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一帶一路」與經濟和安全的「再平衡」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相對於美國軍事為主，經濟為輔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版的「再平衡」戰略，意在把中國和東盟關係的重點再從安全方面拉回到經濟貿易上。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領導層很快就放棄了毛澤東時代對東南亞國家推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戰略，把重心放到了發展經濟貿易關繫上。正是這一戰略轉移完全改變了中國和東盟（亞細安）的關係。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中國東盟關係進入了一個被稱之為黃金髮展時期。

中國和東盟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受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的影響，東北亞的其他兩個國家，即日本和韓國也分別和東盟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在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形成了三個「10+1」機制，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10+3」機制。儘管期間也會產生了一些問題，但中國和東盟能夠互相調適，不斷提升雙邊的關係。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東盟國家內部，中國的崛起經常被視為是對東盟的威脅。很早就有人預測，一個崛起的中國遲早會和東盟國家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但中國把重點置於發展經貿關係的戰略，不僅打破了這種西方式的預言，更取得了中國東盟雙邊關係上的實質性的進步。中國考慮到一些東盟國家傳統上和美國具有戰略關係這個事實，容許這些國家在和美國保持戰略關係的同時和中國發展出深層的經貿關係。

再者，中國也考量到美國在本區域的實際存在這個事實，沒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門羅主義」，試圖把美國趕出亞洲區域；相反，中國希望美國繼續在本區域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在冷戰之後的數十年裡，美國所捲入的很多區域（主要是南歐和中東），衝突和戰爭不斷，但唯獨亞洲保持着和平發展的勢頭。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和平是雙方互相調適的結果，而中國的「重經貿、輕戰略」的戰略為這種和平提供了前提。

但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不僅導致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導致了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尤其是那些和中國有南中國海主權糾紛的國家）之間的高度緊張。美國明言，其「重返亞洲」是針對中國的崛起的。儘管中國並沒有要把美國趕出亞洲，但中國的崛起被視為是對美國的亞洲霸權構成威脅。這一（抱有惡意的）意向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重返亞洲」不會成功，因為這是美國西方國際關係「零和遊戲」邏輯的延伸，並不符合中國本身的國際關係邏輯。

首先，鑒於中國的國家規模和其文明的特點，中國具有不可圍堵的特點，並不是美國可以圍堵和遏止的。歷史上，中國曾經被北方少數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後反被中國文明所馴服，成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來，西方殖民地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但唯獨征服不了中國。中國沒有成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澤東所言，中國是「半殖民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西方曾經想圍堵中國，但即使在很窮的情況下，西方仍然圍堵不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美國也並不是沒有想圍堵中國，只是有心無力罷了。誠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說，西方圍堵不了中國；西方的圍堵只能給中國製造一些困難，拖延中國的崛起，但很難遏止中國的崛起。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大國，更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圍堵中國了。

其次，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設計過於倉促，呈現病態。美國這一戰略本身沒有能夠做到經濟和軍事之間的平衡。理論上說，美國的戰略由經濟和軍事兩部分組成，但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具體地說，經濟上就是跨太平洋(601099,股吧)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並非是TPP的發起國。當新加坡等國家發起TPP時就邀請區域所有國家都來參與，只不過是沒有多少國家感興趣。但一旦美國進來成為主角時，TPP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國排擠在外，並且美國也明確揚言，TPP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尤其是中國的國有企業。

因此，美國接手TPP之後，至少對美國來說，這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協定而非經貿協定。也正因為此，TPP沒有對美國內部的因素有足夠的考量，遭到美國國內的強烈反彈。儘管從經濟上說，人們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從政治上說，美國的退出是必然的。

從軍事上說，美國為「重返亞洲」戰略尋找到了一個錯誤的基點，那就是南中國海問題。南中國海是中國和東南亞相關國家（而不是整個東盟）的古老歷史問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包括人造島礁）僅僅是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同樣行為的有限反應。但美國「錯誤」地估計局勢，不僅把這個問題搞成了中國和東盟的關係問題，而且也搞成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其實美國的出發點是典型的美國邏輯，即要通過南中國海問題把中國塑造成東盟的「敵人」。

不管怎樣，儘管美國的政治經濟力量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強大，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而這個事實促成了美國戰略向更糟糕的方向發展。經濟「重返」很難，但航母軍艦很輕易地在本區域耀武揚威。也就是說，經濟不行了，美國就過分強調軍事上的「重返亞洲。」而這必然導致中國軍事上的強烈反應，南中國海局勢因此加劇。

