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機遇適時轉型 造就日本經濟崛起1946-1984

主要觀點：

二戰結束后，日本從一個滿目瘡痍、資源匱乏的戰敗國，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里以令世人驚嘆的速度崛起，迅速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無獨有偶，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同樣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同樣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中日兩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論是經濟發展的路徑還是面臨的挑戰，都有諸多的相似之處，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就是第二個日本。那么，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經濟的騰飛有何相似之處，又有何區別？目前中國與歷史上的日本相比，處在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日本經歷的泡沫破滅與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在中國重演？

我們試圖通過一個系列報告來對中日經濟崛起進行系統的比較，來為以上這些問題尋找答案。在前三篇報告中，我們將把二戰后的日本經濟史分成崛起、泡沫和失去三個階段，分別剖析不同階段主導日本經濟運行的支配因素。而在第四篇報告中，我們將對中日經濟進行全方位的比較，以找尋中日崛起過程中的相似與區別，並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作出展望。

在系列報告的第一篇中，我們將聚焦二戰后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探尋日本如何從戰敗國的廢墟中重新出發，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由於整個過程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為了更為清晰的展現日本經濟崛起過程中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將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再細分為三個階段：1946-1955年，1956-1973年，1974-1984年。

二戰結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起，日本開始走上經濟復興之路。在經濟方面，1946年開始采取的“傾斜生產方式”對經濟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為了實施“傾斜生產方式”，日本政府還對重點產業部門實施價格補貼，並於1947年初設立了“復興金融金庫”，給重點產業部門提供低息貸款。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爆發，美國大量的戰爭“特需”帶來了空前的“特需景氣”。此外，日本雄厚的工業基礎、扎實的人才儲備、冷戰的開始、美國的扶持以及和平憲法的護航都為日本經濟的快速復活創造了條件。至1953年日本的實際GNP已經超過了1944年的水平，而1946年的實際GNP只及1944年的56％。從1946-1955年的10年間，GNP年均增長率達到9.2％。

在1955年日本經濟全面超過戰前水平后，1956-1973年將近20年的時間里，盡管增長率波動很大，但日本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始終保持在10％以上。之所以日本經濟能在近20年的時間里保持10％以上的年均增速，主要受益於在此期間快速增長的投資和出口。此外，日本政府推行凱恩斯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大力發展教育，重視培養人才；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和獨特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自民黨長期的執政，使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穩定；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快速發展和美國在越戰中遭到削弱，都對日本經濟的快速崛起帶來了積極影響。

隨著時間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局勢開始變得風云激蕩。1970年由於美國的國際收支惡化，美元大量流出，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制開始動搖。1971年8月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並對進口加征10％的關稅，即發生了所謂“尼克松沖擊”。1971年底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對各國匯率進行了調整，其中日元對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調整到1美元兌換308日元，但行情仍不穩定，又於1973年2 月轉為浮動匯率制，而由市場機制來決定。1973年10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將油價從每桶約2-3美元提高到4美元、8美元、12美元，從而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面對沖擊日本開始反思20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最終選擇了順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樹立“科技立國”的發展新戰略，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促使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變。日本政府制定了“創造科學技術推進制度”（科技廳）、“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通產省）等重要的研究開發計劃，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來推動“產官學”（“產”指民間企業，“官”指政府研究機構，“學”指大學）的科技合作與交流。在此期間，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半導體、計算機、新型材料、清潔能源、節能技術等眾多高新技術產業蓬勃興起。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快速從二戰中復活，靠的是深厚的工業基礎、美國的扶持、朝鮮戰爭的機遇和“傾斜生產方式”；日本經濟能夠持續近20年高速增長，靠的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強投資、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重視教育尊重人才、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同時還趕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東風；而在面對國際局勢的動盪和環境的污染時，日本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堅持科技立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在惡劣的市場環境中鍛煉企業的韌性，最終成功完成了經濟轉型。而如今的中國同樣面臨著國際局勢的動盪、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經濟增速下臺階等一系列問題，日本及時而堅定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做法，無疑為當今的中國提供了成功的鏡鑒。

二戰結束后，日本從一個滿目瘡痍、資源匱乏的戰敗國，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里以令世人驚嘆的速度崛起，迅速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無獨有偶，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同樣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同樣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中日兩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論是經濟發展的路徑還是面臨的挑戰，都有諸多的相似之處，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就是第二個日本。那么，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經濟的騰飛有何相似之處，又有何區別？目前中國與歷史上的日本相比，處在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日本經歷的泡沫破滅與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在中國重演？我們試圖通過一個系列報告來對中日經濟崛起進行系統的比較，來為以上這些問題尋找答案。

