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新常態下的社保體系普及和國民收入將倍增

對於中國的社保體系，是各種公知輿論攻擊的焦點，因為中國的社保是各個地區不能劃轉的，各個地區差別很大，而且對農村人員的社保就非常落后，國家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保障水平顯著高於體制外，諸多這些問題，成為了制度被攻擊的對象。不過我們要說的是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是在新常態下進行解決的，原因就是只能當我們的社會發展到新常態的階段，我們才可以著手來解決這些問題。

國家提出新常態的同時，2015年初國務院印發《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決定從2014年10月1日起對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將分“老人”“中人”“新人”實施不同參保辦法和待遇標準；個人賬戶余額可以繼承。國家這樣地舉動的背后，意味著新常態的開始。

我們一定需要認識到中國普及社保，讓社保流轉，讓不同體制下社保的水平並軌，這些都是需要在中國發展到新常態的情況下才能夠實施的，過早的實施是有問題的，會產生中等收入陷阱，這里面的原因就是與國民收入和國民的物質文化水平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在當年的貧困狀態，這與中國欠發達是有關的，我們的工資雖然被賦予了高福利的說法，但這個高福利是不能全民享有的，而且即使是把當年的福利平移到今天，也是非常低的，我們當年人均才消費400斤糧食，一個月吃一回肉，沒有多少油水，這樣的生活條件下我們積攢起來的財富，如何能夠支付在今天的發達物質消費？我們現在是人均900斤糧食，即使是低保戶，吃肉也是不成問題的，油脂就更豐富了，否則你根本撈不出什么地溝油啊！還有我們當年所為的免費醫療，實際也是少部分人能夠享有，即使是這樣地免費醫療，我們把當時的免費醫療水平平移到今天，大家也會覺得這個醫療條件過於簡陋了，中國這幾十年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我們要以當年的物質水平，以當年物質水平下老百姓積攢的福利給今天服務的話，是根本服務不起的，或者我們的當年社保，就是保當年的生活水平，那么參加當年社保的人們就極端貧困了！其實國家為這些人是提供了巨大的補貼的，我們的退休工資上漲很多次了，但退休人群當年給國家的財富卻沒有這樣快的增長的，這個是政府財政的負擔，這負擔只能負擔少部分人！想一下當初干部也就是100多塊錢,這個收入水平當時的肉價不憑票也要5塊多,住房人均只有5、6平米，這個生活水平其實連低保都不如！有人說當年國家承諾包養老，現在說養老靠自己是違約，但如果是按當時承諾包當時的生活水平，其實你沒有老，這個水平的保障國家也管了，低保是人人可以申請的！

很多人對此說起了西方的社保，似乎西方的福利社會就是天堂，但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西方的福利社會也受到的巨大的壓力，政府大量赤字，除了北歐、北美、大洋洲的幾個資源豐富人口稀少的國家，基本只能依靠不斷qe和金融貨幣霸權維持，中國有這個條件維持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來維持，如果你維持不住，社保體系垮臺了，你的國家也就發展中斷了，因此對社保體系而言，不是怎樣的覆蓋怎樣的福利好，關鍵的是怎樣能夠維持這個體系的長久存在，不能等到你老了的時候這個體系沒有了！

而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社保體系，我們更多的是看到這樣的體系是在二戰后逐步建立起來的，其實就是在西方發達了以后建立起來的，他們並沒有在發展中的過程建立這樣的體系，這才是更關鍵的問題，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是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的過程，這個保障體系的增值本身是用來實現保障其生活水平的，但對這個生活水平的不斷快速的水漲船高，社保體系就支援不住了！比如美國的社保體系設計的是你25歲繳費到65歲退休，你繳納的社保大約十幾萬美金，你得到的保障是三十幾萬美金，這三倍的增值要通過時間差在繳費和領取的40年內完成，但二戰后和現在美國人的物質消費水平增長並不快，這個體系可以維持，但如果是要求你給社保就繳納三十幾萬，意味著你當年的收入大部分要交了社保，沒有消費了，現在美國的問題是美聯儲的低利率讓社保沒有增值，美國政府可以不斷的赤字維持，但中國可以嗎？再進一步的是如果你年輕的時候繳納社保后，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這多少倍的增長，你哪里來的資金能夠維持呢？現在中國就有這樣的壓力，很多改革開放不久就退休或者內退、提前退休的人群，當時的生活水平多低，能夠按照當時的生活水平保障嗎？這就導致了社會輿論詬病的從國家來養老到國家幫養老，再到養老不能靠國家的轉變，你的社保體系也是要被物質發達發展沖擊的，這個沖擊你是受不了的。

這是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部分，對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是物質發展最快的時期，這個時期如果你建立了社保體系，那么你的社保體系是經受不起這樣的沖擊的，如果把你的社保體系沖垮了，你的國家發展必然完蛋，社會矛盾要變得不可收拾，其實這個問題在拉美危機當中是很明顯的，國家公共支出所導致的債務危機，會拖垮一個國家的。因此在物質發展飛快的時期，一定要國家快速的崛起為第一位，而達到物質發展的一定程度，變成精神文化服務業發展拉動的時期，才可以進行社保體系的建設，這個過程是一定不能拔苗助長的。而西方的一些不懷好意的人，鼓動中國過早建立這樣的體系，背后是要拖垮中國的發展的。

