也不要參與。亞太國家一旦分化，對整體區域合作的開展極為不利，對地區發展利益更是有害。

（二）美日同盟將長期存在，但同盟的內涵和內部關係將無可避免地受到中美、中日關係的影響，日、美兩國內部不同主張間的博弈也將左右同盟的走向。

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美國仍將是世界上實力最雄厚、影響力最廣泛的國家。由於經濟以及戰略方面的原因，美國對亞太地區將長期保持興趣。與日本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美國實力下降、關注點過多以及與亞太地區地緣脫節、文化相異等劣勢，會成為美國的長期選擇。日本歷史上有與強者結盟的傳統，且對中國的不信任和堤防根深蒂固，短期內很難消除，因而非常看中與美國結盟。美日同盟互相借重、深化合作的基礎依然比較堅實。

另一方面，中國既然已經成為美日同盟的主要著眼對象，就必然會對同盟的未來發展產生影響。如上所述，盡管美國和日本都希望規範和約束中國的崛起，但兩國的目標和政策底線存在一定差別，追求目標的途徑和方式也有不同。中國對美日同盟的反應、中國的發展方式、道路，中美關係以及中日關係都會成為影響美國和日本做出判斷，以及制定同盟內涵的重要因素。近期美國利用日本作為遏制中國的“橋頭堡”，為其提供基地、人力、物力、財力、外交等多方面支援，日本也樂於發揮這樣的作用。但在中國未突破美國底線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愿意挑起與中國的衝突和對抗。在近年美日確認和強化同盟關係的過程中，美國多次對中日關係的緊張表示擔憂，並加大了在歷史認識等問題上向日本施壓的力度。這就表明，美國不希望中日發生嚴重對峙。事實上，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是中日關係的適度緊張。就中日釣魚島之爭而言，本質上，釣魚島之於美國，並沒有特殊的戰略或經濟利益，美國根本不愿意為了這樣一個小島付出財力、物力甚至人力，但在急需拉攏盟友支援的背景下，美國一方面必須顯示自己對盟友的“安全承諾”是有效的，同時也認為，對美日防衛合作涵蓋中日爭議島嶼的堅定表態，是威懾中國不就此發難的最佳手段，從而可以避免在中日摩擦真正發生時，美國陷入十分為難的境地。

此外，美國和日本兩國本身戰略需求上的深層矛盾可能在特定時候引發同盟的齟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國內爭取對美獨立的思潮不僅從未消失，而且在保守派政治家中一直頗具市場。20世紀50年代，鳩山一郎和岸信介分別代表了日本爭取對美獨立的兩種路徑。前者試圖通過反美取得獨立，后者的方式更為迂回，希望通過更緊密的結盟爭得與美國平等的地位。[37]數十年后，他們的孫輩，鳩山由紀夫和安倍晉三也大體上繼承了祖輩的思想和做法。在鳩山由紀夫任首相期間，美日同盟就出現過嚴重偏離軌道的情況。時間雖短，也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而安倍晉三執著於修改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根本目的也是想贏得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的自主權。而這卻與美國強化同盟體系的初衷相背離。從另一個角度看，日本社會對本國政治家們鼓吹的“發揮更積極的安全作用”的支援程度其實並不高。新版《指針》修訂完成后，安倍即緊鑼密鼓地開啟了在國會通過一系列新安全保障法案的進程。這套法案是運作《指針》的必要保證。安倍大幅延長了國會會期，就是為確保能憑借執政黨在眾議院的議席優勢強行通過法案。目前法案雖已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日本民間掀起巨大的反對聲浪，遠遠超過安倍和執政黨的預期。從普通民眾到憲法專家、再到一些前政要，都對新法案提出了明確反對。這顯示，盡管日本民眾原則上支援加強日美同盟，但對於被綁上美國戰車、卷入與本國安全並不相關的國際衝突的前景極為反感和擔憂。這必然會對美日今後的具體安全合作產生負面影響。（文章來源：《美國研究》2015年第04期）

注釋：

1.感謝《美國研究》匿名評審專家的修改建議，文中疏漏概由筆者負責。

2.“u.s.-japanjointvisionstatement，”thewhitehouse，april28，2015，a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4/28/us-japan-joint-vision-statement，查詢時間：2015年5月2日。

3.“astrongerallianceforadynamicsecurityenvironment，”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april27，2015，avaiableat：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6.pdf，p.1.查詢時間：2015年4月28日。

4.“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toward a more robust alliance and greater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he website oftheu.s.statedepartment，avaiable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10/215070.htm，查詢時間：2014年10月4日。

5.“theinterimreportontherevisionoftheguidelinesforu.s.-japandefensecooperation，”thewebsiteoftheu.s.statedepartment，available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10/232694.htm，查詢時間：2015年4月3日。

6.theguidelinesforjapan-u.s.defensecooperation，april27，2015.avaiableat：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8.pdf，查詢時間：2015年4月29日。下文涉及到對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引用時，只以書名號標出，不再加注。

7.richardarmitageandjosephs.nye，“theu.s.–japanalliance：anchoringstabilityinasia，”august2012，p.2-6.

