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關系建構與演變的國際政治理論意義

王躍華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基礎教研部教授

從戰后日本被迫接受國家改造以及新中國成立至今，己有近70年的時一間，限十篇幅不可能對如此長的歷史中的每一事件進行分析，本文的方案是選取若干重要事件或歷史時一期，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分析，考察理論發揮的解釋力。

一、20世紀50-60年代口本經濟外交與中美口關係

政治現實主義認為，戰后日本的軍事力量被美國嚴格控制，日本要恢復國際地位，不得不轉而在經濟上謀求權力，因而開展經濟外交，同中國展開民間層次交流。新中國成立之初，需要建設國內經濟，與日本的民間經濟往來會提高國內收入。美國為了同蘇聯爭奪遠東，將日本視為重要的戰略土具，故鼓勵日本發展同東亞一些國家的經濟往來，以恢復日本經濟，減輕美國援助負擔，但不愿看到作為蘇聯盟友的中國的實力獲得增強，故限制日本發展同中國的交往。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中日經濟交流在20世紀50年代末中斷，一方面是中日互動受制十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形成的對立態勢的壓力，使兩國政治實力在國際體系中地位不高所致；另一方面，日本想像戰前那樣購買廉價原料再出售質次價高的土業品，而中國要擺脫在土業上對他國的依賴，致力十土業化建設，兩者一很難形成功能上的互補，故合作比較困難。

霸權穩定論認為，美國和蘇聯各自為其盟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日本享受美國提供的安保和經濟援助，而中國也從蘇聯獲得經濟和技術援助。中日兩國都扮演公共產品消費者一的角色，而各自消費的公共產品來自不同的提供者一，故無交集，因而兩國之間的聯系是偶然的。

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以及“文革”時一期的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戰爭與革命”以及“美帝蘇修亡我賊心不死”，故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和重土業，全力擴大實力，以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美國要抵御蘇聯核力量的威脅，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加劇了美國擴大對蘇優勢的愿望，必然亦將中國視為其在遠東安全利益的一個威脅。日本的軍事力量受制十美國，難以恢復，只能全力支援美國。要獲得盡可能多的權力，只有經濟道路可以走。

理想主義認為，中國要輸出革命，實現無產階級的世界大聯合，消滅階級，最終實現國際共產主義，故大力支援國際共運，接受同日本的經濟交流，就是要擴大同日本無產階級的往來，盡早使日本脫離美國的控制。美國要推行美國式民主體制和價值觀，建立全球民主社會，故支援日本經濟立國的政策。日本作為唯一的遭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認為其有著推動世界和平的使命與責任，采取輕軍備重經濟的內外政策。

相互依賴論認為，日本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美國依賴日本在遠東的地緣戰略意義，同時一美國駐軍依賴日本支付的基地維護費用，而日本相當程度的國內收入來自駐日美軍的開銷。這種相互依賴將美日在50年代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政治等領域形成共同的利益紐帶。中美、中日之間還未發展出相對高水平的經濟往來，利益紐帶極為薄弱，因此鮮見多領域的合作，而衝突可能頻繁出現。

民主和平論認為，戰后日本被美國依照本國的制度進行改造，業己成為西方式民主國家，美日的政策取向均由國民意愿決定，故兩國能夠發展長期的合作關係。中國不符合西方民主標準，民主國家只能同中國保持謹慎交往，日中經濟交流因此兩次被打斷。

復合相互依賴論認為，日本經濟外交采取“政經分離”原則，是因為相比在美國安保下的政治和軍事，日本經濟更為脆弱，迫切需要發展，因此不愿將經濟問題與非經濟事務相聯系。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在經濟議題上有較大話語權，但其外交環境較為孤立，故希望利用經濟權力來獲得政治利益，在談判中強調“政經不可分”原則。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美日安保同盟、美兒體系、關貿總協定等國際制度為美日兩國提供了預測彼此行為的標準，降低雙方互動的不確定性，使雙方在擁護這些制度的同時一，加深了彼此間合作，降低了對立的可能性。中國與美日不存在共用的制度恩惠，雙方難以準確預測彼此行為，因而交易成本較高，不合作的機會成本很低，故雙方提升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結構建構主義認為，美日在朝鮮戰爭后提升了雙邊關係，特別到肯尼迪時一期，美日己經從過去的敵人發展成為民主伙伴的關係，雙方合作共同反對蘇聯的擴張。中國與美國長期相互視為敵人，中國也認為日本同台灣國民黨的外交關係等十對中國的敵視態度，對日本身份的理解也向著敵人方向深化，因而雙方往往拒絕合作。

二、20世紀70年代中口、中美建交與中美口關係

政治現實主義的解釋是，中美雙方各取所需，中國要借力美國對抗蘇聯在遠東和中亞對中國權力的侵犯，美國要拉攏中國一同平衡蘇聯在全球的勢力擴張。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對日本而言，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能夠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並開展貿易往來。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美國和日本接受中國，是因為美國在兩極爭霸中處十守勢，蘇聯的攻勢咄咄逼人，中國出十對結構壓力和自身安全的理性考慮，選擇“站在美國一邊”，從而使兩極秩序形成新的平衡，保證國際和地區和平。

