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歐洲“容克計劃”的戰略對接研究

金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歐盟一體化、中歐關係以及歐盟對非關係

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歐洲表態一直相對審慎。但隨著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相應舉措出臺以后，歐洲變得相對務實，以實際行動加以支援。歷史上，歐洲是絲綢之路的終點；今天，歐洲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伙伴和利益攸關方。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背景下，為了有效促進增長、拉動就業，歐洲於2014年底出臺了高達3150億歐元的歐洲投資計劃（the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由於歐盟委員會新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是該計劃的主要推動者，因此又稱“容克計劃”（juncker plan）。由於“容克計劃”的行動重點也包括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因此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為雙方的戰略對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利於雙方展開務實合作、擴大利益融合。當然，推動雙方的戰略對接也同樣面臨諸多挑戰，既包括認知與理念差異，也包括實際利益分歧，這要求中歐雙方共同應對挑戰、化解分歧，通過富有成效的戰略對接促進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

一、“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的戰略契合

“容克計劃”是歐盟在經濟復甦乏力背景下，由歐盟委員會新任主席容克主導推動的歐洲投資計劃。其行動重點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為中歐探討發展戰略對接提供了新的切入點。

（一）“容克計劃”的出臺及其主要內容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始終面臨復甦乏力的局面，其中投資不足是主要原因。盡管各成員國和各行業的情況各不相同，但與危機前的尖峰相比，2013年歐盟的投資活動下降了15%（約合4300億歐元）。[①]這要求歐盟采取堅決行動，創造穩定的經濟、金融和規則環境，增加歐盟對外資的吸引力。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容克在就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后，迅速於2014年11月提出高達315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即“容克計劃”。“容克計劃”的實施途徑是，通過新設立總額210億歐元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在2015—2017年期間推出來自包括私營部門在內的約3150億歐元的投資。具體而言，該計劃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在不增加公共債務的情況下增加投資；二是支援關鍵領域的項目和投資，包括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創新；三是消除行業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投資壁壘。[②]該計劃的具體實施步驟包括：設立戰略投資基金；建立可行性項目和援助項目門戶，引導資金進入需要的領域；設立路線圖，使歐洲能夠吸引投資並消除規制瓶頸。

“容克計劃”最重要的內容是在歐盟層面為項目規劃和實施提供支援，主要包括項目設計過程中的技術援助、創新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公私伙伴關係（ppps）的應對方案。投資的重點行業與領域包括：戰略基礎設施、數字和能源、產業中心交通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促進就業尤其是資助中小企業以及促進青年人就業的項目、環境可持續性項目等。歐委會將從歐盟預算中撥出160億歐元，主要用於長期投資項目；而歐洲投資銀行則將出資50億歐元，主要用於中小企業融資。根據歐委會預計，這些措施將在未來三年為歐盟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貢獻3300億-4100億歐元，並創造約130萬個就業機會。[③]

目前，“容克計劃”正有序推進：歐洲戰略投資基金已經正式成立，預計於2015年9月正式運行，各成員國也已向歐盟委員會commit相應的投資計劃。與此同時，為了凸顯行動能力，促進投資計劃的實施，歐洲投資銀行於2015年4月宣布提前投資在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和克羅地亞的項目，包含醫療衛生、工業和基礎設施行業等。同年5月，又有四個項目獲得批準，包括法國的能效項目投資、北歐和西歐新的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的輸送管道項目、芬蘭的降低使用工業能源項目、西班牙的天然氣輸送改進項目等。[④]

（二）“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的戰略契合

“容克計劃”的出臺為中歐推動發展戰略對接提供了新的戰略機遇。第一，“容克計劃”的行動優先與中國的優勢、經驗以及需要相互契合。“容克計劃”的行動重點主要包括投資有利於推動歐盟優先推進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寬頻和能源網絡，產業中心的交通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創新，以及再生能源和能效項目。中國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內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而能源和能效項目以及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對於中國產業轉型和升級至關重要，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6月布魯塞爾中歐工商峰會上傳遞出清晰的合作意愿，他表示“為支援歐洲交通和能源網絡等建設，歐盟近期推出了投資總額為3150億歐元的歐洲投資計劃。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隊伍、技術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優勢……中方有能力也有意愿積極參與這一投資計劃。我們支援實力強、有信譽的中方企業參與泛歐交通網絡、中歐陸海快線、新亞歐大陸橋等基礎設施項目，也歡迎歐方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開展的互聯互通合作項目，完全可以納入中歐基礎設施合作的大框架，不僅有利於中東歐加快發展，實現歐洲東中西部地區平衡發展，也必將有力促進歐洲一體化進程。”[⑤]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也表示，“互聯互通平臺可以集聚企業的專業和實力，實現中歐力量的聯合，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⑥]