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光有物質水平提高相對飽和和減緩是不足的，還要有的就是人們的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漲，在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硬道理，為了發展的第一位，一切資源要集中到投資和積累上面來，人們的收入增加速度是趕不上投資的增長的，一切以投資拉動為核心，中國的投資拉動就非常大，而發展到新常態以后，過度的投資拉動造成的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消費能力不足等問題就是大問題了，為了促進消費，就需要有社保體系，同時需要有勞動者更高的收入，勞動者收入的增長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了，在發展中國家過早的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會導致投資的不足也是難以發展的，但發展到新常態，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就變成了關鍵的因素，勞動者的收入不斷提高，高的收入可以繳納更多的社保，這是維持社保體系的關鍵，同時社保體系的發達則讓人更敢於消費，讓經濟更活躍，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收入的倍增計劃是非常重要的。

在國家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使民眾有更強購買力？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只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同時這需要的前提就是你的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對外來的競爭者構成一定的門檻，不會因為你的工資快速增長導致你的產品出口競爭力的大幅度降低。現在中國的新常態，中國的基礎設施的水平就是對東南亞有優勢的，中國的產業升級也在發生，中國的技術工人的工資在快速的增長，這一切都預示著我們的收入進入快速增長的新常態。這個收入倍增的時代可對此新常態下我們可以比照日本怎樣成功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經驗，學習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這個人口數字達到美國一半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並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日本黃金時代，資料來源：日銀《日本經濟為中心的國際比較統計》，實施計劃時，日本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月工資在20萬-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日本為什么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是日本的經濟背景與中國現在有類似的地方，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20世紀50年代可以被認為是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準備和過渡階段。資源從生產力相對低下的部門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部門，通過國外技術的進口加快了發展的腳步。195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但是與此同時，日本社會並未就此穩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條約》簽署了補充修訂協議，引發了東京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此外，當時日本的勞資關係也十分緊張。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在當時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這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決定將國內的注意力引向經濟發展，增加日本人的收入上來。現在中國所面臨的壓力和新常態，也正是日本這個轉型的時期，歷史經驗是可以借鑒的。在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短短10年中，日本的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 1.3%的低水平。日本經濟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對於日本的漲工資，以及帶來的糧食等與勞動力價格密切相關的產品的價格上漲，帶給日本的不是通脹，而是價格革命，是與當年西方崛起時的價值革命是一個概念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的看待漲工資所帶來的漲價效應，要更重視漲工資所帶來的社會效率，尤其是在漲工資以后的對外交易當中，貿易給全社會帶來的所得增加了，這個增加的過程與當年世界財富從東到西的移動也是一直的，所有國家擺脫中等發達國家陷阱，減少財富差距，與提高最低的工資收益是緊密聯系的。而漲工資帶來的國際定價權博弈上更多的利益，改變了貿易背后的財富分配。

日本是一個出口大國，當年的日本是世界工廠類似今日之中國，勞動力的上漲使得在沒有定價權的情況下國際資本難以壓低日本的產品價格，日本社會在出口上就可以為國民帶來更多的利益。日本的熟練工人群體的組織效率是非常好的，向日本之外轉移產業只能是相對低階的產品制造，日本是在漲工資的過程當中完成的產業升級，在60年代過后，日本的高階制造業是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日本汽車當年擠垮了歐美汽車廠商，在世界車市占據了主流地位。所有這些我們都應當記住日本漲工資的作用，只有工資足夠高，對勞動者的培養才是可以得利的。日本的工資在以后的競爭優勢表現在對於歐美的高工資的優勢而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低工資的優勢，這才是關鍵，你的產業在與誰比工資？！沒有足夠高的工資，是不會有高階的工程師和工人的，中國海外移民大軍當中，這些高階工程和技術人員的流失是巨大的，人數是要超過富豪人數的，而且富豪出去了還要在中國圈錢賺錢，而工程師走了則徹底服務他人了，中國留住高階人才也是需要提高工資的。而中國中端人才的成長，也必然是在高工資的基礎之上才有更多的培訓成長的機會，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轉變到制造業強國，這些中端勞動力基礎和高階工程人才的積累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他們也是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來源，漲工資是可以帶來一系列社會變革的。

中國發展的新常態，更關鍵的就是我們可以全面的建立社保體系了，可以進行工資倍增計劃了，社保體系的建立前提是物質發展達到階段性的飽和，工資收入不斷的提高。而工資收入可以不斷的提高的前提是你足夠發達，發展的投資讓位於收入增長的消費對經濟的促進，而且你的工資增加不會造成產業的外流，因此我們的新常態是達到了這樣狀態臨界值，我們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這一系列條件滿足了中國全面建立社保體系和進行國民收入倍增，是新常態的關鍵。（本文作者張捷系量躍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和訊評論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