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果嚴重

美國貨幣當局正不斷向市場釋放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信號。實施這一政策，有利于美國經濟增長，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會造成嚴重損害，后果十分嚴重。

從8月底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講話到10月12日公布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紀要，美國貨幣當局不斷加大向市場釋放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信號，為其近期具體實施造勢。這一政策的實施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但將嚴重損害其他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后果十分嚴重。

美國以經濟狀況不佳為由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今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體保持著復蘇勢頭。但各國經濟復蘇進程持續分化：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疲弱，作為經濟復蘇初期主要推動力量的工業生產和出口貿易仍低于危機前的峰值水平。相比之下，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生產和出口均超越危機前的峰值水平，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發達國家，其中部分經濟體甚至出現過熱現象或過熱趨勢。

與全球經濟相似，5月份以來，美國經濟復蘇持續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價格維持在較低水平。從宏觀政策來看，自2008年12月16日以來，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到0.25％的接近于零利率的歷史最低水平，并于去年8月和9月購買了總額為3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即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方面，美國2009財年因實施刺激性政策而導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達到10.1％，本財年略降至8.6％。總體看，美國大規模實施進一步刺激政策的空間很小。

為此，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9月21日的會議紀要指出，“最近幾個月（美國）經濟增長的步伐放緩，價格維持在低水平”。而根據擴大就業和維持價格穩定的職責，美聯儲將“維持FOMC持有的總額約2萬億美元的國內證券規模不變，將機構債券和抵押支持證券收回的本金用于購買（美國）長期國債。”美國官方還有一個沒有明確說明的理由，即在價格低水平情況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美國成為下一個日本，即通貨緊縮和“失去十年”的日本。

美國認為，當前世界經濟呈現“雙軌式”復蘇，即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刺激美國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同時，發展中國家有更高的投資收益促使國際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從而提高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的平衡增長。

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后果

其一，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通過多種途徑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直接作用是推升美國股市，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盈利預期來刺激投資和降低失業率；股市的上升也會增加家庭凈財富從而擴大消費支出；通過降低美國長期利率來降低家庭債務負擔和刺激房地產市場。

美元基礎貨幣投放將提高美國通脹預期，間接產生刺激消費和投資的作用。通過擴大美元流動性造成美元相對貶值來提升美國的出口。另一個隱蔽的目標則是降低美國實際對外債務負擔。據估計，僅2002年至2006年間，因美元貶值，美國對外債務消失額累計達3.58萬億美元。

美國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還將通過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的溢出效應對美國的回振效應來擴大美國的出口。對于經濟增長較慢、通脹水平較低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將被迫干預匯率或者控制資本流動來阻止本幣升值。干預匯市而信貸寬松就意味著國內流動性擴大，將會推升國內資產價格和國內需求，導致經濟增長加快和收入水平增加，從而擴大進口需求，其中包括對美國產品的需求。

對于經濟過熱或有過熱趨勢的經濟體來講，可能會容忍本幣升值，盡管不會在當期擴大國內需求和進口需求（中期內仍會遏制出口和擴大進口需求），但美國仍然可以從美元貶值中獲取相對比較優勢從而擴大對第三者的出口。無論何種選擇，美國均可擴大出口，從而刺激本國經濟增長。

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需要美國付出一定的代價。它將進一步增加逐步退出刺激性貨幣政策的難度；增加未來通過收緊流動性來克服可能出現的通脹的難度；雖然目前市場尚未表達對于美聯儲調控能力的擔心，一旦量化寬松政策無法產生預期效果，美聯儲進一步采取購買抵押資產支持證券等寬松政策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其二，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一是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通脹和資產價格泡沫。正如同美國官方預期的那樣，擴大投放美元將造成大量國際資本涌向經濟增長較快的發展中經濟體，提高其價格水平和資產價格。

對于一些經濟已經過熱或存在過熱趨勢的國家，比如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國的通脹將進一步提高，而前期房地產價格上漲較多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地的資產價格也將進一步上漲。對于這些經濟體而言，美國此舉無疑將雪上加霜。

2010年第三季度，共計115億美元外資流向印度、印尼、韓國、菲律賓、中國臺灣、泰國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第二季度 20億美元凈流入的5倍還多。

二是，引發匯率戰甚至貿易戰。９月份以來，特別是10月初以來，即便美國尚未正式啟動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其政策信號的強化已造成美元的持續貶值和日元、歐元、澳元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的貨幣大幅升值，日本以及一些發展中經濟體被迫干預匯市。美國、巴西等國將此刻意宣揚為“貨幣戰爭”言過其實，但“匯率戰”已經上演。

盡管10月22日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承諾減少匯率過度和無序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避免采取競爭性貶值措施，但匯率戰業已開始，其是否升級為“貨幣戰爭”以及以鄰為壑的“貿易戰”，有待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周來檢驗。

三是，壓縮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空間。面對這一形勢，增長較快的發展中經濟體已被逼上“三難”境地，即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與獨立的貨幣政策難以兼顧，貨幣政策空間被大大壓縮。

目前，經濟增長較快的經濟體大多實現的是聯系匯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要阻止本幣過快升值而削弱出口競爭力，就必須在控制資本流動和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作出抉擇。

從貨幣政策來看，如果追隨發達國家降息，就會進一步擴大國內流動性，助長資產價格泡沫和提升通脹水平，這與實際宏觀調控需要背道而馳；如果升息，則會擴大與發達國家的息差，助長國際資本流入并提高本幣升值預期，同樣不可取；如果干預匯市則會擴大基礎貨幣投放，與降息效果相似。控制資本流動可能在短期內維持匯率穩定，但這將強化本幣升值預期，也非長久之計。

四是，美元泛濫和貶值將會推高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美元貶值無疑會推高以美元計價的初級產品價格。泛濫的游資將會通過期貨市場炒作石油、糧食和其他重要工業原料，給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輸入型通脹壓力，也會給初級產品進口國造成更大的負擔。

五是，損害全球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合作機制。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在很短的時期內凝聚起“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共識，通過G２０峰會等形式形成了有效的全球合作機制。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復蘇，這種共識正在弱化。

10月６日結束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未就協調匯率政策形成一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于經濟政策的觀點分歧加大。在此情況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美國，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于其他國家的負面影響巨大，這種損人利己的行徑正在加劇各國的分歧，給下一步的全球合作造成巨大的障礙。

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質是推行美元霸權

問題的根本在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即所謂“特里芬悖論”，主要儲備貨幣國不可能兼顧經常項目平衡與幣值穩定。

在現行儲備貨幣體系下，主要儲備貨幣國（比如美國）需要保持和擴大經常項目赤字，而其他經濟體則需要保持和擴大經常項目順差，并擴大購買主要儲備貨幣國的資產，以達到短期內的全球國際收支平衡。但這終非長久之計，對于主要儲備貨幣國來講，長期國際收支的平衡只能依靠本幣（即儲備貨幣）貶值。

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這既是歷史形成的，同時也是美國在世界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領域的超級地位所決定的。這使得美國無節制地向世界濫發美元成為可能，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再者，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國的金融大鱷以及少數富人。美元泛濫將推升美國股市，少數富人可以從資產升值中獲利；金融大鱷們也會借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大肆炒作各種金融產品，從中漁利。對于普通美國公眾而言，進口產品價格的上升只會增加他們的生活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