霸權穩定論認為，中國在中蘇決裂后不從屬十東西任何一個陣營，中日、中美建交后，中國能夠一定程度地消費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如貿易最惠國待遇、美國開放對華武器和技術出口等。中國在消費這些產品同時一，也含蓄地承認了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中國直至1989年，與美日的關係都處十新中國成立以來最良好的時一期。

進攻性現實主義如此理解，中國認為，相比遙遠的美國，蘇聯的威脅近在咫尺，必須盡可能獲得多的權力以確保自身安全，因此加速發展軍備，在中國北方地區大量修筑土事，同時一與美國接近，借助美國擴大自己對抗蘇聯的力量。美國和日本對蘇聯的擴張越發缺少安全感，美國除了同蘇聯的軍備竟賽，也拉近了同中國的距離。

相互依賴論認為，尼克松訪華后，中日、中美經貿交流提升。到1972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達10億美，197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11.5億美兒。經貿領域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領域，促成了中日、中美的建交。

復合相互依賴論認為，美國“越頂外交”使佐藤內閣的對華僵化政策遭到國內強烈批判，田中內閣得以組成的一大原因是其謀求改善對華關係的積極姿態，這樣，對田中時一期的日本政府而言，拒絕日中建交的代價較大。相對地，中國在建交問題上就有了更多權力，能夠使日本最終接受“復交三原則”。美國將中國視為制衡蘇聯的籌碼，隨著蘇聯擴張行動的加劇，美國放棄拉攏中國所支付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也就相對提升了中國在建交談判中的權力，使美國接受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在現有國際組織框架下行動，承諾履行國際法所賦子責任和義務，其行為具有了較大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美日同中國交往的成本將減少，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雙方合作不斷加深。

結構建構主義認為，除對越南進行有限度的援助外，70年代中國在軍事上並未同美國（日本）爆發大規模衝突，雙方的自我約束給彼此提供了回旋余地；中國對蘇聯身份的理解從最初的伙伴褪變為敵人，阻止世界大戰的共同命運使中美（日）走到一起。中美（日）在彼此自我約束和共同命運的理解中走出了相互敵視的身份認知。

三、新世紀中國崛起與中美口關係

政治現實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將越發要求獲得更多權力，並力圖“修正”東亞權力分布現狀，美日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受到擠壓。作為守成大國，為避免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美國采取“再平衡”戰略，就是應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復興），試圖促成亞太地區的新均勢。進攻性現實主義還指出，日本近年來不斷強化海上自衛隊裝備，引起中國的警覺，而中國軍隊加快現代化建設，也令美國感到威脅。由十對彼此軍事資訊透明度缺乏信心，中美日都采取不斷更新和提高軍備的行為，以期在未來可能的對抗中確保自身安全。

理想主義認為，中美日當代共同的理想是建立無核世界。這個理想將促進三國在全球安全治理事務中加強相互溝通與協調。

相互依賴論認為，中美日經貿往來不斷加深，截至2013年上半年，中國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最大和第二大貿易伙伴。相互經濟合作的發展形成了中美日的利益紐帶，盡管經貿熱度還未完全外溢到政治等領域，但對這些領域中的衝突仍施加了約束作用。

民主和平論認為，中國己經實現了市場化較高的經濟體制，在政治上也進一步開放，但距與西方民主國家標準還有很大差距。中國近年來同西方之間暗藏著衝突的因素，要解決中國崛起中帶來的國際不穩定，就在十將中國演變為民主國家。

復合相互依賴論認為，中國處十全球生產價值鏈的底端，迫切需求美國的核心技術，在貿易談判中，美國的知識產權能夠形成對中國的權力；而在金融領域，中國和日本持有的美兒儲備和債券使之具有對美國的權力。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使之難以憑借自身維持全部國際制度的運作，而中國作為國際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一，開始在維護制度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中國近年來重視金磚國家框架下的合作，在國際會議前同四國協調一致，並非是謀求建立獨立十國際制度之外的新制度，而是尋求擴大在現有制度中的話語權，從而保障了制度的有效性，促進制度下的合作。

結構建構主義認為，自1993年以來，中美日面對爭議問題都能夠展現自我克制的姿態，在經貿等領域的相互依賴，以及在面對全球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形成的共同命運，使中國同美日之間己完全擺脫相互視為生存威脅的敵人認知，上升到竟爭對手的關係：相互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不排除使用有限武力解決關鍵矛盾。

四、理論的反思

通過使用不同理論視角考察三個重大事件和歷史時一期，可知這些主要理論總體上能夠對一些現象作出解釋。但是，理論的價值不僅僅在十“是否”解釋，還在十解釋的“水平”。反思理論，就是要回頭去問：理論確實提供了充分的解釋嗎？筆者一簡要回顧這些解釋，並對解釋內容存在的問題進行說明和比較。