8.“remarksby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ofjapaninjointpressconference，”thewhitehousewebsite，april28，2015，avai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4/2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查詢時間：2015年4月30日。

9.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october11，2011，avaiableat：http：//www.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查詢時間：2014年12月2日。

10.《美國擔心進不了東亞共同體》，國際在線新聞，http：//gb.cri.cn/27824/2009/10/21/4445s2653864.htm。查詢時間：2015年1月20日。

11.danielr.russel，‘remarkstothebusinesscouncilforinternationalunderstanding，”jan.13，2015，avaiableat：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5/01/235968.htm.查詢時間：2015年1月27日。

12.阮宗澤：《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前景論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4期，第8頁。

13.張蘊嶺：《中國周邊地區局勢和中日關係》，載《日本學刊》，2014年第5期，第8頁。

14.日本對中國崛起的“酸葡萄”心理在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方面均有體現。近期，日本防衛省下屬的防衛研究所出版《東亞戰略概觀2015》，專辟一章闡述“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在國內國外推行一系列積極政策”，集中體現了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該書從經濟、安全等角度詳細分析了中國的“積極政策”，如在經濟領域，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絲路基金”、籌備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安全領域，中國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提出“亞洲新安全觀”等。該書並著重指出“中國對其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調‘原則’，並毫不妥協地堅持保護這些利益。”（第115頁），《eastasianstrategicreview2015》，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著，2015年5月出版，網絡版可參見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east-asian/j2015.html。

15.迄今為止，日本政府並未就“積極和平主義”一詞給出清晰的定義或解釋。日本官方的通行規範提法是“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據日本國際大學校長北岡伸一闡述，“積極和平主義”與“消極和平主義”相對應，后者的出發點是“日本的非軍事化越徹底，世界越能夠和平”，而前者重在強調日本通過更積極外向的防衛及相關援助政策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見《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日本網，www.nippon.com/cn/simpleview/？post_id=11938。）

16.《日美tpp談判遭美國強硬派“攔路”》，日經中文網，2015年4月22日，見：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4063-20150422.html。查詢時間：2015年4月22日

17.richardarmitageandjosephs.nye，“theu.s.–japanalliance：anchoringstabilityinasia，”august2012，p.15.

18.《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務省，見：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7頁。在草案發表時還有待國會通過，故稱“草案”。

19.《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務省，見：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10頁。

20.《聚焦：日本自衛隊干部擔憂強化日美同盟或是雙刃劍》，共同網新聞，2015年5月1日，見：https：//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6812.html。上網時間：2015年5月2日。

21.呂耀東：《論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民族主義特質》，載《日本學刊》，2014年第3期，第11-12頁。

22.轉引自mikem.mochizukiandsamuelparkinsonporter，“japanunderabe：towardmoderationornationalism，”thewashingtonquarterly，fall2013，p.32.

23.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october11，2011.多尼隆在演講中提出了“五個清晰的努力方向” （fivedistinctlinesofeffort）。

24.tomdonilon，“presidentobama’sasiapolicy&upcomingtriptoasia，”speechdeliveredat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inwashington，dc，november15，2012，avai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15/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or-tom-donilon-prepared-delivery。查詢時間：2014年10月5日。

25.“factsheet：thefiscalyear201federalbudgetandtheasia-pacific，”thewhitehouse，2013，avai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asia_pacific_rebalance_factsheet_20130412.pdf。查詢時間：2014年10月5日。

26.《日美聲明是‘堅固的同盟國’》，日經中文網新聞，2015年4月29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4165-20150429.html。查詢時間：2015年5月1日。

27.筆者曾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csispacificforum）的會議，會下太平洋論壇主席拉爾夫·科薩（ralphcossa）提及，美國調整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實際上是將對中國的包圍圈后移，是減輕對抗而非強化對抗的舉措。

28.jeffreybader，“changingchinapolicy：areweinsearchofenemies，”thebrookingsinstitution，june2015，avaiableat：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p.4.查詢時間：2015年8月2日。

29.《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務省，見：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10頁。

30.《g7發表涉東海南海聲明：反對通過武力伸張領土》，環球網4月17日新聞，見：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 6211878. html。查詢時間：2015年8月1日。

31.《聚焦：日本自衛隊干部擔憂強化日美同盟或是雙刃劍》，共同網新聞，2015年5月1日，見：https：//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6812.html，查詢時間：2015年5月2日。

32.《日美聲明是堅固的“同盟國”》，日經中文網，2015年4月29日，見：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4165-20150429.html。查詢時間：2015年5月2日。

33.比如，對於美國要求日本增加在南海的巡邏，日本自衛隊內就有意見認為“日本警戒南海比較吃力”。見：“美國希望日本分管南海警戒”，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3871-20150409.html，查詢時間：2015年5月2日。此外，在安倍政府將配合新《指針》的新安保法制commit日本國會討論后，日本國內不斷掀起的巨大反對聲浪也證明日本國內支援新《指針》的基礎很不牢固。

34.潘國政：《評美國主流學派之美日同盟觀》，載《東北亞論壇》，2003年3月，第26-27頁。

35.johnw.dower，“thesanfranciscosystem：past，present，futureinu.s.-japan-chinarelations，”theasia-pacificjournal，vol.12，issue8，no.2，february24，2014.

36.“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astrongerallianceforadynamicsecurityenvironment，”april27，2015.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6.pdf，p.4.

37.廉德瑰：《“修憲派”與戰后日美關係的歷史考察》，載《日本學刊》，2014年第2期，第39-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