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巖：突尼斯的和平緣何屢受“伊斯蘭國”的挑戰

2015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花落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諾獎官網表示，授予該組織此獎是因為其在突尼斯民主化進程中建立了多元民主，做出了決定性貢獻。2010年末，突尼斯爆發“molihua革命”，導致政治變天。在此后的政治過渡進程中多次出現政治暗殺、示威游行等各種形式的暴力抗議活動。突尼斯安全形勢惡化，政治進程受到挑戰。2013年，由突尼斯境內四個公民組織組建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積極從中協調，最終領導突尼斯的政治過渡進程以和平方式實現，保障了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避免了大規模動盪的發生。2014年12月，突尼斯全國大選產生出建國后首位民選總統——世俗派政黨領袖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

突尼斯本該進入穩定發展的新時代。然而，進入2015年以來，突尼斯卻屢遭“伊斯蘭國”極端分子的襲擊，暴力恐怖事件時有發生，尤以3月18日巴爾杜博物館恐怖襲擊案和6月30日蘇塞海灘恐怖襲擊案的破壞性和影響力最大。就在此次諾獎頒布前一日，即10月8日，突尼斯又發生一起針對其執政黨呼聲黨議員里達·謝里夫費丁的暗殺襲擊，所幸其本人沒有受傷。可以說，當前的突尼斯尚未實現徹底的和平與穩定，仍然承受“伊斯蘭國”的侵擾。突尼斯緣何成為“伊斯蘭國”的打擊目標？本文試圖從以下方面分析其原因。

突尼斯國內弊病給“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可趁之機

2011年突尼斯的“molihua革命”推翻了總統本·阿里的統治，引發了“阿拉伯之春”。然而此后四年多國家的現實經歷顯示：其所引發的變革僅限於政治領域，突尼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甚至更加嚴重和復雜。突尼斯國內多種弊病給“伊斯蘭國”極端分子以可趁之機。

第一，民生艱難，失業率高催生恐怖分子。2011年突尼斯在革命后遭遇了嚴重的經濟發展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種社會問題。2012—2015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維持在2.5%左右的低增長狀態，與之並存的是高通脹和高物價，前者在6%上下徘徊，后者較之革命前呈指數增長。除了政府規定的保障最低生活的面包不許漲價外，其他各種消費品都大幅漲價，並由此帶來房價、油價、租金等水漲船高。總之，雖然突尼斯革命后平均工資有所上漲，但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物價的漲幅遠超收入的增幅，民生艱難。受國家整體經濟蕭條的影響，突尼斯革命后青年失業率高達15%以上，即使已就業的青年，也多只能屈就於與自身專業不相干的簡單工種，賺取很低的收入，難以負擔生活的必要支出。突尼斯為數不少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依靠在街邊擺攤、做業余導游、私人包車司機等服務行業勉強為生。

民生艱難、高失業率致使大量突尼斯青年加入恐怖分子大軍。一些突尼斯民眾，尤其是青年人沒有工作，難以維持生計，“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則以為之提供高薪為誘餌將他們吸納。據路透社訊息，近年來，有為數不少的突尼斯青年前往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地參加極端組織培訓和作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敘利亞作戰的突尼斯人大約有3000名，在利比亞接受“伊斯蘭國”培訓的突尼斯人數以萬計，突尼斯幾乎成為“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兵源地”。其中，已經有數百人回到了突尼斯，這些“歸國者”即是突尼斯的“隱形炸藥”。年內發生在突尼斯的兩次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的施暴者都是曾在境外接受過培訓的突尼斯青年。

第二，軍警力量不強。突尼斯在本·阿里執政時期內軍警力量就不強大和不牢靠，“molihua革命”中軍警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革命爆發后，軍警先是受命彈壓叛亂者並很快顯現出力量不足，而后一些警察轉為中立，甚至棄崗瀆職，最後多數警察倒向示威者陣營，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此過程顯示出突尼斯警察的窘況：在國家面臨大規模動盪時警力不足，且由於警察本身對政府不滿，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訴求，執行任務時態度猶疑，甚至成為示威民眾的組成部分。

國家進入政治過渡進程后，政府權威趨弱，多股力量博弈，本就不強的警察力量經過革命的沖擊和權威的碎裂而更加弱化。且突尼斯在2015年以前的幾十年間一直較為平靜，少有動盪紛擾，使得其警察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缺乏經驗和準備不足。巴爾杜博物館的恐怖襲擊案件調查后，總統埃塞卜西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承認，突尼斯安全部門在巴爾杜博物館恐襲事件中存在失職行為，具體表現在，全部負責保衛議會大廈和巴爾杜博物館的安保人員在恐襲發生時都未在崗位上。突尼斯議會副議長阿卜杜勒·法塔赫·穆魯披露，“議會大廈附近區域當天只有四名警察當班，其中兩人在咖啡館里，第三個人在吃零食，而第四個人根本沒有出現。” 蘇塞海灘恐怖襲擊事件后，突尼斯總理艾斯德曾告訴英國廣播公司，當地警察反應遲鈍是很大的問題。

