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講“一帶一路”應該看看西域研究的歷史

中國講“一帶一路”應該看看西域研究的歷史

近期，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策劃編輯的“現代學術精品精讀”叢書推出了上下兩冊的《西域研究卷》，由徐文堪先生負責編纂並撰寫導言。徐文堪先生是古代中亞的歷史和文明的著名學者。對於中國政府當前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徐先生認為，現在中國講“一帶一路”，前提是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當代，還要對古代西域的歷史文明有深入了解。中國不僅要把外國學者請進來，中國學者自己也要主動走出去，到世界各地進行考察研究。這篇文章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具有參考意義。

上海書評：如今提起西域研究的歷史，最為普通人熟知的可能仍然是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險家於二十世紀初從敦煌運走了大批珍貴的文物和古代寫本。但談起真正的西域研究，它所涵括的地理范圍是怎樣的？

徐文堪：“西域”這個詞是中國人用的，國外沒有這種說法，最早出現是在《漢書•西域傳》中，《史記》也記載了西域的種種事情，但沒有《西域傳》。西域一詞，在中國古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國境內蔥嶺以東的地區，即今新疆一帶。但其實《漢書•西域傳》中的西域，地理范圍則涵蓋了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中亞、西亞、南亞次大陸，以至歐洲和非洲北部。

但在國外，一般則用中亞（central asia），內亞（inner asia）或歐亞（eurasia），這些概念並非完全等同，但從地理范圍上說有很多重合之處。

西域研究的范圍是很廣的，與現在我們經常講的“絲綢之路”有許多重合，現在我們講“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洋絲綢之路”），實際上在古代就形成了中外交通的網絡。因此，西域研究與絲綢之路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的關係都很密切。

“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當然也不是中國人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國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李希霍芬是十九世紀地理或地質學方面的領軍人物，曾經在德國的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等學校任教。他訪問過很多地方，1860-1862年，他曾經考察過錫蘭（今斯里蘭卡）、日本、中國台灣、印尼、菲律賓、泰國。1863-1868年，他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做地質學考察研究，並發現了金礦。1868-1872年，他在中國探險考察，並以上海作為大本營。

李希霍芬的著作一共是五卷，這五卷著作題目就叫《中國——我旅行和研究的結論》，其中還附有很多地圖。這部著作從1877年出版第一卷開始，到他去世之后的1912年才出完全部五卷。當年他的考察活動很知名，所以過去外國人也把甘肅河西走廊南邊的祁連山(600720,股吧)系稱作“李希霍芬山系”，只不過現在不大用了。

當時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就有四條：主要的一條就是由中國經過巴克特里亞（今阿富汗北部）到西方去。此外，第二條是經過西藏抵達南亞的頻道。第三條是海上頻道。第四條是在印度的阿薩姆與中國西南之間存在一條頻道。

李希霍芬之后，還有一位德國學者叫赫爾曼（a.herrmann，1886-1945），他寫了一本書《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主要也是講陸上的絲綢之路。除此外，赫爾曼還寫了不少書，其中有一本《樓蘭》讀者比較多。《樓蘭》的中譯本近年也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著名德語翻譯家馮至先生的夫人姚可崑翻譯的。

上海書評：中國人什么時候開始使用“絲綢之路”這樣一個名稱？

徐文堪：我在《現代學術精品精讀•西域研究卷》中選了一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劉文鎖教授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說，中國人最初使用“絲綢之路”的時間，恐怕是1963年夏鼐先生發表在《考古學報》上的一篇《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

但我覺得這可能不大符合事實。解放前的學術界確實不大用“絲綢之路”這個名稱，但是根據有些人的研究，中文文獻可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已開始使用“絲綢之路”了，不一定是在學術出版物上，也可能是在媒體報刊上，大概不會像劉文鎖先生說的那樣晚，應該可能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用。