第二，“容克計劃”的成功實施需要中國的合作。“容克計劃”意在應對歐洲當前面臨的投資不足問題，因為“經濟和金融危機導致歐盟范圍內投資水平的下降。自2007年達到投資尖峰以來，歐盟投資下降了15%。……在那些受到危機影響嚴重的國家，投資不足問題更加突出，延緩了復甦進程並導致失業的上升。出於長期增長預期和競爭力提升考慮，需要增加歐盟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加大現代知識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⑦]但該計劃自提出以來一直備受質疑，其中最大的關切是210億的種子資金是否能夠撬動如此大規模的私人資本投入。由於經濟前景不明朗，投融資成本上升，一方面是有財政空間的國家如德國一直對擴大投資持謹慎態度，不愿意加大投資力度，另一方面則是南歐等國家受到赤字和預算規則約束無法實施大規模公共投資。盡管各成員國已commit相應的項目計劃，但只有七個成員國承諾注資，包括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波蘭和盧森堡，共承諾注資415億歐元。

因此，自“容克計劃”提出起，歐洲就對第三方資金持開放和歡迎態度。2015年6月，中歐雙方領導人決定“支援‘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投資計劃進行對接，指示今年9月舉行的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探討互利合作的具體方式，包括建立中歐共同投資基金、在基礎設施領域加強聯系，決定推動建立‘互聯互通合作平臺’，並盡早啟動首次會議，以加強資訊交流、推動運輸無縫聯接和運輸便利化，對接彼此相關倡議與項目。”[⑧]中國投資對“容克計劃”至關重要，“在歐洲經濟復甦乏力的情況下，中國投資可以賦予歐洲戰略投資基金活力。對此，有觀點表示：“如果布魯塞爾在中國參與和歐洲滯漲以及戰略投資資金的失敗之間進行選擇，很明顯中國參與是優先選項。”[⑨]

第三，中國參與“容克計劃”有利於實現中歐貿易與投資關係的平衡，推動經貿關係朝著更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但“中國吸引歐盟的投資僅占歐盟對外投資的6%，歐盟在中國對外投資中的份額也處於類似狀態。”[⑩]造成中歐相互投資不足的原因既有制度性的，也有觀念性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盡管歐洲投資嚴重不足，但歐洲輿論對於中國投資仍持謹慎態度，無論是中國—中東歐合作，還是中國在希臘比港的投資，都遭到部分歐盟成員國和機構的質疑，並提出一系列規則和標準的問題。“容克計劃”賦予了中國加強對歐投資的制度性渠道，特別是通過該框架下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所賦予第三方參與計劃的機制渠道。根據歐洲戰略投資基金的章程，“第三方可以通過直接投資戰略基金、共同投資項目和投資平臺等方式參與。”[11]2015年中歐峰會期間，雙方領導人確立了通過上述三種渠道擴大中國對歐投資的意向。無論哪種形式的參與都會減少歐盟對華疑慮，也有利於中國企業更好地了解歐洲法律、法規，推動中國企業進一步投資歐洲，客觀上有利於實現中歐經貿關係朝著更加平衡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實現雙方利益的進一步交融。