在前三篇報告中，我們將把二戰后的日本經濟史分成崛起、泡沫和失去三個階段，分別剖析不同階段主導日本經濟運行的支配因素。而在第四篇報告中，我們將對中日經濟進行全方位的比較，以找尋中日崛起過程中的相似與區別，並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作出展望。

在系列報告的第一篇中，我們將聚焦二戰后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探尋日本如何從戰敗國的廢墟中重新出發，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由於整個過程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為了更為清晰的展現日本經濟崛起過程中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將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再細分為三個階段：1946-1955年，1956-1973年，1974-1984年。

一，戰后復興階段：1946-1955

二戰結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起，日本開始走上經濟復興之路。由於二戰中美軍的空襲和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日本國內滿目瘡痍，生產能力銳減，工業設備的30％-60％遭到空襲破壞，未遭破壞的設備也急需修理與更新。同時，由於戰時大量支出軍費，導致國內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許多生活必需品供應奇缺。1946 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戰前（1934-1936年平均值）的65％，工礦業生產僅為戰前的28％，農林漁業生產僅為戰前的78％。全國的失業人口多達1300多萬，從海外撤退回國的日本國民多達650 萬人，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露宿街頭，食品不足導致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

在經濟方面，1946年開始采取的“傾斜生產方式”對經濟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當時的主要能源是煤炭，產業“糧食”是鋼鐵，為了全面恢復生產，首先需要全力恢復煤炭與鋼鐵的生產。“傾斜生產方式”就是選準煤炭與鋼鐵作為恢復經濟的突破口，首先依靠美國援助，將從美國進口的重油優先投入鋼鐵生產，接著將增產的鋼鐵優先投入煤炭生產，再將增產的煤炭投向鋼鐵生產，通過鋼鐵業與煤炭業的相互促進與共同振興來帶動電力、化肥、交通等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為了實施“傾斜生產方式”，日本政府還對重點產業部門實施價格補貼，並於1947年初設立了“復興金融金庫”，給重點產業部門提供低息貸款。這樣，到了1948 年日本經濟雖然擺脫萎縮狀態而走上了擴大再生產的道路，使經濟重建開始走上軌道。

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爆發，美國大量的戰爭“特需”帶來了空前的“特需景氣”。美國在日本的戰爭特需采購從第一年的卡車到第二年的汽車零部件再到第三年的武器，同時還包括棉衣棉布、煤炭、武器的修理和改裝、運輸、通訊等等。到1953年末的三年半時間，特需的合同金額就高達13億美元。此外為了支援戰爭，大量的美軍和軍屬在日本居留所帶來的大量消費需求，還有大量非軍事機關在日本的開支。將這些廣義的特需計算在內，到1953年年末特需收入超過了23億美元。其中1953年一年的美元特需收入就占到了當年日本外匯收入總額的38％。

1952年朝鮮停戰之后，由於美國不再從日本大量采購戰爭物資，致使日本經濟一度陷入短暫的不景氣，但此時日本經濟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企業得以依靠其資本積累擴大設備投資，實行產業的合理化，提高國際競爭力；城鄉居民在收入明顯提高的條件下，對耐用消費品等的需求不斷增大，刺激了生產的發展，因而很快出現了“投資、消費景氣”。至1953年日本的實際GNP已經超過了1944年的水平，而1946年的實際GNP只及1944年的56％。從1946-1955年的10年間，GNP年均增長率達到9.2％。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二戰后迅速恢復到戰前水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后就開始逐漸走上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道路，戰前就已經擁有相當的工業基礎，雖然在二戰中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遭到了嚴重破壞，但由於盟軍並未登陸日本本土作戰，日本大量掌握先進技術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仍保留了下來，這對戰后日本經濟，尤其是工業的快速復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二戰結束后冷戰的開始，使得美國從戰略上需要日本作為牽制蘇聯和中國的力量而存在，因此美國很快結束了對日本的占領並大力扶持日本，來自美國的資金和技術的支援，以及朝鮮戰爭期間的大量訂單，是日本得以快速從二戰中恢復過來的重要原因。

3、戰后日本采取“傾斜生產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有利於集中有限的資源快速恢復生產力，這與中國建國之初所采取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線如出一轍，且均發揮了十分顯著的作用。

