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錢穎一教授商榷中國是否應做有為政府

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王勇撰文指出，對中國gdp增速的預測數值的本身可能已經包含了他們對預期政策反應的考慮，如果不考慮預期政策變化，這種預測值的方差可能會更大；而且由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不容樂觀的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現在gdp增速每增加0.1%的難度可能要遠高於10年前。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日前中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錢穎一教授在的訪談中，批評國內有將中長期的經濟趨勢問題混淆於短期波動問題的傾向，說中國養成了不好的習慣，就是經濟一旦下行民間就催促政府出臺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以求“搭便車”。他質問道：“既然要讓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怎么一到關鍵時刻，全都指望政府出臺各種刺激政策呢？”他進而主張要回歸市場，發揮企業自身的調節與創新能力，因為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短期經濟周期的問題。

這篇訪談，筆者讀后受益匪淺。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目前正面臨著從先前的工業化逐漸走向“去工業化”的結構轉型，面臨著從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逐漸切換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面臨著從先前的雙軌制漸進改革向市場單軌目標靠攏的深水區的制度改革，當這三個轉換過程同時進行時，經濟就特別容易出現不穩定，而此時的波動就往往不再是單純的商業周期性的短期問題，而更多地是增長與發展中的中長期結構性調整的趨勢問題。因此，筆者非常認同錢穎一批評那種將中長期的增長與發展的問題誤認為短期波動問題的錯誤傾向。另外，筆者也非常贊同錢老師的呼吁，即中國要回歸市場、堅持市場化、民營化方向的經濟改革，要給企業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加重稅收等負擔，或是加強對市場準入及運營過程的管制。這個大方向在當前的國內形勢下尤其值得強調，不能動搖。

然而， 筆者覺得錢穎一發言中也有值得斟酌與探討之處，特別是他批評民間（包括一些學者）經常一面對經濟減速壓力就呼喚政府幫忙，敦促它立即出臺財政與貨幣的刺激政策。這樣的批評聲音在中國國內學界頗為常見，比如許小年教授亦持此觀點。筆者以為這種批評似有以偏概全的不妥之處，故不揣淺陋，撰文商榷，並同時闡述對其他相關問題的拙見，求教於各位方家。

回顧過去35年，當中國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常常也是某種結構性的制度或政策變成顯性遏制增長的瓶頸約束。若正好同時還受到外生的短期負面沖擊，這些沖擊會讓這種制度結構的遏制約束顯得更加突出。此時，正因為民間或市場的自發力量已經無法繞行回避制度約束，處於非常無奈的境地，所以政府就必須應該采取行動，改革放松這些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能責怪此時此境下民間與學界對政府的“有為”的期待。按筆者的理解，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所提出的“有為政府”，其“有為”不僅包括伸出手去拯救市場失靈，還包括政府下定決心把不該管的手縮回來，把已經存在的不合理障礙掃走，簡政放權， 降低市場交易費用，也就是將自己“瘦身”。后者同樣需要官員的魄力、智慧、擔當，所以不能將“有為政府”片面錯誤地理解為“干預市場，做大政府”。要達到錢老師說的向市場的回歸，在中國當前的體制下，就必須要求政府是“有為”的。如果此時政府受到外界批評而畏手畏腳地不作為、怠政，那政府官員當然省事，可是經濟就會卡住不動。