上海書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各國都派出科考隊對中國絲綢之路沿線進行“探險”考察，當然也涌現出一批偉大的探險家，譬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國的斯坦因，德國的格倫威德爾、勒柯克，俄國的奧登堡、柯茲洛夫，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等，當時各個國家對於西域的考察有沒有側重和分工？

徐文堪：當時這些國家確實形成了這樣一股西域探險熱，彼此之間也有一些競爭的味道，很難說有側重點和分工，倒是這些探險家們各自的目的不太一樣，下面我就比較具體地來講一下。

其實最早對中國西部進行考察的應該是俄國人。有一個俄國人叫瓦里漢諾夫，他在十九世紀中葉就來考察，也留下記錄。

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是從印度到中國來進行考察的，他的原籍是匈牙利，他本人不會中文，但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印度學背景，也了解古代印度的一些情況，知道中國的旅行家玄奘到過印度，因此他的考察目標應該還是比較明確的。他聽說從中國新疆到敦煌這一帶有古物，於是就要到這個地方實際考察。因此他到中國來，主要是來找這些文物。

其次，還有兩個德國人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和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1856-1935），他們主要是在新疆活動。他們從新疆帶走最多的是那些所謂“胡語”（西域語言）文書，當然也有漢文文書。因此現在德國收藏的西域語言文書，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主要是在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大概有四萬件以上，包括了二十種左右的“胡語”，籠統地來講就是所謂“吐魯番文書”。他們兩位應該說也是很有學術修養的，比如勒柯克回到德國以后，就發表了很多研究回鶻文寫本的文章。格倫威德爾也有印度學的修養。

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大家就比較了解了，他是一個很好的漢學家，他和上面幾位不一樣的是懂中文，而且對於漢文資料的理解、認識水平是很高的。因此，他雖然帶走的東西不是最多，但都是精品。比如他特別注意漢文卷子里佛經以外的東西，以及佛經有沒有題記或跋等等。在那樣的條件下，身邊沒有可以參考的書，他能夠選出精品，確實不容易。

還有一個芬蘭人我們過去不太清楚，但在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慢慢才了解。這個人就是馬達漢（gustav mannerheim，1867-1951），他受沙皇的委派來中國考察，不光是考古，也要了解一些有關情況。因為那時芬蘭附屬於俄羅斯，他當時的身份實際是俄羅斯軍隊里頭的一個軍官。他從新疆那邊一直跑到北京，當地官員就給他取了個漢名叫馬達漢。這個人因為本身也是貴族出身，也有比較好的文化修養。因此他在收集一些情報的同時，也注意搜集民俗資料和文物。馬達漢后來把這些東西帶回芬蘭，現藏於赫爾辛基大學。

不過，馬達漢其實主要還是一個政治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芬蘭和蘇聯發生過蘇芬戰爭，打得很激烈。芬蘭在這樣的情況下，站在德國這方，馬達漢是當時芬蘭軍隊的統帥，因此希特勒還特地和他見過面，后來馬達漢當了芬蘭最高的軍事首領元帥。1944-1946年，他還做了芬蘭總統。雖然他在二戰時期站在希特勒這邊，但在戰后並沒有受到什么追究。

日本的大谷光瑞（otani kozui，1876-1948）是西本愿寺的和尚，本人也是伯爵，日本貴族，跟皇室有親戚關係。他本人大概只到新疆去了一次，帶著那些手下的僧侶，如橘瑞超（tachibana zuicho，1890-1968）等人。那個時候僧侶年紀還很小，但是也已經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谷光瑞是個很復雜的人，他除了這次探險以外，還在上海和大連都住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在歐洲各國也待過。他本人是佛教僧侶，但我們知道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把神道教作為國教，因此他認為日本對佛教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他來西域探險，主要目的是想搞一些古代的佛經寫本，來弘揚佛教。

因為大谷光瑞派去的那些人畢竟年紀還很輕，經驗不是很豐富，所以有時候挖掘也不大規範，但是確實弄到不少東西，不過這是和日本政府沒關係的。日本政府沒有派遣他去，大谷光瑞完全是自己想辦法籌的錢，是一種自發的個人行為。所以大谷光瑞的那些收藏品，也不是放在日本政府機關里，而是收藏在自己身邊，現在這批藏品一部分是在國立博物館，還有一些藏在佛教辦的龍谷大學。