4、二戰結束后日本和平憲法的頒布使得日本不再需要保持軍隊，節省出的大量軍費開支能夠更好的支援經濟建設。

二，高速增長階段：1956-1973

1956年日本發表的《經濟白皮書》用了“現在已不是戰后了”這樣一句話作為結語，這句話成為了當時風靡一時的流行語，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標志。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在1955年日本經濟全面超過戰前水平后，1956-1973年將近20年的時間里，盡管增長率波動很大，但日本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始終保持在10％以上，到1973年，日本的實際GNP達到1946年水平的11倍，戰前水平（1934-1936平均）的7.7倍，人均GNP從50年代不及美國的1/10，增長到美國的60％。

之所以日本經濟能在近20年的時間里保持10％以上的年均增速，主要受益於在此期間快速增長的投資和出口。50年代中期，隨著日本經濟從二戰中恢復過來，日本政府開始積極推行產業結構調整，確立了“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日本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發展加工貿易。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過程中，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仍處於經濟恢復時期，主要引進電力、鋼鐵、汽車、造船、機械制造等基礎產業部門的傳統成套設備和技術。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初開始，逐漸轉向以購買專利為主來引進新興技術。為了對引進技術進行吸收改造，日本企業不惜花費巨額資金，吸引優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礎上博采眾長，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使得日本工業始終走在全球技術的前列。

新興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旺盛的投資需求，以1956年為例，按照經濟企劃廳的估計，1956年日本企業設備投資額，將比上一年增長7.8％，然而實際上卻增長了57.6％。1955-1970年的15年中，日本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了115倍以上。日本政府投資額占政府支出的比率，1960年為35％，1965年為47％，1970年又上升為52％。據1977年統計，日本政府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6％，相當美國的1.4倍，高於英、法、聯邦德國、意四國同年投資的總和。固定資本的投資的重點是對電力、鋼鐵、機械等基礎工業和電子、化學、汽車等新興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不僅使日本迅速建立起了以鋼鐵為中心的工業體系和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而且大大加快了各部門固定資本的更新，提高了企業技術設備和現代化水準。

由於日本工業始終以國際先進水平為目標，企業的技術設備和現代化水準均為國際一流，因此日本工業品，尤其是新興工業品的品質始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而由於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的勞動力成本相對廉價，二戰后日元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1美元固定兌換360日元）則更進一步放大了日本商品的價格優勢，這使得物美價廉日本工業品迅速進入歐美並快速占領了市場。三種神器（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冰箱）和新三種神器（彩色電視機、空調、汽車）就是那個時代日本工業品的象征。

而在50-60年代，日本相繼加入關貿總協定（WTO前身），IMF，OECD等國際組織，並推行資本和貿易的自由化，降低資本和關稅壁壘，積極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這也為日本商品走向全球開辟了更廣闊的市場，極大的促進了日本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這一點與加入WTO后的中國如出一轍。

除了旺盛的投資需求和快速增長的出口，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客觀上促進了這一階段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

1、日本政府推行凱恩斯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戰后日本政府推行凱恩斯主義，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引導和控制，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戰后初期日本政府制定許多經濟計劃，如1948-1949年兩次制定了“經濟復興五年計劃試行方案”；1951年又編制“自立經濟的三年計劃”進一步推動經濟的發展。戰后中期1955年底鳩山內閣制定《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56-1960）；1957年12月，岸信介內閣制定《新長期經濟計劃》（1958-1962年）；1960年池田內閣時期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等等。通過這些計劃，避免了資本競爭中的一些盲目因素，使日本經濟有了連續性發展的基礎。

2、大力發展教育，重視培養人才。日本在1947年進行教育改革，改行九年義務教育。1950年九年義務教育完全普及，就學率達99％；1965年初中畢業升入高中的比率達69.6％；1970年高中畢業升入大學的比率達23.6％。政府還加大對教育的投資，1950年教育經費為1599億日元，1972年增至40244億日元，在當年預算中占20％。高度重視教育的結果，為經濟的現代化提供了充分數量的優秀工人及科技人才，成為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人才資源。

3、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和獨特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日本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重教育、重和諧、守紀律和節儉、勤勞的優秀傳統，有利於職工增強對企業的榮譽感，有利職工形成與企業同舟共濟的忠誠心理，對日本經濟的高度發展有積極意義。