（三）“一帶一路”助力歐洲實現“容克計劃”目標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各國及歐元區整體經濟一直深受債務危機的困擾。過去六年多來，歐盟盡管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加強經濟治理，並出臺各種推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措施，但效果一直不佳。2015年歐盟和歐元區經濟雖繼續呈復甦趨勢，但勢頭緩慢，主要得益於短期因素，如能源價格下行和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舉措等，缺乏持久動力。就業情況的改善更不樂觀。歐盟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8月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分別為9.5%和11%，失業人數與危機前相比增加了700萬。年輕人失業率依然嚴峻，2015年8月歐盟范圍內年輕人失業率為20.4%，歐元區為22.3%。[12]目前，許多成員國依舊面臨公私債務高企、生產力水平低迷、投資短缺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容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在不增加公共債務的情況下，推動歐盟經濟和就業的增長。“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升級版，既會推動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也將加速中國與外部市場之間的互聯互通，將促進中歐經貿合作的擴大和深化，助力“容克計劃”實現上述政策目標。

首先，“一帶一路”將為歐洲帶來更多的投資和貿易機會。在“一帶一路”構想中，中國和西歐可以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大大縮短距離，交往更加便捷，成本大大降低，雙方經濟聯系會更加密切。“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將使中歐貿易更加便利化；而中歐貿易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長速度、中歐貿易中90%以上貨物通過海運完成，也凸顯了“海上絲綢之路”對中歐雙方的重要性。當前進入實施階段的中歐陸海快線將使得中歐交往更加便捷，成本顯著降低，從而促進雙方的經濟往來，尤其有利於歐洲中小企業開拓中國市場。此外，中歐正在開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積極準備中歐自貿協定談判，“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貿易和資金聯通將為雙邊貿易和金融合作提供助力，推動中歐經貿合作出現質的提升，成為未來中歐經貿合作新的增長點。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助推中國企業投資歐洲，緩解歐洲當前面臨的投資不足問題。歐債危機以來，歐洲長期陷入緊縮和增長之爭。由於公共預算削減和私人投資及消費信心不足，歐洲內部投資陷入嚴重不足的局面。尤其是南部歐洲以及中東歐國家，債務危機背景下出現了嚴重的資本撤離。以中東歐國家為例，2009年由於西歐國家銀行資金的撤離，流入新成員國的直接投資下降了一半。其中，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由於銀行資本大量撤離，外國直接投資出現負增長。[13]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成為中歐雙方合作的重點。在成員國層面，中國與匈牙利已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檔案；在歐盟層面，雙方已實質性探討“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的對接方式。無論是連接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的匈塞鐵路還是中歐陸海快線項目，都會極大推動中國的投資。

最後，“一帶一路”倡議還將為中歐在第三方經貿合作提供新的平臺，為歐盟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端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另一端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長期以來，中國與歐洲在“廣大腹地國家”由於歷史經驗、政策起點以及政策方法等不同，缺乏實質性合作，極端情況下甚至由於上述分歧而陷入關係緊張。例如，歐盟及其成員國一度在非洲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質疑中國的非洲政策。事實上，盡管中歐在第三方的觀念與政策有不同，但的確存在優勢互補的空間；實現中歐良性競爭與合作，不僅有利於各自利益，也會惠及第三方。“一帶一路”倡議的行動重點包括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能轉移的國際合作，為中歐在第三方的合作提供契機。中歐目前在全球產業鏈中高度互補，歐洲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則擁有發達的產業，完全可開展在第三方的合作，既直接惠及當地，又間接促進中歐雙邊關係。

二、“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的戰略對接基礎

“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的戰略契合是雙方實現戰略對接的根本前提，但能否實現戰略對接還取決於中歐合作的基礎、經驗以及雙方共同推動戰略對接的政治意愿。經過40余年的發展，中歐已形成了多層次、寬領域、可持續的雙邊合作關係。雙方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增強，政治互信顯著加強，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為中歐發展戰略對接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中國—中東歐合作的不斷深入為戰略對接提供了先行經驗；中歐雙方在新一輪經貿高層對話中所確立的對接路線圖則不僅展現了雙方推動戰略對接的政治意愿，還表現出了雙方展開務實對接的行動力。

（一）中歐戰略對接具有堅實的合作基礎

首先，日益完善的合作機制是中歐戰略對接的機制保障。從1975年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外交關係到1998年雙方首次舉行領導人會晤，從2003年中歐雙方決定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到2014年中歐領導人就共同打造和平、發展、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關係，中歐雙邊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戰略定位更加明晰，合作領域和層級不斷拓寬和豐富，真正建立起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立體合作格局。目前，在戰略層面，中歐可以通過中歐領導人會晤機制及其引領的高級別戰略對話、經貿高層對話、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三大支柱，增進相互理解與政治互信；在政策層面，雙方則可通過已建立的70多個涵蓋不同政策領域的對話，實現政策聯通，推進務實合作。