1.政治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在三個案例中，政治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方式是對立的，前者一認為中日美關係是出十三國獲得更多權力的動機而形成的結果；后者一認為這一結果只是中日美對來自國際環境變化的回應。前者強調國家自主的選擇，國家追逐權力的本性促使國家采取相應的行為，原因來自國家內部；后者一強調國家行為的被迫性，無論國家的本性如何，環境都會令國家導致那種結果，原因來自國家外部。

在第一個案例中，結構現實主義僅僅解釋了中日經濟交流的中斷，並未解釋交流怎樣產生—須知經濟交流的起始與中斷都處在美蘇對抗的兩極格局下。在20世紀50-60年代，這一體系結構未發生顯著改變，既然如此，經濟交流何以出現“產生”與“中斷”兩種不同現象“環境決定論”的結構現實主義無法回答，它之所以能夠解釋“中斷”，主要因為對抗的態勢更有助十解釋合作的不可能，至十在同樣環境下產生的合作，則難以回應。同理，政治現實主義也難以回應為什么中日為獲得權力而進行的合作，在目的不變的情況下又中斷了—僅僅是出十美國因素嗎？

在第二個案例中，結構現實主義把中日、中美建交歸因十國際結構轉向“蘇攻美守”，中國平衡美蘇的行為是出十環境壓力而采取的自然選擇。但這個思想無法解釋在里根時一代及其之后，國際結構重新回到“美攻蘇守”時一，中國為何沒有疏遠美國以實現兩極權力的再平衡。政治現實主義也未能解釋蘇聯為了獲取更多權力，為何不與美國爭奪中國，而是繼續以對立姿態，坐視中國倒向美國。

2.霸權穩定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以換取他國對其霸權的支援。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即便霸權國衰落，現存國際制度也不會崩潰，其帶來的好處會使各國主動維護制度。在第二個案例中，美國向中國提供公共產品，換來中國對美霸權的默許，這種“默許”直至今日仍含蓄地在官方媒體中表現出。但該理論卻難以解釋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突然停止向中國供應公共產品。

在第三個案例中，霸權穩定論認為中國是“搭便車”者一，最終將導致美國實力的衰落，進而引起現有制度的崩潰，但它無法解釋，中國在美國相對衰落后，積極參與維護現有制度，而不是破舊立新。新自由制度主義則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在維護現有制度（如wto等）時一，昔日制度創立者一美國卻在建設tpp等排除中國參與的新框架。

3.相互依賴論與復合相互依賴論。相互依賴論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能夠發展共同利益紐帶，使合作從一個領域外溢到另一個領域，形成多領域的合作，這一過程是在經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復合相互依賴論認為，不對稱依賴為國家和其他行為體在問題領域中的談判提供了權力，合作與衝突取決十行為體“自主”運用這些權力的方式。中日、中美建交是自然形成還是國家的自主選擇，兩個理論的解釋有衝突。

相互依賴論似乎解釋了第二個和第三個案例，但將兩者一結合起來，不難發現矛盾之處：前者一將中國同美日的建交歸因十經貿合作的外溢；后者一卻無法否認雙方在政治領域的衝突，對“政冷經熱”現象的解釋只能歸咎十經貿合作外溢程度不夠。

結合復合相互依賴論解釋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案例，也同樣發現問題：前者一認為中國“政經不可分”原則，是因為其政治領域的權力較弱；而在后者一，中國受到政治孤立、迫切尋求外交突破的境地在中日建交前未發生明顯改變，中國拒絕中日建交所需承擔的機會成本不應當小十日本拒絕中日建交的機會成本，但后者一卻強調中國在該問題上具有更大權力。

4.結構建構主義。在第一個案例中，結構建構主義把中日經濟交流的中斷診釋為彼此敵人身份的理解加深；而在第二個案例中，該理論將中日建交理解為雙方不再將彼此視為敵人。根據結構建構主義的觀點，既定身份認同下的行為體會不斷作出與此身份相稱的行為，那么敵人身份下的中日關係必然不斷作出彼此對抗的表現，同時一拒絕合作。但在第二個案例中，中日卻形成了一定合作，這種合作是如何在原先的敵人身份下的互動中產生的，結構建構主義給出的解釋（自我約束與共同命運）與敵人身份的行為邏輯相矛盾。結構建構主義理論本身的僵化使其無法對身份轉換作出充分的解答。

此外，民主和平論能夠在中國與美日對立時-作出解釋，但卻難以解釋雙方緣何修好。進攻性現實主義只要被置入各國增強國力和軍備的背景中就活躍起來，但在解釋諸如“吉田路線”和鄧小平“百萬大裁軍”等案例時一，尤顯力不從心。理想主義在面對具體案例時一，很難讓人區分其解釋究竟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來源:《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5年0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