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三率”穩增長 人民幣貶值走勢不必擔憂

日前，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接受專訪時表示，面臨潛在的通縮風險，需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防止經濟出現失速和硬著陸風險。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可以側重松一些，比如降“三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實現穩增長目標。針對當前人民幣貶值走勢不必擔憂，2005年人民幣匯改至今正好十年，人民幣單邊升值已經結束，需要進行系統性重估，此時跌跌更健康。

溫彬表示，在“三期疊加”和“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移。分季度看，最近幾年一季度經濟增速無論同比還是環比都呈下行走勢，預計今年情況也不會例外。雖然近日公布的2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升至50.1%，回升到“榮枯線”之上，超出市場預期，但中國經濟是否就此轉暖還需結合即將公布的官方PMI指數綜合判斷。即便是兩項指數均回升到“榮枯線”之上，經濟轉暖向好的持續性仍然存疑。

從外部看，全球經濟增長分化明顯，除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外，歐洲和日本經濟處於衰退邊緣，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放緩，我國外部需求難有較大改善。並且，在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水平相對高估(去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2.42%，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6.4%)對我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今年1月我國對外出口負增長3.3%、2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中新出口訂單指數僅為47.1%，即為佐證。從內部看，我國經濟正處於新舊發展模式轉換期，靠傳統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衰減，以創新驅動增長的模式確立還需要時間，這是造成當前經濟增長疲弱的主要原因。

近日，關於我國經濟是否已進入通貨緊縮的討論非常熱烈。鑒於通貨緊縮沒有一個規範、標準的定義，因此對同樣數據做出不同判斷在所難免。其實，所謂是否陷入通縮的分歧只是表現在對定義的不同理解，對於當前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需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的認識方面沒有區別。當然由於對經濟趨勢判斷不同，對實施需求刺激政策節奏和力度的主張有所差異。

精彩對話

中國證券報: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應對通縮?

溫彬:通縮比通脹更難治理是學界共識。現階段，我國還算不上教科書上定義的通貨緊縮，除了內需動力不足外，我們應充分重視歐洲和日本通縮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帶來的輸入型通縮影響，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很可能會滑向通縮。

過去十多年，我們在應對經濟下行周期時宏觀調控政策運用的多，而改革強調的少，比如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工具使用頻繁，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相對緩慢。事實上，單純依靠政府增加財政赤字和央行擴大貨幣發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問題，日本治理通縮的效果甚微就是典型例證。因此，針對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未來轉型方向，我們在政策選擇上要堅持“改革為體，調控為用”的原則。

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簡政放權，發揮市場在資源設定中的決定性作用，鼓勵創新。但是改革不會一蹴而就，需要時間和過程。因此，面臨潛在的通縮風險，需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防止經濟出現失速和硬著陸風險。

去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就財政而言，近幾年我國財政赤字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積極的財政政策有較大運用空間；

貨幣政策可以側重松一些，比如降“三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實現穩增長目標。針對當前人民幣貶值走勢不必擔憂，2005年匯改至今正好十年，人民幣單邊升值已經結束，此時跌跌更健康。

同時，通過對特定領域減稅和增支，可以更好地發揮定向調控的作用，比如針對小微企業和創新創業的減稅降費。

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可以側重松一些，比如降“三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實現穩增長的目標。針對當前人民幣貶值走勢不必擔憂。2005年人民幣匯改至今正好十年，人民幣單邊升值已經結束，需要進行系統性重估，此時跌跌更健康。

中國證券報:在貨幣政策偏松的背景下，今年金融改革將如何推進?

溫彬:中國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須加快金融領域改革，其中利率市場化是當前金融改革的核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后，利率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建立了貸款基礎利率(LPR)機制、允許發行同業存單、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擴大至基準利率的1.2倍，商業銀行存貸款定價能力和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央行不斷創新貨幣政策工具，探索利率走廊，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預計今年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方面會有新舉措:一是推出面向企業和個人的大額存單，提高銀行主動負債和市場化定價比重；二是可能會結合降息，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擴大至基準利率的1.3倍；三是允許商業銀行開展國債期貨交易，增加銀行規避利率風險的手段和工具；四是存款保險公司(基金)正式運作，為市場準入放開、發展民營銀行提供制度保障。(來源: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