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連跳”應當觸發整個社會的痛感

中新社援引齊魯晚報沙元森5月26日的分析稱，尖銳的矛盾在富士康這樣的企業里維持著脆弱的平衡，但是外部稍有波動，緊繃的鏈條便可能斷裂。即便十一個員工接連跳樓的背后有各種偶然，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這個必然正是我們所重視的。

5月25日，富士康員工墜樓事件再次發生。本應該在陽光下綻放的青春戛然而止，留下的是斑斑血跡。“十一連跳”觸目驚心，雖不忍心看，又不得不正視。如此高密度的自殺事件，應當觸發整個社會的痛感。面對死亡，麻木就是不仁。

我們需要追問，是什么樣的原因讓富士康員工前赴后繼地“十一連跳”？為什么是富士康？這究竟是一連串的巧合，還是一個強烈的警訊？
 
首先要說明，翻看近期相關新聞，我們了解到富士康并非外人想象的“血汗工廠”。作為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富士康設備齊全，待遇規范，也無明顯的違法違規現象。即便跳樓事件頻發，仍然有成千上萬的打工仔等待著進入其中工作的機會。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痛感更深切。可以說郭臺銘領導下的富士康把“廉價勞動力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是處于全球產業鏈末端的“模范生”。富士康的自殺事件之所以被媒體關注，因為它們堪稱典型，而非特例。

自從在深圳建廠之后，富士康員工人數以每年數萬人的速度快速增加。這些員工被招進來后，就像是“被植入了電腦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種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飯、上班、睡覺。在工業化的生產流水線上，每個員工都是不斷重復工作的“機器人”。卓別林演出的《摩登時代》，曾經很形象地演繹了高效率的機器對于人性的扭曲。而富士康老板郭臺銘最自豪的恰是富士康的速度，他說過，“一個模具，別人一周出成品，我24小時就可以搞定”。

然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富士康成長為龐大的代加工帝國，廉價的勞動力必不可少。資本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勞動成本，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盡可能地實現生產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勞動力市場上，新生代農民工個性張揚，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奮斗，真正融入繁華的城市生活中。尖銳的矛盾在富士康這樣的企業里維持著脆弱的平衡，但是外部稍有波動，緊繃的鏈條便可能斷裂。那些身在茫茫人海卻倍感孤獨的年輕人，“像碎片一樣存在”，經不起風吹草動。“十一連跳”背后的每一個原因都令人驚訝——小事一樁就把人逼上了絕路，一根稻草真的可以壓垮一頭駱駝。即便十一個員工接連跳樓的背后有各種偶然，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這個必然正是我們所重視的。

在此，我們無意表達對富士康的反感，只希望“十一連跳”能像根針一樣刺中這個社會的神經，使我們對目前的社會發展模式有一個更直觀的認識。 在我們看來，“富士康”是一個成功的企業，也是一種沒落的產業方式，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典型，一種看不見的“高能耗”被投入其中，那就是一代產業工人的青春和理想。所以，它不能成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

但是，真正與“富士康模式”告別，并不是揮一揮手就可以做到的。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末端，勞動力越多越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事實上，隨著毛利的下降和用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已經向勞動力更廉價的內地轉移。

引領新生代民工走出迷茫的人生困境，僅憑借郭臺銘一個人的努力恐怕是解決不了的。地方政府必須真切地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把更大的精力用于自主創新方面，而不再一味地為了眼前利益去招商引資。

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一連跳”，應該促使全社會努力跳出傳統發展模式的窠臼，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斑斑血跡換來的僅是聲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