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30年全球可能將被中國化

財經觀察員韓洋在撰文中認為，過去30年，中國被全球化，未來30年，世界格局改變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國化。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從近代歷史來看，全球化已經經歷了三波浪潮，分別是全球化1.0即大航海時代，全球化2.0即英國和英鎊時代，全球化3.0美國和美元時代。

然而，92歲高齡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提出，由西方建立並稱頌的秩序目前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國際秩序面臨著一種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榮取決於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過程引發的政治反應常常有悖於其初衷。

在這樣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都在深度調整的世界里，中國的立場和方向，越來越有著戰略性的含義。

在將近70年的時間里，美國一直是世界秩序的支柱。而在過去的短短幾年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及其歐洲和日本伙伴打造並維系的西方風格戰后全球秩序不復存在。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觀察，世界並不太平。中東在“阿拉伯之春”后局勢不可收拾，許多國家出現社會治理“碎片化”的無政府狀態，許多人將它比擬為歐洲17世紀初的“三十年戰爭”。

現在看，權力真空造成的極端勢力泛濫，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活躍的“伊斯蘭國組織”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再看歐洲和俄羅斯，美國和歐盟對俄制裁升級，俄羅斯反擊抗爭，矛盾加深，大有“冷戰”重返歐洲之勢。

回到亞洲特別是東亞。亞洲是近幾十年發展最快的地區，經濟總量已經與歐洲和北美三分天下，而且發展勢頭迅猛，在21世紀上半期將繼續是最被看好的地區。

美國強力推進《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略伙伴關係協定》（tpp），旨在推動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投資和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為美國跨國公司獲得更多投資和貿易機會創造條件。

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國家發現自己不能完全控制，就想修改規則。在亞太推動新的自貿區談判排擠中國，其中的政治因素太明顯了。

然而，今天的中國在亞太地區相當活躍，主因是亞洲地區早就有了東盟組織和東盟市場，這是長期自然發展而成，后來又發展為東盟自貿區，中國長期與東盟良好互動，終將它擴大為跨亞洲的合作互惠架構。

但tpp則不然，它最先只是新西蘭、智利、新加坡及文萊這四國的隨意合作，幅員不大，重要性也不高，簡稱為“太平洋四國”(p-4)，只是到了后來美國介入，並將它政治化。

在升級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利益交換格局和規則。事實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目前已進入務實推進階段。

商業見地網此前報導，據不完全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

海內外專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蘊含著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和主軸的發展內涵，深挖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潛力，將促進中國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升級，進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聯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5）》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亞洲提供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選擇。

“一帶一路”以開放多元的特征推進區域合作的進程，並有可能成為最終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一個新途徑。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預計，2014年至2020年，中國累計向國外提供的商機將達17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將突破1.2萬億美元，將為世界其他國家貢獻7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將達到27%。

同時，據統計，2008至2013年，中國經濟維持7.7%以上的高增長，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總量的貢獻率高達37.6%。

中國經濟數據顯示，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此前，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拉美加勒比和中國——走向經濟合作新時代》的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經濟如實現7%的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達7000億美元，超過2007年的水平，而當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曾高達14.2%。

報告指出，對世界經濟來說，中國如繼續改革，即便保持6%至7%的年增速，也好於經濟增長失衡下10%的增速。

實施一帶一路，也將有望解決中國面臨的經濟轉型發展之困。

站在發展角度來說，中國面臨三大問題：一是工業和資本的對外輸出問題；二是經濟區域發展和經濟結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三是產業升級問題。

這三大問題，本質上都是資本帶動下的經濟循環發展的問題。這種問題，單個自己內部解決會很慢，若能和外部可以互補的經濟對接起來，這可以變內部的小循環為融合內外的大循環，這樣的發展自然就會快很多。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提出一個可以融合歐亞大陸大部分國家的大國戰略就順理成章了。一旦讓各國都看到了聚集在中國身上的發展機遇，他們自然愿意與中國對接。

當他們都愿意和中國經濟對接時，則中國即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大舞臺。

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的平臺。金融危機之后，美元霸權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來，無論中東還是東亞都是美元區，各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對美國的變相福利補貼。

作為霸權國，美國奉行“美元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信條，如同阿克頓勛爵所言，權力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美元霸權讓全世界為美國經濟買單，這也是一種腐敗，只有權力的制衡才能夠緩解或者消除腐敗。

歐元既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結果，也是為了與美元抗衡的戰略工具，但是金融危機之后歐元陷於弱勢，還不能對美元進行有效的制衡，人民幣國際化就提供了替代性選擇。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今年年初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報告》，受消費需求低迷、匯市震盪以及地緣政治不穩定等因素影響，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同比下降8%，至1.26萬億美元，為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而2014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達到128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

中國美國商會也發布的《2015年度商務環境調查報告》稱，超過60%的會員企業仍把中國視為全球三大投資重點之一。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認為，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仍然能保證無限商機，在華外資企業將迎來一個長期且可持續的“白銀時代”。

而更為重要的是，當前，中國同世界的互動越來越緊密，機遇共用、命運與共的關係日益凸顯，中國機遇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充，改革產生的紅利正在召喚全球資本。

