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七宗罪"

1968年，后來成為法國總統和歐元戰略家的吉斯卡爾德斯坦，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表一篇重要演講。他說：“簡而言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對世界整體經濟和各國經濟，皆有異常深刻之影響。國際貨幣體系對世界各國經濟之影響程度，遠遠超過所有國內經濟政策，美國亦不例外。”

歷史證明，德斯坦的論斷確實有先見之明。過去40多年人類經濟所發生的許多最重要的深刻變革，無一不與國際貨幣體系密切相關。如果我們對過去40年國際貨幣體系之演變沒有深入認識，就不可能理解人類經濟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就不可能理解推進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有多么重要，就不可能理解推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和人民幣國際化有多么緊迫。

本文將過去40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對人類經濟的深刻影響，概括為“七宗罪”。(1)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2)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3)急劇下降的經濟增長；(4)不斷惡化的全球失衡；(5)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6)美元超級霸權和超級利益不斷強化；(7)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加劇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皆經歷了反復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周期”，全球經濟總體呈現嚴重的泡沫化趨向。

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有兩個基本組成部分，一個是純粹美元本位制，即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元)之發行完全沒有外部約束(歐元誕生之后亦是如此)；另一個是全球主要貨幣之間實施浮動利率，尤其是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匯率持續動蕩。

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源自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摧毀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是國際貨幣體系史無前例的重大變化。1970年代之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儲備貨幣之增長受到外部約束，不可能任意擴張，譬如金本位制和銀本位制受制于金屬儲藏量和冶煉技術。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長期固定，匯率動蕩和外匯交易只是國際貨幣體系演變交響曲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1971年之后，儲備貨幣近乎無限擴張和匯率持續動蕩卻成為主旋律。基金組織(IMF)的政策哲學來了180度大轉彎，從固定匯率的堅定捍衛者，搖身變為鼓吹浮動匯率的急先鋒。原因并非是經濟學理論出現了革命性變化，而是浮動匯率更符合美國利益。

讓我們首先詳盡描述一下國際貨幣體系給人類經濟制造的“七宗罪”。

第一宗罪：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

1971年以來，國際儲備貨幣增長速度比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高得多，導致了全球經濟過去40年所累計的通貨膨脹，超過人類以往全部歷史所有通貨膨脹之總和(這還不包括資產價格之急速膨脹)。根據IM F的統計數據，1971年，全球的儲備貨幣總量只有451億美元，2009年底上升到75，160億美元，增長近170倍，而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卻顯著下降。根據麥迪遜的著名研究，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1953--1971年)全球真實經濟平均年增長速度接近5%。1973年以后，迅速降到了3%。2003--2006年好一點，達到3.7%，所以西方各國有一個說法，2002—2006年是新世紀的“黃金5年”。不過好景不長，很快迎來全球金融危機。

過去40年，全球真實經濟增長規模小于4倍，而基礎貨幣卻增長了170倍。簡單的全球貨幣數量論就可以告訴我們：人類經濟體系一定會出現嚴重貨幣貶值或通貨膨脹。真實經濟增長這么少，貨幣擴張那么大，龐大的貨幣供應量都流到哪里去了呢？大體是三個方向，一是人類經濟體系整體的貨幣深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斷提高；二是大量貨幣和信用進入金融經濟體系(虛擬經濟體系或金融資產市場)自我循環；三是進入真實經濟體系，造成貨幣貶值或通貨膨脹。

第二宗罪：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

過去40年，全球究竟發生了多少次金融危機？不同研究者的統計盡管有差異，基本結論卻完全一致，那就是過去40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頻率史無前例。世界銀行2003年的統計研究結果顯示，1970--2000年，全球93個國家共發生了117次金融危機。美國經濟學家依成格林和波多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1973--1997年，全世界總共發生139次金融危機，其中發達國家44次，發展中國家95次。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45--1971年，全球總共只發生38次金融危機，而且都是規模和影響程度很小的危機。

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非常巨大的損失。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117次金融危機之中，為挽救金融危機所發的財政支出，絕大多數超過G D P的3%，至少有7次超過10%。財政損失最大的兩次金融危機分別是1997年的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和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納稅人為挽救金融危機竟然付出了占G D P總量55%的高昂代價！

當然，這只是財政稅收的直接損失。更大的損失是危機之后的大量失業和長期經濟衰退，我們至今沒有辦法去準確估計。譬如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到底造成多大損害？各國為挽救金融機構和救助失業者付出的資金早就達到數萬億美元。危機之后，各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與GDP之比例都大幅度上升，2008—2009年多國經濟負增長，2010年經濟依然疲弱，失業率居高不下，充分說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損失，比此前任何一次經濟危機的損失都要大。目前世界人民都希望全球經濟不要出現二次探底，期望此次金融危機不要演變為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