第三，安全檢查存在疏漏。2015年以前，突尼斯長期穩定，少受恐怖襲擊之擾，因此安全檢查、預警等系統很不發達。多數酒店、旅遊區等公共場所，或者根本沒有安裝安全檢查設備，或者沒有專職人員認真值守排查，形同虛設。另外，突尼斯的旅遊景點多為海灘、沙漠、歷史遺跡等開闊空曠的區域，難以對出入的人員、物品進行周密排查，且一旦發生危情難於在短時間內控制局面。上述主客觀因素被“伊斯蘭國”極端分子充分利用，在突尼斯制造出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事件。

新總統治國令“伊斯蘭國”不滿

“伊斯蘭國”作為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將不信仰伊斯蘭教的群體都視為“異教徒”，歐美等西方國家更因其有自身的信仰而被“伊斯蘭國”樹為敵對目標。2014年12月，突尼斯現任總統埃塞卜西領導的世俗派政黨戰勝伊斯蘭主義政黨贏得選舉上臺執政。埃塞卜西從政四十余年始終推崇世俗發展路線，當選總統后，為應對當前突尼斯的經濟衰局和安全亂局又促使他采取“親西方”的治國方略，因此引發宗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仇恨。

一方面，世俗派贏得大選使得宗教極端組織不滿。突尼斯獨立后至“molihua革命”爆發前的兩任總統布爾吉巴和本·阿里一直領導突尼斯走在世俗化和非宗教改革的道路上，對伊斯蘭勢力嚴格控制，因而此前宗教極端勢力發動的恐怖襲擊事件鮮有發生。然而自革命后，常年被限制的宗教勢力終於走出“嚴寒”。

溫和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伊斯蘭復興運動黨”成為過渡政治階段的執政黨，伊斯蘭勢力就此反彈。以“伊斯蘭教法虔信者”為代表的宗教極端組織和極端分子趁機擴勢，在2012和2013年內制造多起暗殺政客、炸彈襲擊等恐怖事件。“molihua革命”后，突尼斯國內一直在試圖建立一個穩定相容的政治體制，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襲擊行動造成世俗黨派和伊斯蘭政黨間的隔閡一再擴大，突尼斯由此爆發反伊斯蘭運動。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被迫下臺，世俗派別黨派聯盟“呼聲黨”則憑借埃塞卜西的卓越聲望在選舉中成為第一大政治力量。伊斯蘭政黨在突尼斯政壇“曇花一現”后被世俗政權壓下引發伊斯蘭教極端組織的仇恨。

另一方面，“親西方”的治國方略也遭到宗教極端組織仇恨。地緣因素使然，突尼斯自獨立后一直與西方國家保持友好合作關係。革命后突尼斯因實現平穩政治過渡而被美西方國家樹為西亞北非地區民主轉型成功的典范，對其加大了保護和扶植的力度。現任總統執政后，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更需要西方大國的支援與援助，因此與之更加“親近”。政治上，突尼斯采取西方式憲政民主制度；經濟上，為應對國內經濟困境，突尼斯大力發展與西方大國的經貿關係，並最大限度地爭取他們的經濟支援與援助；軍事安全方面，突尼斯接受美西方國家為其培訓軍人和警察，向其提供先進武器，以及多種形式的安全保護。如此“親西方”的治國方略遭到敵視西方的“伊斯蘭國”的仇恨。

由於交通便利，突尼斯一直是歐洲人的度假勝地，每年夏季都有上百萬歐洲人來此旅遊，度假，由此產生的旅遊業收入也成為突尼斯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斯蘭國”極端分子在此制造恐怖襲擊，以實現一箭雙雕——打擊西方和“親西方”的突尼斯政權。無論是巴爾杜博物館還是蘇塞海灘恐怖襲擊事件的遇難者中都以歐洲人居多，這絕非巧合。

境外因素不容忽視

2015年以來突尼斯屢遭“伊斯蘭國”恐襲除了有突尼斯國內因素外，一些境外因素也不容忽視，其中主要包括地緣因素、“伊斯蘭國”自身發展因素以及當前恐怖主義的新特點三方面。

從地緣因素看，突尼斯位於非洲大陸的最北端，西和西南與阿爾及利亞接壤，東南與利比亞為鄰，與西南歐各國隔地中海相望。阿爾及利亞作為“基地組織”馬格里布分支的發源地和大本營，突尼斯一直面臨其極端分子的威脅。利比亞自2011年政權顛覆后，政治過渡進程不順，當前已經淪為多支恐怖勢力的聚集地。據統計，已有上萬突尼斯人進入利比亞接受恐怖活動相關培訓，其中一些已回流，成為突尼斯國家的安全隱患。當前，仍有突尼斯人源源不斷地潛入利比亞接受培訓，也有其他國籍的恐怖分子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以及鄰近其他非洲國家進入突尼斯伺機發動恐怖襲擊，突尼斯深受安全威脅。突尼斯的上述鄰國都是恐怖分子的“高產地”，尤其利比亞戰后亂局對整個馬格里布地區安全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身處其中的突尼斯必然難以避免。