眾所周知，真實商業周期理論中所說的經濟波動是由外生全要素生產率的短期波動造成的，市場已經是處於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以該理論主張政府不作為。但對於當下的中國，正如錢老師講的，經濟的下行不是一種短期問題，所以“政府不干預不作為”就不再是符合經濟效率的最優選擇。那么該如何作為呢？政府此時有兩種選擇：要么對相關的制度政策進行“刮骨療傷”式的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將最具遏制性的制度約束放松，要么采取短期的反周期宏觀政策。我們知道，傳統的教科書式的反周期刺激政策有時治標不治本，但因為不需或較少涉及人事制度改革及對跨區跨系統的利益進行卡爾多式的再分配，所以短期內容易執行，通常見效也快。如果反周期政策掌握得好，就可以起到止疼藥和麻醉劑的效果，可以緩解深層次制度改革的切迫性和疼痛感，並為其營造更好一點的宏觀就業和社會穩定的環境；但若掌握得不好，麻醉藥的劑量過了，則非但可能會讓政府產生麻痹思想，嚴重拖延了深層結構改革，而且甚至可能進一步惡化原來的結構性的病症。當整體經濟面對很緊的下行壓力時，尤其當其他相關國家也在同時經歷衰退時 （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宏觀刺激政策這劑藥就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拿捏分寸，把握時機，如何執行的問題。imf的何東博士認為，從理解中國的總負債與gdp之比的角度，要分析分子與分母，就必須在反周期政策與結構性政策之間掌握好平衡。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不能因噎廢食，必須得做。而要提高做好的概率，就需要同時加強官方政策機構與民間獨立智庫的科研實力，包括在研究性大學中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基礎性研究。尤其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中國學者，不應該全都只“冷眼”批評而不積極給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否則就是逃避責任。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教科書中的發達國家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不同的。比如，頗為引人爭議的是關於硬體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政策。一般而言，在那些硬體設施非常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種投資是具有生產性的長期投資，所以它與基礎設施齊全的發達國家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太一樣，更不是“挖洞填洞”式的浪費，這也正是林毅夫教授經常提到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當然，這種財政政策對於現在的中國是否仍舊能發揮“超越凱恩斯”的效果，就取決於目前的硬體基礎設施是否已經飽和，亦即這些公共投資的長期貼現的社會邊際收益率是否已經等於或者低於社會邊際成本，這是值得重點研究的問題，但畢竟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提前假設從一開始就是與發達國家一樣是飽和的。

再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民間對它的呼喚常常是因為金融制度結構的扭曲。民間知道結構改革很難短期內實現，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國家多發總量貨幣以期待能從“制度縫隙”中多漏出一些貨幣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中國貨幣政策本身也常常是內生的、被動的，比如以前較長一段時期內主要是為維持較低的固定匯率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匯占款主導了。如今隨著人民幣的升值、貿易順差的下降以及外匯儲備的減少，央行的貨幣政策主動性有所增強，但卻依然是被扭曲的，主要因為央行不是像美國那樣相對獨立的。比如對應到國有商業銀行，它們的有些貸款是定向到某些具體產業的，例如扶助“三農”，而且對存貸比的要求和監督執行的力度，以及征收的利率也都是歧視性的，所以表面上的貨幣政策，實質上執行的卻是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功能——筆者認為，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沒聽說過，在標準教科書中也是根本沒有的，屬於中國特色。正因為民間對於貨幣政策的這些特殊功能形成了預期，因此對貨幣政策的呼喚其實也是在對這些功能的呼喚與期盼。復旦大學的韋森教授認為，在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匯率貶值刺激出口的情勢下，中國的央行就應該頂住輿論壓力，進一步增發貨幣，調低市場利率，為國內企業的償債減負，並為出口創造成本優勢，以保全大批掙扎在生死線上的中國企業家。

最後，必須要說說增長目標的設定問題。如果政府將增長目標定得過高，那就容易內生地造成過度使用刺激性的宏觀政策，進而導致經濟中更大的扭曲和效率損失，這是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擔心，非常有道理。根據凱恩斯的模型，這樣的增長目標既使實現了，也不穩定，還會導致經濟有通脹的壓力，必須不斷地采取刺激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方才有可能將這種超過自然增長水平的狀態維持更長的時間。但是如果政府將增長目標定得過低或者甚至不定目標，又會怎么樣呢？這不僅將會導致經濟短期內有通縮的壓力，而且政府更容易有理由“不作為”，喪失了咬牙闖制度改革深水區的必要激勵與壓力。而剩下的制度改革，若中央政府自己不下大決心，就幾乎不可能完成，長期以來比較有效的以維持高增長率而產生“倒逼式”改革的動力機制就可能癱瘓。所以，要把握好宏觀政策的度，首先就需要設定比較合理的增長目標。據北大國發院黃益平教授的觀察，目前很多中國的專家學者對未來五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個人預測都介乎6%到7%之間，似乎差別不大。但是，筆者認為這些預測數值的本身可能已經包含了他們對預期政策反應的考慮，如果不考慮預期政策變化，這種預測值的方差可能會更大；而且由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不容樂觀的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現在gdp增速每增加0.1%的難度可能要遠高於10年前。如果，當前中國刺激性宏觀政策頻頻被使用的根源在於政府制定了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問題來了，中國政府為什么會自己給自己出這么難的考試題？僅僅是因為觀念與認識上的偏誤，還是因為有著更加深刻的制度原因？這個問題就留給各位回答吧。

注：本文來源於ft中文網，文章僅代表作者看法，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作者感謝林毅夫教授、黃益平教授、何東博士、王紅林博士與陳秋霖博士的評論，很多觀點也直接受到韋森教授、牛慕鴻博士與李斌博士的相關討論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