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改革重心正轉向社會政治領域

10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審議“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稿。

胡錦濤總書記在全會前夕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新概念，成為五中全會的大亮點。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表示，這是中國促進實現平衡發展的新舉動，“包容性增長”很可能寫進十二五規劃。

在“包容性增長”的理念下，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認為，這屆五中全會將拉開新中國第三個30年的改革大幕，改革的重心將很可能主要放在社會政治領域。

“未來10年，生態平衡、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官員廉潔、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將是我國政府創新的重點領域。”五中全會開幕當日，俞可平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某些權力部門成改革最大障礙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授曹立認為，“十一五”規劃把節能環保作為約束性指標提出，并將具體指標分解到各個地方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生態環境狀況出現局部改善，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對發展的制約總體上還沒有緩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劇。

2008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到45.7%，城鎮人口增加到6.07億，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時，農村問題也日益突出，優質耕地大量流失，農業經營者老齡化，留守兒童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等。

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經濟的硬實力得到顯著增強，但環境污染增加了社會治理成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從而制約了內需。

面對十二五規劃，直接指向的就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然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非坦途，甫一破題，阻力便迎面而來。

“目前改革的問題在于，具體的改革方案下放到各個部門，就成為部門主導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雖然可以落實責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改革不是一個部門就能思考的，從部門角度出發，有時候與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有的時候則可能與改革背道而馳。”王長江說。

對于未來的十二五規劃，王長江認為，改革越來越強調整體性，各個部門在改革過程中考慮的是如何能讓本部門的權力更有效，這種有效對改革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這些問題部門本身無法判斷，而這樣的事現在越來越多。

“把規劃做好是一方面，關鍵是用什么樣的體制來推動，現在成為關鍵中的關鍵。”王長江說。

要排除改革的障礙，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在“十一五”規劃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便是關鍵和重點。如今五年過去，行政體制改革仍沒有實質性突破。“十二五”期間，改革最大困難仍然在于權力和利益的調整。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改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彈性和選擇性的，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關系。”在王長江看來，掌握具體操作權力的某些部門，已成為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礙。

長期關注中國基層政治改革實驗的俞可平也認為，與善政與善治的理想目標相比，我們缺乏政府改革的整體性和戰略性的長遠規劃，政府創新的內在動力嚴重不足，政府決策機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門化的明顯傾向。

完成從“善政”到“善治”轉變

十年前，俞可平和他的團隊帶著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憧憬，致力于關注中國地方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和增進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創造性改革，利用對地方政府創新獎項的評選，使那些散見于全國各地孤獨的改革者，能夠彼此獲得信心與力量。

一點一滴的改革，不失時機的突破，正是他們所倡導的“增量民主”理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徑。

俞可平認為，黨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過構建以民主和法治為特點的治理改革，推進“善政”體系建設，進一步趨向“善治”。

在學者們看來，善政與善治的差別很大。

“善政的主體是政府，是政府如何管理社會的問題，而善治的治是治理的意思，包含著多元主體，治者與被治者是互動的，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互換位置的，被管理者可以參與到管理過程中來。”王長江解釋說。

在他看來，善政向善治轉變，實際上是由政府單一的管理、服務向多元治理主體參與這樣一種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讓社會組織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

追求善治被視為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目標，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

“治理的實質，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公共管理活動中治理的成分增多，意味著有更多的公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管理活動中來。這既是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也是執政水平提高的反映。”俞可平說。

他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正在催逼著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在政府管理體制的一些重點領域進行突破性改變，實質性地推進我國的民主法制進程，提高政府民主治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