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如何評述中南海智囊論文

本文作者薩默斯，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因研究宏觀經濟的成就而獲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本文為薩默斯為劉鶴著作《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寫的序，劉鶴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在本月初斬獲了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該篇文章中薩默斯與劉鶴的觀點對碰值得關注。

近十年來，劉鶴一直是北京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作為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碩士95屆校友，劉鶴是胡錦濤主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親信顧問。自2012年習近平就任主席以來，他成為習主席在經濟政策上的得力助手。他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相當於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謀劃政策選擇。2013年第18屆三中全會閉幕時被媒體譽為重大改革方案的“總設計師”。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美國安納伯格莊園進行首腦會晤時，劉鶴是陪同習主席會談的兩位助手之一。

劉鶴既是經濟政策的實踐者，也是研究者。這種情況可能在美國比在中國更為常見。他意識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與全球經濟的融合，中國需要借鑒全球經驗。在這篇文章中，劉鶴比較研究了兩次全球危機：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大衰退。這項研究是從大衰退早期開始進行，於2012年夏在中國刊發。此次研究旨在對危機前的歷史進行剖析，以“應對本輪金融危機，希望通過歷史比較使自己的工作獲得主動性。”他協助中國領導人做出決策，使中國經濟平穩度過危機，成效優於其他所有國家。從一個知情者的角度出發，他細致入微地闡述了歷史，對未來提出了深謀遠慮的發展思路。雖然他並未如此宣稱，但客觀事實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近40%的增長都來自於一個國家：中國。盡管中國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5%，收入占比不足全世界的20%。劉鶴對歷史教訓、指導方針以及未決問題的反思，為全球決策者和投資者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

在劉鶴的眾多見解中，我們覺得以下幾點尤其有意思：

兩次危機的共性不僅在於二者均發生在重大技術革命之后且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還包括危機前經濟繁榮時期都出現了“過大的收入差距”。正如他所指出的，美國最富1%家庭收入占1928年全美總收入的23.9%；這個比重在2007年為23.5%。

在兩次危機中，決策者均面臨三大挑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劉鶴不滿絕大多數國家錯失時機，在第一時間應對危機時犯下“明顯的錯誤”：“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他認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種情況在歐洲尤為突出。

這種危機不僅“長期存在”，而且在世界實力平衡中起著更加廣泛的再分配作用。“上次大蕭條最極端的情況是希特勒通過民選方式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劉鶴警示道，“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例如，在他看來，正在進行的中東戰爭與他們此前經受的經濟危機不無關係。

最後，劉鶴提到全球經濟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他設問，最近一次危機是否將再次驗證“基辛格定律”，即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大蕭條后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於是他提出，最近的危機是否有可能加速全球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

他從這次研究分析中為中國（可能也適用於其他國家）得出諸多政策建議，其中最為強調以下三點：

“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他認為，這意味著“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沖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

認識到后危機時代所蘊含的戰略機遇。在本次危機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所驅動。現在，他認為，“我們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並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這一點最重要最需關注。

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和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相比過去，未來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西方人要能更好理解中國對於全球經濟歷史的觀點。我們從劉鶴的分析中受益匪淺，希望廣大讀者也會有同感。（文章來源：《人民幣交易與研究》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