所以，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正是外資青睞的投資熱土。正在經歷調整的家樂福全球總裁普拉薩對未來十分樂觀，“我們在中國的發展是長期的，中國市場潛力巨大，我們看好這個市場。”

經過多年發展和開放，中國的金融投資標的等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投資者青睞。不過，與中國的經濟體量等相比較，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和開放度還有巨大提升空間。

波士頓咨詢公司近期發布報告說，與發達市場相比，中國政府在發展直接融資方面還有很大空間。未來5年至10年是中國資本市場實現高質量雙向開放的重要視窗期和成長為世界一流市場的難得機遇期。

根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資本市場規模有望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可以預見，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人民幣貸款將會增加，人民幣的流通域擴展。歐洲國家紛紛加入亞投行，也折射出歐洲國家對美元霸權的不滿。在人民幣與歐元的互動過程中，美元的霸權可能會受到相對削弱。

紐約大學教授科恩也認為，不應低估中國經濟的創造力和活力，比如亞投行就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戰略。

不少歐洲人認為，美國濫用貨幣金融“特權”，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歐洲經濟困難。近年美國以國內法律制裁歐洲銀行的事例頻頻發生，多國政府對美表示不滿。

在處理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歐美雖有共同之處，但同時不少人認為美國對待俄羅斯的手法過於強硬，激化矛盾，最終在歐盟周邊制造了久拖未決的危機，從而打擊了歐洲經濟的復甦。

法國總統前薩科齊曾試圖在g20框架下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抑制美元地位，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這種大背景下，歐洲多國加入亞投行，在微妙的國際金融政治的天平上往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靠攏，有助於平衡過往過於依賴美國的不利影響。

事實上，國際體系的變遷往往是由一系列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引致。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華盛頓山飯店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是新舊經濟霸主進行金融權杖交割的歷史性舞臺，美國因此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擔保人。

而從1944年至2014年的70年間，美國盡管在經濟領域的主導權受到過歐洲和日本的挑戰，但整體而言憑借其超強的國家綜合競爭力仍較為穩固地把持著由其主導設計的國際經濟秩序。

本次希臘債務危機盡管在歐元區框架內達成了協議，但經此番折騰，歐元區作為全球經濟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將不可避免下滑。

但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格局變遷也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所擔角色的不斷升級而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后，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參與承擔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角色。

眾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體系的最後擔保人依然是美國，而其保持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力。

除了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顯而易見的機制化體系之外，其背后蘊藏的則是美國直到今天依然獨有的一項特殊優勢，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與打擊體系、柔性商業干預和無形的金融控制體系。

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的體系化存在，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

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綜合競爭領域存在某些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

不過，在最看重趨勢變遷的美國人看來，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卻有撬動全球經濟擔保人角色變遷的傾向。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此前撰文稱，華盛頓未能以積極開放姿態應對亞投行項目，特別是未能說服十幾個傳統盟友參與該機構，使得美國有失去全球經濟擔保人的危險。

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歐洲項目主管、人大重陽外籍高級研究員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表示，亞投行可能是世界的改變者，特別是在政治方面的改變者，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改變者。

回顧亞投行籌建，美國在2014年籌建初期階段提出反對意見，但亞投行最終獲得美國許多重要盟友的支援，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

去年10月首批22個域內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后，亞投行便進入吸納新成員和談判《亞投行協定》的快速推進期，意向創始成員國數量迅速增加到57個，涵蓋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

《亞投行協定》談判也高效推進，中國與印度、哈薩克斯坦、新加坡等國聯合主持了5次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最終商定《亞投行協定》。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亞太地區的基建融資將高達8萬億美元。如果將已在規劃中的項目和優先考慮的項目計入其中，亞太地區每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約為7，500億美元。

而牛津經濟研究的一項預測也表明，在未來10年中，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可能每年增長7-8%。到2025年年底，該地區的基建投資將占到全球的60%。

具體來說，中國2012年的基建支出占世界的22%，到2025時將達到36.4%。亞洲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其基建投資占全球的比重也將從2012年的30.4%增加至2025年的47.7%。

屆時，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占到全球的近一半，這意味著未來的基建投資重點將從西方轉向東方。

為了滿足這一需求，也為了能更好地利用其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已明確表示，亞投行將為在亞洲的基建提供融資。

未來，亞投行將與“一帶一路”戰略相互配合，這不僅將幫助中國資本和經濟發展經驗走出去，並將促進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建設。

在創立亞投行之前，中國也加入創立了同樣擁有1，000億美元法定資本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早前，中國還已成立了400億美元的“絲綢基金”為“一帶一路”提供基建項目融資。

中國參與的發展融資機構的資本總合達到了2，400億美元，已接近世界銀行2，840億美元的資本水平。

亞投行必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將有利於中國獲得更大的市場，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繁榮，也並幫助中國更好地利用其龐大的外匯儲備。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作為關鍵的兩步棋，將各國歸攏到中國的大戰略中，讓美國經歷了啟動“重返亞洲”戰略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

所以，商業見地網認為，中國不會滿足做一部“默片”，過去30年，中國被全球化，未來30年，世界格局改變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國化。（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