大谷光瑞也是個很復雜的人，他曾經參與過一些侵略中國的活動，但是對這些活動又不完全以為然，因此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曾經把他列進要追究責任的戰犯名單里面，但是后來又把他從名單中刪掉了，所以他戰后也沒事。我們該如何評價像大谷光瑞這些人呢？用一些日本學者的話說，就是蓋棺也不能論定。

那么還有兩個俄國人，柯茲洛夫（p.k.kozlov，1863-1935）和奧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柯茲洛夫也曾經是沙俄的一個軍官，他主要的成就是發現了內蒙古那一帶的黑城，並在當地發現了大量的西夏文文書。他也到過四川、西藏等地去探險。柯茲洛夫在“十月革命”以后，還是留在蘇聯，並沒有到西方去，隨后他又在外蒙古的諾彥烏拉發掘匈奴墓，這件事很有名。

奧登堡本人是一個印度學家。他到過敦煌和新疆，雖然他來晚了一些，但是拿走的東西相當多。雖然有些卷子相對來說可能比較殘缺，但是數量還是很多。現在所有那些俄藏的漢文卷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全部影印出版了，但是有一些非漢文的卷子，俄方還沒有給中國影印。這位奧登堡曾經在“十月革命”還沒有爆發的時候，當過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但是因為他跟列寧存有友誼，因此“十月革命”以后，他也還是留下來的，並在蘇聯科學院擔任學部秘書，還是比較有地位的。

另外，還有一個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也比較有名，他主要是一位地理學家，跟文物的關係可能不大。現在我們說的普氏野馬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1867年，他開始到中國境內進行考察，到了新疆、西藏、天山等地。1888年，他死於考察途中，所以也是相當著名，現在吉爾吉斯斯坦還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個城市。

最後還有一個美國人叫華爾納（landon warner，1881-1955），他是最晚來考察的了，主要就是到敦煌去了一次，也帶走一些藝術品，數量不多。當時北京大學派了一位陳萬里跟他一起去，陳萬里原來是北大的校醫，后來成為陶瓷專家。實際上，這也有一些對他進行監視的味道。美國人華爾納是研究藝術史和考古學的，二十世紀初，他就曾經參加過美國考古隊對土庫曼斯坦的考察。因為在二戰的時候，他曾經建議美軍不要轟炸日本的那些珍貴古跡，所以日本人對他是非常感恩的。

那么最後一位就是很有名的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了，他可以說是一個職業探險家，所受的教育並不一定很高，但他從小就立志到各個地方去探險、旅行。他大概二十歲出頭就到伊朗、阿塞拜疆那些地方去考察旅行了。關於斯文•赫定立志於探險事業，好像有這樣一件事情，我記得不太清楚，大概當時有個瑞典人到南極去考察，回來以后受到熱烈的歡迎，那個時候斯文•赫定就表示自己將來也要像這個人一樣。因此，他到中國以后就去過很多地方。現在樓蘭遺址，按西方的說法，就好像是斯文•赫定率先發現的，但其實當地的維吾爾老鄉是知道的。

斯文•赫定到中國來，主要目的倒也不是說搜尋古物，他帶走的東西並不很多。后來，他又到中國來，那時候已經是民國時期了，中國也已有了保護文物這方面的覺悟，覺得不能夠讓他再這樣隨便跑了，所以他就跟中國有關方面進行了比較艱苦的談判。最後中國方面和他達成協議，成立了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這個考察團應該說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的科考機構，中方和外方成員都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中方主要派出的一位考古學家就是黃文弼（1893-1966）。

上海書評：1983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作者是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彼得•霍普科克，這本書的書名已經代表了作者對於這些探險家的評價，即認為他們在中國西域犯下了劫掠文物的罪行。對於這種評價，請問您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