再次，美國有意或者無意地向東盟國家傳達出極其錯誤的資訊。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有恐懼，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種來自中國的「威脅」。但同時，美國也有現實主義的一面，在逐漸緩慢地向中國的崛起作調整。很簡單，無論在雙邊關係上還是在國際層面，中美兩國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過，對東南亞國家，美國所傳達出的資訊則完全錯誤。美國對東南亞國家說，「你們可以大膽地對抗中國，而美國必將站在你們這一邊。」美國的這種錯誤資訊也導致了一些東南亞國家的錯誤判斷。

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因此對亞洲區域的和平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尤其動搖着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很多年來，儘管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因為南中國海問題而呈現緊張關係，但雙方的經貿仍然進行。即使與越南和菲律賓，中國也沒有中止和這兩個國家的經貿往來。中國畢竟不是美國，沒有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的傳統。不過，在話語方面，安全問題則成為中國和東盟之間的主流話語，而經貿話語消失了。反映在實際層面，人們越談安全，越感覺到不安全。

很顯然，如果美國把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重點脫離經貿而引導到戰略上，那麼不僅中美之間而且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衝突，從長遠來看就會不可避免。經驗地說，安全（尤其是基於軍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遊戲，而經貿則是雙贏遊戲。或者說，軍事安全是絕對的，一個國家的絕對安全就是另一個國家的絕對不安全；而經貿關係則是相對的，是錢多賺少賺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版的「再平衡」戰略，意在把中國和東盟關係的重點再從安全方面拉回到經濟貿易上。通過這些年中美兩國的較量，不難看出中美戰略之間的巨大差異。簡單地說，美國是軍事為主，經濟為輔；而中國則是經濟為主，軍事為輔。美國軍事為主是因為經濟相對衰落，而軍事仍然強大。中國經濟為主、軍事為輔是因為中國曆史上總是商貿大國，而沒有軍事擴張主義的文化基因，其軍事發展僅僅維持在有效國防水平。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對美國軍事上的「重返亞洲」，中國在進行了有效的反擊的同時進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發生公開的衝突。這些年來，中國的重點是「一帶一路」，即經貿戰略。在今天看來，這一戰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國「（軍事）再平衡」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和東盟國家關係的可持續發展，為實現雙贏局面創造了條件。

中國近年提出提升中國東盟現有的自由貿易水平，在過去「黃金十年」的基礎上再創造「鑽石十年」。這既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東盟的利益。就中國本身來說，需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要在今後數年裡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而且要儘快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的發達社會。這需要國際經濟合作。在西方經濟走下坡路的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開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一帶一路」針對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

就東盟來說，大多數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有些甚至是低度發展國家，它們的要務也是發展社會經濟。這些國家的很多政治問題都是因為社會經濟的不發展而產生的。而中國所具有的產能、資金和技術等要素，都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礎設施極其落後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很難發展起來。

「一帶一路」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為自己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經濟發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東盟基金等等都是實施這一戰略的工具。隨著圍繞「一帶一路」各種項目的落實，這個戰略正在給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人們對「一帶一路」沿岸、沿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非常看好。

也同樣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觀察家已經指出的，「一帶一路」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本區域的地緣政治的變遷。不過，由經貿發展促動的地緣政治變化，可望避免西方從前通過軍事手段而實現的地緣政治變遷。至少可以如下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中國通過經濟再平衡來化解美國安全再平衡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可以預見，在特朗普時代美國還是會憑藉其軍事優勢對中國構成壓力。但是，從近年雙方的較量來看，中國的經濟再平衡會大大抵消美國的軍事再平衡。一個顯然的原因就是，沒有經濟實力支撐的軍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是虛假的。再者，對東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而非軍事。其實，對美國本身來說，也是如此。今天美國所出現的內部困局就是因為經濟因素。

第二，中國通過經濟再平衡把和美國的競爭再次引導到經濟上來。在軍事上，從歷史上看，中國從來沒有軍事帝國主義傳統，也就是說，中國不會有意圖和美國搞軍事競賽。中美兩大國之間的軍事競賽不僅不利於兩國關係，也不利於區域其他國家。中國當然會發展軍事進行有效國防，但中國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辦法就是把美國拉回到經貿軌道上。經貿軌道上的競爭也不可避免，但經貿競爭不是零和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