4、自民黨長期的執政，使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穩定。1955年11月15日，日本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並組成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由於自民黨在議會中占據決大多數席位，所以1955年體制的實質就在於，他實際是保守的自由民主黨一黨執政的體制。從此，日本開始了由自由民主黨長期執掌政權的歷史。從50-60年代的執政實踐看，歷屆政府對內對外政策是一脈相承的。在經濟方面，自由民主黨政府廣泛的干預經濟生活，制定計劃，致力於新產業的培育與開發，加大資金投入，采取了促進資金積累的特別措施；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政府制定了和頒發了一系列以實現穩定為目標的法令，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對外政策方面，各屆政府都竭力追隨美國。

5、60年代是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60年代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各國共同發展產生了旺盛的需求，從客觀上也有利於日本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而美國則深陷越戰的泥潭，一方面需要大量向日本進口以支撐戰事，另一方面在國際舞臺上美國的影響力則相對削弱，這都從客觀上有利於日本的發展壯大。

在此期間，日本於1967年超過英國和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三，中速增長階段：1974-1984

隨著時間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局勢開始變得風云激蕩。1970年由於美國的國際收支惡化，美元大量流出，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制開始動搖。1971年8月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並對進口加征10％的關稅，即發生了所謂“尼克松沖擊”。1971年底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對各國匯率進行了調整，其中日元對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調整到1美元兌換308日元，但行情仍不穩定，又於1973年2 月轉為浮動匯率制，而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1973年10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將油價從每桶約2-3美元提高到4美元、8美元、12美元，從而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對石油消費國的經濟造成了很大影響，引起了通貨膨脹、經常收支惡化等問題，尤其是對進口中東石油依賴很大、號稱“油上樓閣”的日本經濟的沖擊更大。在石油危機的影響下，日本國內投機盛行，物價暴漲，甚至出現了家庭婦女搶購衛生紙的現象。為此，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金融緊縮政策，結果雖然控制了物價上漲，但卻導致設備投資停滯，經濟增長明顯減速，雇用減少，失業增加。

日本政府於1975年春解除了金融緊縮，又於1977年底采用了財政刺激政策，同時推進產業結構高度化，促使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變。由於出口持續擴大，填補了國內需求的減少，結果經濟開始穩步回升，同時物價保持穩定，失業率趨於下降，經濟增長率的上下擺動也不大，日本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為了克服石油危機，努力推行生產與經營合理化的民間企業功不可沒。它們依靠市場原理，一方面大力節省資源能源，並實行“減量經營”以節省各種費用，一方面通過技術革新實現了產品、特別是出口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化。通過推進生產與經營合理化，企業的素質與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到了70年代后半期，人們逐漸發現，盡管油價上漲，在西方國家中受打擊最大的日本經濟卻恢復得最快；盡管匯率浮動，民間企業卻能在困境中頑強地恢復其活力。整個日本經濟由於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企業素質的增強而加強了對外部沖擊的抵抗力。盡管在1978-1979年爆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1978年中期的每桶13美元暴漲到1980-1981年的每桶40美元），1981-1983年又出現了世界性經濟危機，日本經濟所受影響甚小。

石油危機暴露了日本經濟的脆弱，過度依賴資源和能源；以水俁病為代表的四大公害病逼迫日本人反思經濟發展方式的得與失；龐大的順差引來了無數的貿易摩擦和指責。由此日本開始反思20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最終選擇了順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樹立“科技立國”的發展新戰略，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促使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變。日本政府制定了“創造科學技術推進制度”（科技廳）、“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通產省）等重要的研究開發計劃，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來推動“產官學”（“產”指民間企業，“官”指政府研究機構，“學”指大學）的科技合作與交流。在此期間，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半導體、計算機、新型材料、清潔能源、節能技術等眾多高新技術產業蓬勃興起。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快速從二戰中復活，靠的是深厚的工業基礎、美國的扶持、朝鮮戰爭的機遇和“傾斜生產方式”；日本經濟能夠持續近20年高速增長，靠的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強投資、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重視教育尊重人才、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同時還趕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東風；而在面對國際局勢的動盪和環境的污染時，日本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堅持科技立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在惡劣的市場環境中鍛煉企業的韌性，最終成功完成了經濟轉型。

而如今的中國同樣面臨著國際局勢的動盪、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經濟增速下臺階等一系列問題，日本及時而堅定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做法，無疑為當今的中國提供了成功的鏡鑒。我們將在后期的系列報告中對中日經濟相似點和不同點做進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