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世大運 裁判西裝請自備

請收聽陳楷製作的新聞專題：台北世大運 裁判西裝請自備。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倒數不到一百天，台北市長柯文哲一直強調，台北辦世大運比深圳或者光州都要強。不過，綜合運動會的投資龐大，深圳辦完世大運以後馬上提議用現成場館跟香港合辦 2022 年亞運會，只是最後被杭州拿走承辦權。至於韓國更是把辦運動會當成整體國家發展計畫的一環，從 1986 年漢城亞運跟奧運開始，進入 21 世紀後連續承辦 2002 年釜山亞運、2003 年大邱世大運、2014 年仁川亞運到 2015 年光州世大運甚至 2018 年平昌冬季奧運會，逐步提升各區主要城市的場館建設。

至於臺灣也號稱積極申辦亞運，但在亞洲奧會屢戰屢敗，轉戰世大運倒是意外在六年前成功達陣，只是台北市缺乏整體運動建設概念，雖然辦過 2009 年聽障奧運，但八年前除了改建台北田徑場以外，其他如網球中心、水上運動中心等等計畫最後都胎死腹中，八年後要辦世大運，一切從頭來過。市議會嚴格控制預算，場館一路從新北、桃園借到新竹去，除了硬是在文教用地上蓋起來的和平籃球館以及被掀掉頂棚的內湖網球中心兩座新建場館以外，其他都採取改建整修的方式，應付兩個星期的世大運還馬馬虎虎，但國內公家機關跟民眾都欠缺維護保養的觀念，原本應該藉著世大運提供台北市民未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活動空間的運動場館，使用壽命並不樂觀，目前為止也看不到台北市繼續爭取更高層級運動會的計畫。

除了硬體建設以外，軟體籌備千頭萬緒，臺北市政府雖然持續投入人力，但不一定清楚國際綜合運動賽會的慣例，以至於輕忽了說小不小說大也不大的細節。

無論奧運、亞運或者世大運等綜合運動會，運動專業技術的裁判考評部分，都交給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負責，負責裁判及技術委員來臺灣執法。臺灣如跆拳道、柔道、射箭等實力不錯項目的裁判老師，過去也有機會接受國際總會指派，出國擔任世大運的裁判或者技術委員，通稱為國際技術官員。

大會必須給予這些國際總會指派的技術官員食宿服裝以及差旅費用津貼。過去三屆包括大陸深圳、俄羅斯喀山以及南韓光州世大運，也都比照亞運跟奧運，除了運動服裝以外，還事先詢問官員的身材尺碼訂製西裝甚至帽子跟皮鞋，統一製作，然後等官員抵達以後再由裁縫師進行細部修改，務必在開幕典禮以前替官員做好合身的西裝穿進比賽場地，

不過本屆世大運的承辦單位台北市政府卻沒有替技術官員製作西裝。市政府的競賽處長呂生源表示，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FISU 的賽事規範上，並沒有要求主辦單位必須要替技術官員做西裝，考量八月份天氣炎熱，穿西裝也不舒服，各單項運動的裁判會穿裁判服上場執法，下場後市府也會提供運動服裝，另外提供台北世大運的胸章給裁判，去年十月就已經跟 FISU 確定，也不打算更改。

這些作法也許符合 FISU 規定，市政府體貼裁判天氣熱穿西裝不舒服也不能說不貼心，但是西裝代表裁判執法人員的專業跟權威，不可能叫田徑場裡的裁判穿運動服來鳴槍起跑，也不可能讓跆拳道場邊的技術委員穿運動服處理場上爭議。即使每位裁判自己一定有西裝，但顏色樣式深淺不同，如果讓裁判自行準備，就沒有辦法塑造運動會的整體形象。運動會的西裝顏色通常也比較鮮豔活潑，裁判穿著在場中走動，跟場地的靜態置色系相互搭配，是大會整體視覺設計的一部份。

過去無論亞奧運，大會都提供西裝加上運動服裝，前三屆的世大運也比照辦理，甚至連只有九個國家參加的地區性賽會 2013 年天津東亞運都替技術官員做西裝，市政府在聽障奧運時就要裁判自備西裝，這次還宣稱世大運是「小奧運」，卻連一套西裝都不肯做給裁判，不免貽笑大方。國內許多單項協會裁判過去出國執法只要人到，根本不用擔心服裝，但台北第一次辦世大運，卻要外國裁判拎著西裝來臺灣，面對外國朋友的詢問，國內的裁判老師只能苦笑說拍謝。

柯文哲辦世大運能省則省，但本屆世大運一共邀請大約六百位各單項的國際技術官員來臺灣，市政府評估一套西裝含外套跟長褲或者裙裝大約五千元，總預算不過三百萬元，在上百億的世大運預算中只是九牛一毛，何況還可以跟國內西服廠商討論贊助，讓臺灣製造西裝有機會跟著各國裁判行銷世界，不一定得花錢。各單項協會把國外裁判的反應轉給市政府一再爭取，籌備會雖然持續討論，最後還是決定不做。呂生源也表示，不是經費的問題，但市府完全遵照 FISU 規定，他也不認為沒做西裝就是比不上深圳或者光州。

只是畢竟遠來是客，我們對待客人是只求有還是求好，是嫌做西裝改西裝麻煩還是盡量盡善盡美服務到家，台北世大運能不能建立臺灣主辦運動賽會的典範，就看市政府面對西裝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