其次，不斷加深的經濟依賴是中歐戰略對接的利益紐帶。自2003年以來，歐盟連續11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自2002年以來連續12年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2014年中歐貿易額首次突破6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0%，是建交時的250倍。歐盟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截至2014年底，對華累計投資近1000億美元。近年來，中國對歐投資出現了顯著增長，2014年中國對歐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98.5億歐元，首次超過了當年歐盟對華投資。2014年，中國在全球設立八個人民幣清算中心，其中四家落戶歐洲。中歐經貿合作中雖不免經歷分歧和摩擦，但雙方秉持理性、務實的合作立場，通過談判化解危機，有效避免了“雙輸”的貿易戰。如果目前雙方正在談判的雙邊投資協定和正在探討的雙邊自貿區協定最終達成，將進一步推動雙邊經貿合作邁向更加健康、平衡、可持續的方向。

第三，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是中歐戰略對接的民意基礎。2012年2月，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宣布建立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人文交流成為中歐關係的三大支柱之一。目前，中歐之間每天有直飛航班70架次，每年的人員來往達500多萬人次。旅遊業不僅成為促進雙方經濟繁榮的要素，更有力地推動了中歐民眾之間的往來。2014年，中歐往來人員總數約594萬人次，同比增加約7%，其中中國赴歐279萬人次，同比增加17.2%。此外，中歐互派留學生超過32萬人，其中，中國在歐盟國家的留學人員總數為28萬人。歐盟國家共有超過4.5萬人來華留學。[14]

（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為中歐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先行經驗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流入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嚴重下降，這使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加強合作的意愿增強。在此背景下，2012年4月，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華沙舉行。會晤規劃與拓展了中國與中東歐16國互利合作的前景與未來。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布了中國關於促進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12項舉措，主要包括促進貿易、加強投資、加強金融合作並促進雙方人員的相互往來，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整體一致。其中有兩項舉措同時與“一帶一路”倡議和“容克計劃”的政策優先高度重合，即：第二項“設立總額100億美元的專項貸款，其中配備一定比例的優惠性質貸款，重點用於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綠色經濟等領域的合作項目”；第七項“成立‘中國—中東歐交通網絡建設專家咨詢委員會’，共同探討通過合資合作、聯合承包等多種形式開展區域高速公路或鐵路示范網絡建設”。[15]截至2015年10月，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框架下，雙方領導人已實現三次會晤，並相繼制定了規劃雙方關係發展和行動優先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貝爾格萊德綱要》，更加明確了互聯互通的合作重點。因此，中國—中東歐合作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與歐洲發展戰略實現對接的先行實踐。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先行實踐已使得雙方在裝備、產業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現實成果。繼2010年2月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同塞爾維亞電力公司簽署有關科斯托拉茨熱電站重建的初步合同后，中塞兩國企業又於2013年11月簽署了修建科斯托拉茨電站二期項目合同。2013年5月，波黑塞族共和國斯坦納瑞30萬千瓦燃煤電站項目舉行開工典禮。該項目開創了中波、中歐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合作的多個第一：第一個中波雙邊經貿投資領域合作的具體成果；第一個使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100億美元專項貸款額度的項目；第一個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同類項目。[16]2014年12月，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澤蒙—博爾察大橋順利通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塞爾維亞總理亞歷山大·武契奇出席通車儀式。[17]該項目既是中國公司在歐洲承建的第一座大橋，也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重點工程，更是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下的成功探索與示范性項目。此外，2013年底塞爾維亞、2014年馬其頓高速公路項目先后啟動建設，其他合作項目正在積極探討中，基礎設施建設正成為中東歐雙方合作的新亮點。[18]

（三）中歐發展戰略對接已正式展開

2015年6月底的第十七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中，中歐代表對彼此倡議的濃厚興趣再次強化，雙方決定討論“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的具體對接措施，具體體現為同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中。