第三宗罪：急劇下降的經濟增長。

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時代，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真實經濟增速都顯著下降，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難解之謎”。根據麥迪遜的深入研究，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時代(1950—1973)相比，浮動匯率體系降臨以來(1973年之后)，全球之真實經濟增長速度皆普遍大幅度下降(中國是例外)。美國從年平均3.93%降到2.99%；日本從9.29%降至2.97%；德國從5.68%降至1.76%；英國從2.93%降至2%；前蘇聯從4 .84%降至-1 .15%；拉美從5.33%降至3.02%；非洲從4.45%降至2.74%；中國從5.02%升至6.84%；全世界合計從4.91%降至3.01%。

如何解釋全球真實經濟增長速度一致大幅度下降呢？經濟學者提出許多理論假說，(1)石油價格沖擊說(石油價格急劇飆升，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和真實經濟衰退)；(2)增長極限說(人類經濟增長必定受限于各種資源的約束，不可能一直快速成長下去)；(3)技術進步放緩說；(4)發達國家停滯說。此類假說皆有一定道理，卻缺乏有力的實證數據支持。最近幾年來，人們開始思考匯率動蕩可能是導致真實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龍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浮動匯率導致全球經濟普遍放緩”假說尤其值得注意。

麥金龍認為：“20世紀后期人類經濟史一個最主要的難解之謎是：自197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真實經濟增速一致普遍的大幅度下降。此時正逢浮動匯率時代之來臨。二者之間有著怎樣的因果關系呢？是各國經濟首先出現低速增長，然后才不得不實行浮動匯率？還是普遍的匯率動蕩導致了真實經濟增長的普遍放緩？”

“我們的新假說是：全球真實經濟增長持續下滑，源自國際貨幣和金融動蕩，尤其是匯率動蕩要負重要責任。我們有理由相信：1970年代以來生產力和產出增速的持續放緩，乃是價格信號紊亂之后果。通脹和通縮交替出現，匯率持續偏離經濟基本面，長期利率動蕩不寧，則是造成價格信號紊亂的主要因素。價格機制失靈自然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降低真實投資之效率。”

我以為麥金龍及其合作者的假說是最具說服力的解釋之一。我本人提出的“信用體系—真實經濟—虛擬經濟一般均衡模型”，則將解釋的重心轉向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之背離，可與麥金龍的思想互為補充。

第四宗罪：不斷惡化的全球失衡

美國政府將全球失衡定義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或經常賬戶逆差，是一個錯誤的定義，并沒有抓住全球經濟失衡的本質，卻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人們不去深入思考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大缺陷，卻將注意力集中于指責他國匯率低估，實在是當代世界經濟政策舞臺上的一出鬧劇。

當今全球經濟體系或人類經濟體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從全球經濟整體來看，是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的嚴重背離。其二、從全球經濟結構來看，則是虛擬經濟創造中心和真實財富創造中心的嚴重背離。

全球失衡集中體現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貨幣金融中心快速分離。制造業中心已經決定性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移到亞洲(重心又是中國)，貨幣金融中心卻依然由發達國家掌控。易言之，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背離，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背離，是今日全球經濟的基本模式，是過去四十年人類經濟出現的奇特歷史現象，史無前例。它是全球金融危機和一切重大宏觀經濟難題的總根源。下表是全球和主要國家虛擬經濟(金融資產)與GDP比例之變化。

一個最基本的后果是，西方經濟體系里的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規模急速膨脹，愈來愈大，金融經濟或虛擬經濟形成一個自我膨脹、自我循環的體系。美聯儲等西方中央銀行創造的貨幣，大部分進入虛擬經濟體系自我循環，債券市場越來越大，衍生金融產品規模越來越大，貨幣或外匯交易量越來越高，股票市值越來越高，樓市和其他資產泡沫愈演愈烈，人們的虛擬財富(以持有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值和其他金融產品市值衡量)越來越多，高杠桿經營模式，高負債消費模式順理成章。

與此同時，真實經濟和就業率始終維持低水平。整個經濟的投機賭博氣氛非常濃厚。然而，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極度不穩定的體系，其運行主要取決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一有風吹草動，可以瞬間崩潰。

虛擬經濟一旦崩潰，虛擬財富就快速縮水，人們的預期從極度樂觀轉為極度悲觀，金融機構、實體公司和家庭個人全部被迫“去杠桿化”，消費萎靡，投資不振。虛擬經濟嗚呼哀哉，真實經濟雪上加霜，衰退和蕭條幾乎就是自然規律。大幅度擴張貨幣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所以無效，因為無論貨幣無論怎么泛濫，它都無法幫助金融機構、實體公司和家庭個人修復資產負債表，無法幫助他們完成“去杠桿化”過程。更重要的是，貨幣泛濫解決不了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經濟社會結構僵化難題，譬如人口日趨老化、最低工資和福利制度完全剛性、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整個社會債臺高筑。后者才是制約真實經濟增長最大的麻煩。

第五宗罪：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

“華盛頓共識”所極力主張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源自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馬丁·沃爾夫曾經反復論述一個基本觀點：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之崩潰，誕生了一個嶄新的全球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最顯著的特征乃是全球主要貨幣匯率相互浮動和所謂金融自由化浪潮。

