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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專欄作者 王安（資料圖）
剛剛在中國烏鎮舉辦的首次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風頭甚勁的魯煒，2014年12月初，罕見率隊赴美，透出一股開明姿態。
一直以來，中國與美國就網絡安全時常發生激烈交鋒。魯煒擔任多重要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主任，被公眾視為中國網絡業大內總管。
在6天里，魯煒馬不停蹄地到訪了美國4個城市，會見了美國總統特別助理丹尼爾、副國務卿諾維利、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喬治•華盛頓大學校長耐普、蘋果ceo庫克、facebook創始人兼ceo扎克伯格、亞馬遜創始人兼ceo貝索斯、谷歌董事會主席施密特、ibm董事長葛睿蘭、微軟ceo納德拉、高通董事長雅各布、yahoo創始人楊致遠等美國政界和商界要人。尤其是互聯網大佬，幾乎全數拜會。
在美國，魯煒的表態很開放，他表示：中美互聯網對話可謂是“我們有分歧，也有共識”，“既斗爭也合作”。
矽谷it行業高層與智庫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中國互聯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主權意識如此強烈，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全球互聯網領域有如此的強勢外交意識”。甚至，魯煒個人被美國人認為機智、個性、直率，其言行都在顛覆中國保守官員的形象。
利用全球傳播體系來推行自己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是美國歷屆政府的一貫政策。 2003年1月21日，小布什總統頒布政令，正式成立“全球傳播辦公室”，使這一政策的實施有了國家機器和政府的機制保障。今天的全球文化傳播本質是以媒體文化作為外包裝，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作為核心，它區別於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力量”對全球進行的強制性征服（coercion），而是利用文化和傳播等“軟力量”在全球范圍內制造“同意”（consent）。
現實中，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其自身狀態並不相符。今年1月，由巢湖艦、長白山(603099,股吧)艦和運城艦組成的中國海軍第十八批護航編隊抵達荷蘭鹿特丹港，當地一位女士問：“這么大的軍艦，你們是租哪個國家的，還是自己建造的？”由此也反映出，中國在西方民眾心目中依舊落后衰弱。
習近平早已意識到這一點。習近平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多次強調提升中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習近平本人，亦成為提升中國形象的良好載體。
中國官方一直認為，世界上話語權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資訊被西方媒體壟斷，為推出以爭奪話語權為目標的“大外宣計劃”。
可以預見，中國提升軟實力和爭取話語權的努力，勢必同西方政治價值及其話語體系形成更多碰撞。然而，中國宣傳系統陳舊的話語體系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對外宣傳的短板，無論是從語態到取向依然固守意識形態對抗的程式，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這就需要中國的外宣部門，甚至整個宣傳體系，乃至整個國家層面都轉換思維。中國應該建立新型的國際參與模式和心態，既堅持原則，也善於交流，既魯煒此行的姿態。
事實上，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一直試圖通過大外宣、國家形象廣告、孔子學院等多渠道、多手段、多媒體的方式，力圖清晰定義、改善、闡述國家形象，提升軟實力，增強文化感召力。最近，一部名為《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的國際宣傳片在網上被頻繁轉載，該片以英文旁白、中英文字幕展示了中國各行各業人士的夢想。另外，被譽為全球華人年夜飯的央視春晚，還將通過電視甚至youtube等網站向全球播放。
交流是對等的，如果關上自家的大門，卻總想讓對方敞開大門，這買賣是做不長久的。另外，自我封閉，對中國民眾，尤其是科技人員掌握世界最新資訊，當是莫大(博客,微博)的阻礙。
魯煒此次拜訪了谷歌董事會主席施密特，google是學界公認的最強大的學術搜尋引擎，它不僅聚合了幾乎所有學術數據庫的資源，還收錄了很多由學者上傳到自己網站的論文。此外，它能列出每篇論文的被引用情況，展現出一幅知識網絡的全景圖，方便研究者按圖索驥，找到更多相關研究。它對學者和學術期刊影響力的指數排名，也成為評價學術質量的重要參考數據。
但是，如果國內學者不會翻墻。想要搜尋文獻，要么根本打不開google，要么搜著搜著就網頁無法連接了。
牛頓說過：“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科學研究正是這樣，沒有人能憑空變出新的成果，而是要基於前人的理論基石和經驗研究，迅速攀登至高點，然后進行前沿突破。
並且，和牛頓的時代不同，人類的科學發展至今，絕大多數科研都不再是單打獨斗可以完成的——團隊協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這種協作既可能是一個實驗室、一個科研機構的內部協作，也可能是跨機構、跨國界的協作。對於科研水平參差不平的中國來說，汲取世界先進資訊尤其重要。
從技術層面來看，google也提供了強大的功能平臺。比如全世界甚為普及的文檔編輯協作平臺google docs，比如方便進行視頻會議的google hangout——如果是中國科學家之間的協作，或許還可以考慮用qq和百度網盤，但在國際交流中，這可能嗎？
一位網友在博客上如此吐槽：我做的一份研究，涉及巨大的醫學數據。我就想，怎么備份和共用給合作者呢？我想到了amazon web services (aws) 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1gb數據只要1毛錢/月，也就是100gb才10塊錢/月。可是，aws被墻了。我和合作者使用很多文檔記錄研究，可是，若每人修改一次后都群發郵件，那么我們的郵箱存儲容量就會被未修改完成的文檔爆掉。於是有兩個辦法，一是google docs，一是dropbox。這兩個，也被墻了。我和合作者經常要開視頻會議，討論問題，需要有共同的whiteboard。google有個服務叫hangouts, 可以做到。可是……
另一位網友在博客上說，因為植物多樣性遺產圖書館（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的一些文獻存儲在著名分享網站archive上，而archive被關在了墻外，於是，這些原本面向全世界開放下載的珍貴文獻，就不那么容易拿到了。
《中國科學報》日前報導了另一個案例：一個科研小組將數據庫存放在自己的學術網站上，因為沒有及時備案，而在期刊投稿日期的節骨眼上被封，令科研人員措手不及。工信部的網站備案效率甚低，他們又不敢把數據庫存到國外，怕一不留神就被墻了。
“墻”對科研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在工具層面。twitter和facebook這兩家社交媒體已成為國外學術界的新寵——在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已是許多學科的研究者最重要的研究數據來源。語言學者利用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分析語義，心理學者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情感挖掘和實驗，政治學者用它們捕捉民意，傳播學者則更是極大地依賴社交媒體，研究各種傳播現象及效果。中國研究者自然很少有機會和能力研究twitter和facebook，大家頂多研究研究微博的數據——若缺少了對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社交媒體的研究，必然喪失了與世界主流學術界對話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淪為自娛自樂。
在堅持維護國家網絡安全的有效措施下，中國需要更開放的思維和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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