首先，中歐雙方決定成立聯合工作組，探討具體的對接方式。工作組成員包括中方絲路基金及歐盟委員會和歐洲投資銀行的專家。根據雙方達成的共識，工作組將在2015年底確定，在“容克計劃”中，包括歐洲戰略投資基金及歐洲投資銀行的相關投資活動，中歐具體的聯合工作和實際合作方式。[19]

其次，加強中歐互聯互通平臺合作。中歐峰會期間，雙方已宣布共同建立“互聯互通合作平臺”。目前，歐盟委員會和中國政府正大力推動這一合作平臺建設，探索互聯互通計劃、戰略和政策的對接，確定可以加強合作的領域和具體項目。互聯互通合作平臺將為投資者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機遇，為雙方的投資者和相關企業提供公平的機遇。歐洲投資銀行將為互聯互通合作平臺作出貢獻，從而尋求中歐共同投資的項目機遇。

第三，歐盟委員會將設立透明的歐洲投資項目門戶（european investment project portal,eipp），匯總歐盟當前和未來的投資項目；該門戶將建立全面的項目數據平臺，提供所有項目的相關資訊。該門戶不僅對歐洲公眾開放，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方投資者開放。[20]

根據雙方業已制定的戰略對接路線圖，中歐聯合工作組將於2015年12月提出容克計劃下的中歐合作建議，2016年上半年開始實施；2015年12月中歐互聯互通合作平臺投入運營，2016年第一季度開放歐洲投資項目門戶。[21]

最後，雙方的戰略對接與合作還包括歐盟與亞投行的合作。歐盟表示，一旦亞投行投入運營，歐盟委員會和歐洲投資銀行便啟動與亞投行的合作，具體合作方式包括在初始階段的技術援助及共同投資合作項目等。[22]

三、“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戰略對接的挑戰

盡管“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在戰略取向上高度契合且具備了戰略對接的合作基礎和政治意愿，但中歐政治體制、決策過程及公眾輿論等存在重大差異。因此，中歐戰略對接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潛在挑戰，其中尤以認知差異、安全風險和美國因素為最。

（一）認知差異

認知差異是中歐推動戰略對接面臨的首要挑戰。盡管隨著合作不斷深入，中歐認知差距正逐漸縮小，但由於制度和觀念差異，歐盟很大程度上將中國視作“歐洲模式”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尚未完全消除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顧慮。例如，有歐洲學者指出，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待“一帶一路”是錯誤的，因為該倡議“是地緣政治再定位，是中國式的馬歇爾計劃。”[23]

中歐認知差異將從三個方面影響“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的戰略對接。第一，它將影響中歐的次區域合作。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歐盟在較長時間內持觀望態度，且主要關注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的合作。盡管中東歐國家從務實的角度普遍歡迎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但歐盟及其他成員國的關切仍擔心這一合作違反歐盟基本法，突破歐盟和成員國的權能界限，更有人擔心這是中國采取的“分而治之”戰略。

第二，它可能對中歐戰略對接的具體推進產生消極影響。在中歐探討並啟動戰略對接的計劃制定過程中，歐盟仍表現出相當的顧慮。例如，在中國投資歐洲戰略投資基金的過程中，歐洲要求中國必須以美元或者歐元支付，不接受人民幣投資。[24]這反映出歐盟對中國資金的顧慮，因為如果可用人民幣投資這一基金，無疑更有利於中國產品和項目進入歐洲市場。同時，根據歐洲戰略投資基金的授權原則：“任何第三方都不能擁有歐洲戰略投資基金指導委員會的資格，也不擁有其治理結構的相應權利。”[25]表面上，這一規定也限制了成員國對歐洲戰略投資基金投資方向和項目的影響，但由於成員國銀行的注資主要用於本國項目，其在決策中的話語權並沒有損失。因此，該規定根本上是為了限制歐盟外國家，也包括中國的參與。

