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互動台灣非首要考量元素

【文 / 許陳品 應濯】

自從 1949 年兩岸分治以來，兩岸各自為尋求政權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在外交領域展開了激烈競爭，包括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國的數目上，呈現雙方互不相讓的零和狀態。

2016 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迄今台灣僅存的 20 個邦交國之中，位於歐洲的唯一邦交國，同時也極具宗教影響力的天主教國家梵蒂岡（教廷），近期傳出了有可能克服與對岸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礙，即達成「主教任命協議」。一旦如此，台灣將失去現存最有影響力的邦交國，且鑒於梵蒂岡對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國的影響，台灣恐面臨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以來對外關係的「地動山搖」。

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且對岸持續封殺民進黨政府的國際空間背景下，倘若梵蒂岡棄台灣而與大陸建交，一些人難免會認為此舉是針對台灣。然而歷數中梵在 1951 年斷交的事實和近年來中梵走近，不難看出，中梵關係最主要的障礙是宗教因素，更精確地說，在於主教任命權，只不過客觀後果會嚴重影響到台灣。

台灣並非中梵關係最大障礙

不少人會以為，由於台灣與梵蒂岡具有邦交關係，所以中梵關係的最大障礙，應會是台灣因素。其實並不然，梵蒂岡最早並不是在台灣設立使館，而是在對岸。1942 年梵蒂岡就與當時的國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於 1946 年設立駐華公使館。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梵蒂岡駐華使館非但未跟隨撤離，反而繼續留在對岸活動。

隨著共產黨政權逐漸站穩了腳跟，其與梵蒂岡之間的宗教矛盾便不斷加深，甚至為了壓制天主教活動，而不惜動用政治力量，並驅逐時任梵蒂岡駐華公使黎培理（Cardinal A. Riberi），導致 1951 年梵蒂岡與對岸斷絕關係，次年轉而在台北設置教廷駐華公使館，並於 1959 年升格為大使館。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中梵之間的矛盾，大致包含三個因素。首先，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歷來注重政治權力居於絕對主導位置，警惕包括宗教在內任何力量的威脅。這也是為何佛教傳入中國並發展壯大後，不少帝王採取壓制，乃至排佛、滅佛措施。中共對此更是容易敏感。晚清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遭受西方殖民國家的欺凌，紛亂不止，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欺凌建立完整主權後，對於包括宗教在內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何況不少西方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國劣跡斑斑，如梵蒂岡於 2000 年 10 月將在清朝及民國初年殉難的 120 名教徒「封聖」，引發對岸強烈抗議，原因就在於其中包括了曾損害中國主權的人。

其次，梵蒂岡天主教會內的「聖統制」，即由教會推選人選、教廷祝聖任命主教，宣稱超越世俗國家之上，建立起一種有別於效忠國家政權的另類忠誠，這在歐洲中世紀曾造就教會獨裁，甚至凌駕於世俗王權之上，引起王權更迭。對於歷來主張「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共而言，自然不能接受為數甚廣的民眾效忠他國宗教領袖。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歸在統戰工作的一環，關鍵在於擁護「中共領導」。習近平於 2015 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提到：「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由此可知，宗教必須服膺於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說中共的領導，是對岸絕對不能踰越的政治紅線。因此中共建政後，「三自教會」（自治、自養、自傳）成為其對基督教會的基本態度，大陸各教區的主教則由官方透過「自選自聖」方式自行任命。

再者，作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係奉行無神論，推崇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與基督宗教宣稱「信仰能使世人獲得救贖」、「在精神領域建立王國」的觀點互相矛盾，所以中共絕不鼓勵宗教信仰，並對人民進行唯物論與無神論教育。但基於實用主義，現階段視宗教力量為實行「統一戰線」的對象，要將其納入到可掌控的體制內，用以反對境外勢力的滲透，最終鞏固共產黨的領導。

正是基於這三大因素，對岸一直非常在意主教任命權，只要問題得不到解決，中梵兩國就不可能正式建交；反之，一旦中梵達成共識，建交就是遲早的事情。

回顧近年來中梵關係快速升溫，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任之初，便多次向中國大陸遞出和平的橄欖枝，並透露希望與北京改善關係的訊息。

台灣應有心理準備

習近平於 2013 年當選為中國國家主席時，方濟各即發過祝賀信，也是歷任致函中國領導人的教宗中，首位透露有獲得回信者。

2014 年 8 月方濟各訪問南韓，在飛往首爾、途經中國上空時，「前所未有」地向中國發出了友好祝願，這也是天主教教宗首次獲准經過中國大陸領空，開創中梵關係史上新的一頁。2016 年 10 月 5 日，方濟各首次公開接見中國大陸的一位主教徐宏根。

同年的春節前夕，教宗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稱讚中國擁有「偉大文化」和「無窮盡的智慧」，而世界無需對中國逐漸成長的實力感到擔憂，也避談西方常拿來抨擊中共人權問題與限制天主教徒自由等議題，向北京示好的態度非常明顯。

2017 年 8 月梵蒂岡任命親中立場的楊鳴章為香港教區主教，更被視為保守立場的一大突破。而不久前，香港退休主教陳日君就教廷對中國態度轉變而進行的坦率批評，更說明中梵正快速走近，而梵蒂岡可能更主動向中國大陸靠攏。

方濟各時代的梵蒂岡，之所以有上述舉動，除了方濟各務實的政治立場，不外乎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如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的增長可謂舉世矚目，在全世界的政經影響力，同樣也與日俱增，作為非世俗國家的教廷，不免會對其表達友善。再加上，教廷向來以「神愛世人」為本，面對生在中國社會主義紅旗下、卻有上千萬願意皈依主耶穌的信眾，如此龐大的「信徒市場」誘因，堪稱是宗教信仰方面亟待開墾的處女地，而台灣約僅 30 萬的信徒數量，絲毫抵擋不住教廷想和北京建交的決心。簡言之，現實主義是目前教廷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做出取捨的關鍵。

面對梵蒂岡的善意，以及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基督徒人數逐漸增加，需要考慮信徒們的宗教感受，北京同樣有所反應。習近平於 2013 年首次提出「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要求「把做好信教群眾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6 年 12 月，大陸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曾在天主教全代會上稱：「中梵關係一直以來是廣大神長教友普遍關心的問題。」相比於以前的保守態度，無疑釋放出了積極信號。

在此情況下，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任主教湯漢曾撰文表示，「教廷與大陸已就主教任命達諒解」、「中梵關係正常化是大方向」。據悉，具體的解決方法，極有可能是梵蒂岡讓步，由中方來提名人選、梵方形式上任命主教，既維護了北京的利益，又照顧了梵蒂岡的面子。倘若如此，中梵建交態勢已難逆轉，台梵斷交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台灣因素既非梵蒂岡的主要考量，也不是中國大陸的主要考量。面對可能會出現的外交困局，台灣應有充分心理準備。

來源：《多維 TW》月刊 0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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