地區鄰國影響突尼斯安全主要通過以下四種途徑：

一是武器流散。由於利比亞政局動盪、政府管控乏力以及邊境檢查的松懈，大量武器流散至周邊國家，對其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二是武裝分子流竄。卡扎菲倒臺后，一些曾經支援他的武裝成員為躲避追繳逃入鄰近國家，嚴重擾亂相關國家及整個地區的安全。“基地”組織馬格里布分支、“伊斯蘭國”等恐怖和極端組織也借機在該地區大肆募集新成員以擴充勢力，一些突尼斯青年加入其中。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從利比亞流入鄰國的武器，大多已落入當地恐怖分子手中，后者攜武流竄成為地區安全的重大隱患。

三是大量難民涌入。利比亞戰爭及戰后亂局已造成近200萬利比亞難民逃入突尼斯、埃及、意大利、阿爾及利亞等北非及歐洲鄰國，給相關國家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和社會壓力。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在利比亞鄰國所做的調查，從利比亞回國的人員中，95%是男性，年齡多在20—40歲間，他們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利比亞主要從事技術含量低的服務業工作，他們的回歸為祖國帶來的就業壓力以及經濟和社會負擔顯而易見。利比亞亂局為相關地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轉化為地區安全危險。

四是部落因素影響。利比亞與突尼斯之間存在跨界部落，跨界部落指的是同一個部落分布於不同國家內。部落性格決定了部落保護是一種無原則的保護，這一點已為地區恐怖極端勢力所利用，部落成為恐怖和極端分子的天然庇護。跨界部落的存在成為利比亞亂局在鄰國蔓延的“安全頻道”。

從“伊斯蘭國”自身發展情況看，一方面，從當前世界整體看，“伊斯蘭國”依然處於努力擴張態勢，但其在主戰場——敘利亞和伊拉克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和制約，擴勢受阻，遂妄圖通過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頻繁開展行動以提升士氣。突尼斯因其國內窘境和處在動盪地區而成為“伊斯蘭國”的重點目標。另一方面，利比亞東部城市德爾納已於2015年初宣布對“伊斯蘭國”效忠，借其戰后國內亂局之機迅速發展壯大，已成為“伊斯蘭國”一個重要據點。突尼斯作為利比亞的鄰國，也因此成為“伊斯蘭國”的重要目標。

從恐怖主義的發展現狀看，當前，恐怖主義的發展呈現新的態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獨狼”式恐怖襲擊漸成主流。“獨狼”式恐怖襲擊又稱個人恐怖主義，即獨自策劃並執行暴力行動以支援一些團體、運動、或意識形態。二是“滲透”式恐怖行為日益盛行。主要方式為成員保留自己的社會角色，通過說教和勸導推動其價值觀的傳播，甚至以各種社會服務項目、社會慈善活動為掩護宣傳極端思想。以上兩種新態勢意味著對恐怖襲擊的預防和打擊難度加大。

結語

“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不會輕易被剿滅，也必然不會停止發動恐怖襲擊，突尼斯的恐怖威脅仍然存在。埃塞卜西總統曾於7月4日宣布國家進入為期30天的緊急狀態，以防控恐怖襲擊風險，制止恐怖主義在突尼斯進一步蔓延，其后從國內外兩方面都在加強防范措施，將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從其國內看，一方面，突尼斯采取多項更嚴格的安保措施以加強旅遊區以及其他公共區域的安全，其中包括增派千余名安全部隊人員維護旅遊區的安全，旅遊警察持槍上崗，甚至下令關閉80處煽動極端主義的清真寺，並將一些據信是武裝人員據點的突尼斯山區宣布為軍事禁區，以便於搜捕可疑極端分子。7月25日，突尼斯國會通過了新的反恐法——因其嚴苛程度而被一些團體稱為嚴刑峻法，彰顯出政府反恐的決心。另一方面，突尼斯采取嚴格措施對其與利比亞交界地帶加強防控。

對此，突尼斯已開始在與利比亞間從沿海的拉斯杰迪爾(ras jedir)起至偏遠邊境城鎮德西巴(dhehiba)近170公里長的邊界線建設溝渠和隔離墻，以防止“伊斯蘭國”成員進入其國境內。突尼斯當局還強制在其與利比亞邊境線向國內擴展幾公里范圍內劃出“閑人免入”地帶，並且沿著前線每隔一段距離設有前哨站，防止聖戰分子車輛過境。從外部情況看，西方大國已著手加強對突尼斯安全問題的重視與幫助。

7月1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突尼斯為其“非北約主要盟國”，此舉意味著突尼斯將得到美國更多的經濟援助和軍備支援。德國政府計劃幫助突尼斯采取防護措施保障邊界安全，該計劃已得到英國、法國等歐盟國家的支援。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突尼斯的安全危局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此次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突尼斯，其重要意義在於鼓勵突尼斯人繼續以對話方式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穩定和發展，當前突尼斯國內依然存在不小的安全隱患和發展困境；更為重大的意義在於為突尼斯所在的北非地區，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樹立和平樣板：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對話才是解決危機的正確途徑。只有加快國內經濟發展和地區安全形勢的穩定，突尼斯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本文首發於《當代世界》2015年第11期，轉自“中東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