第三，影響中歐在第三方的合作。中歐在第三方的合作特別是產能合作，也是中歐戰略對接的主要內容。但雙方能否有效實現在第三方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中歐能否消除分歧，擴大共識。歐盟長期質疑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方式，如“新殖民主義論”、“攫取資源論”、“民主折沖論”等。由於發展理念不同，中國更多采取“發展優先”方法，希望以發展促進安全；而歐洲國家大多采取“安全優先”方法，試圖通過附加各種政治條件、實現“善治”，然后再實現發展。因此，歐洲部分學者和官員認為，中歐在第三方的交鋒不只是經濟利益競爭，更是“發展模式”競爭。

（二）安全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各類領土爭端、宗教和文化衝突、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等安全風險相當復雜。因此，盡管“一帶一路”倡議和“容克計劃”的對接意味著中歐和平安全合作的機遇大增，同時也可能遭遇更為復雜的利益與觀念歧見。

從中國角度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是“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最主要安全挑戰之一。盡管歐盟擁有可通過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以外交手段解決爭端從而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的空間，但歐盟對中國在爭端中的角色認知明顯存在偏差。例如，歐洲議會有關海洋安全問題的決議認為，“日益復雜和分散的海洋安全環境使得國際合作日益艱難，也降低了歐盟有效多邊主義的吸引力。自信心上升的新興力量更加不愿意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原則，接受國際仲裁。他們通過傳統的領土國家框架行事，要求更多的獨立和主權。這一切使得進一步規範全球海洋事務和保護海洋環境的努力更加復雜，引發極高的環境成本和新的衝突和對立。”[26]這不啻是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中國是地區和海洋秩序的挑戰者。因此，歐盟能否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持客觀公正立場，將對中歐發展戰略對接產生直接影響。

從歐洲角度看，烏克蘭危機和中東政治轉型是其面臨的兩大安全威脅，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而言也有重大的潛在安全風險。因此，中歐雙方理應攜手合作，促進危機與衝突的解決。但是，中歐雙方對危機和衝突根源及解決措施缺乏共識。歐方認為中國是烏克蘭危機最大的受益方，事實上采取“縱容”俄羅斯的立場，無助衝突的解決。[27]中國也並不認同歐盟對俄羅斯采取的制裁。盡管中東政治轉型特別是伊斯蘭國的發展要求雙方全力合作，但中方認為歐洲不僅需要反思其周邊政策，同樣需要反思其長期奉行的軍事干預政策。[28]因此，中歐在“一帶一路”倡議必經的俄羅斯中亞和中東地區的安全挑戰與應對方法上的共識能否建立，也對雙方戰略對接有著重要影響。

如何攜手應對恐怖主義、宗教與文化衝突也是對中歐戰略對接進程嚴峻考驗。恐怖主義是中歐面臨的共同安全威脅，但一方面由於戰略互信不充分、另一方面則由於雙方認知分歧特別是部分歐盟國家對恐怖主義的雙重標準，雙方的合作一直非常有限。但宗教與文化衝突歷來都與復雜的政治、地緣以及各種域外力量相互交織。中國主張文化多元主義，希望以“一帶一路”為平臺，在包容主義原則下，實現多元文化的共存；歐盟則一直擁有文化優越感，通過各種形式輸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文化。因此，在表面的安全風險背后，是更深層次的理念和認知差異。

（三）美國因素

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解讀並非只停留在經濟層面，更多從地緣政治視角考慮，認為這是中國挑戰其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舉措。盡管美歐雙方的對華戰略基於不同的利益考慮，但作為國際體系的“守成力量”，在應對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時，美歐具有明確的共同利益。例如，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中，盡管歐盟並沒有效仿美國采取明顯的“選邊”政策，但卻始終與美國保持密切的協作關係，並在多種場合對中國施壓。又如，美歐共同推動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ttip）談判，事實上是為了維持美歐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因此，美國因素事實上仍是歐洲對外戰略的重要背景因素，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對接中最重要的域外因素。

因此，歐盟能否在對華戰略與政策決策中堅持自身利益、保持重大獨立性，對中歐戰略對接至關重要。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積極態勢正逐漸顯現：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大國不顧美國反對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顯示出歐洲國家對華戰略的獨立性提升。但在另一些領域，如中歐雙邊投資協定、中國周邊安全等，歐洲對華戰略的獨立性仍有待發展，或許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計劃”對接的最重要的國際政治成果。（來源:《國際展望》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