很多著名學者都對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之后果提出了質疑。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認為，外國資本向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自由流動經常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崩潰。華盛頓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總裁伯格斯坦認為，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從金融全球化何自由化過程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好處。金融大鱷索羅斯在他的多篇文章里也指出：發展中國家沒有從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里獲得什么利益，倒是經常承受巨大代價。著名的國際貿易學者、世界貿易組織高級顧問巴嘎瓦提長期研究結果表明：很難找到確定的經驗證據能夠證明金融自由化能夠促進真實經濟增長，尤其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真實經濟增長。

19世紀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時期，全球資本有相當部分是從發達富裕國家流向貧窮落后國家。浮動匯率時代以來的全球資本流動竟然完全轉向：資本主要從貧窮國家流向富裕發達國家。過去40多年來的新全球化浪潮，流向貧窮落后國家之資本占全球資本總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續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資本至少有25%流向貧窮落后國家，到1997年，該比例下降到只有5%。許多研究表明，過去40年的新全球化時期，全球資本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或者從貧窮國家流入富裕國家。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市場不發達可能是最重要原因。

第六宗罪：美元超級霸權和超級利益不斷強化，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斷向美國輸送巨大利益。

戴高樂將軍1965年對美元霸權提出嚴厲批評：“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她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

那么，美元超級霸權到底有多么巨大呢？直到兩位經濟學者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合作發表《從世界銀行家到世界風險投資家—論美國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和美元超級霸權》，人們才首次從數量上開始準確理解美元超級霸權。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詳盡收集、整理和分析了半個世紀以來(1952—2004年)美國對外資產、對外負債及其總回報(總收益)數據，并對數據進行細致的價值調整，全景式地展現了美國國際收支的歷史演變過程，由此獲得許多極其重要的驚人結論。有兩個基本結論最重要、最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第一個結論：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商業銀行、最大的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資本金。美國具有近乎無限的融資或創造信用的能力，美元貶值符合美國根本利益(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如此)。由此引申出一個基本結論：美國根本沒有任何意愿發起或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她怎么會自毀長城、削弱或消滅美元本位制呢？

譬如：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的詳細計算表明：1952—2004年(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持有外國資產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國持有美國資產的平均收益率是3.61%，二者相差2.11個百分點。數萬億乃至數十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規模，2.11個百分點的回報率差距，美國累積所獲得的利益當然是天文數字。

第二個結論：“浮動匯率能夠更好地為美國服務”(此乃1970年代美國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羅斯的著名結論)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的詳細計算清楚表明：

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時期(1952—1973)，美國持有外國資產的平均總回報率是4.04%，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即美國的對外負債)的平均總回報率是3.78%，二者僅相差0.26個百分點。

然而，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以來(1973—2004)，兩個回報率差距急劇放大。美國持有外國資產獲得的平均回報率上升到6.82%，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平均回報率卻反而降低到3.50%，二者差距急劇放大到3.32個百分點！

第七宗罪：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加劇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皆經歷了反復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周期”，全球經濟總體呈現嚴重的泡沫化趨向。

早在1961年，法國著名的國際經濟學者、國務活動家和戴高樂的經濟顧問雅克·魯夫就尖銳而生動地剖析了美元霸權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和不公正性：

“當代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淪落為小孩子的過家家游戲。歐洲各國辛辛苦苦賺回美元和英鎊，然后又毫無代價地拱手返回給發行這些貨幣的國家，就好像小孩子們玩游戲一樣，贏家同意將賺回的籌碼奉還給輸家，游戲卻繼續進行。國際貨幣體系運行過程如下：譬如美國與法國出現貿易赤字，貿易赤字卻都是用美元而不是用法郎來結算。獲得美元收入的法國進口商將美元賣給法國中央銀行，法國央行自然需要增發本國貨幣來購買美元。易言之，法國中央銀行以美元為儲備創造法郎。緊接著法國中央銀行又將購買的美元投資到美國。同樣一筆美元，即擴張了法國的信用，同時又是美國信用擴張的基礎。” 如果我們魯夫精彩描述中的法國換成中國，恰好就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困境，只不過今日中國與美國“過家家游戲”的規模要比當年的法國大得多。

換句話說，法國(中國)以真實財富換回美元鈔票，然后又將美元資金以極低的利率借給美國使用，這就是美元霸權可以獲取超級利益的秘訣。同樣一筆美元卻創造出多倍的信用，這就是純粹美元本位制幾乎無限度擴張全球基礎貨幣，從而反復制造全球經濟“資產泡沫—破滅周期”的基本原因。

上述“七宗罪”解釋了如下重要事實：(1)美國根本就不會有愿望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她絕不會自毀長城。(2)美國和代表美國利益的IMF總是極力要求或迫使其他國家匯率升值和浮動。(3)美國千方百計要求或壓迫他國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實施金融自由化。

結論非常簡單：要擺脫人類經濟體系的“七大弊端”，就必須對當代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實現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多元化，逐漸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全力推進地區貨幣金融合作，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