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未來加息機會渺茫

1994年美國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勝出，但并沒有改變克林頓的命運；相信這次亦一樣，既無法改變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亦改不了美國樓價方向。美國60％的債券在未來三年內到期，伯南克有需要在未來三年維持低利率。QE2搞不定，便來個QE3。換言之，美國未來加息機會十分渺茫。

從1922年至2006年美國中期選舉后的未來三個月，道指平均上升8.5%，代表未來三個月美股上升的機會高達86%——美國22次中期選舉后，有19次美股上升。

第三季美國GDP估計升2％，較第二季升1.7％略高，美國經濟繼續低速復蘇。個人消費估計升2.6％，是2006年以來最大單季增幅；但樓價累跌至今，令不景氣持續，消費反彈動力仍然不強。

上月人民幣加息證明無礙A股上升，反而有利銀行股同保險股的利潤增長。內地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現金的人愈來愈多，私人銀行業務在內地發展迅速，財富管理業務前景無限。在中國十六個大城市有二十家私人銀行中心的招商銀行（3968.HK）表示，目前它們的客戶人數已超過一萬，并以每月新增六百個的速度上升，客戶手上的資產平均超過2100萬元人民幣。其它中資銀行如工商銀行（1398.HK），亦向財富管理市場發展，成為銀行未來純利的新來源。其它業務包括IPO及Pre-IPO基金、PE基金、VC基金等，較復雜的有對沖基金、債券套利基金、商品期貨套利基金、期酒投資、藝術投資等私人銀行服務。

1986-1987年日本為對抗日元升值壓力，把貼現率由4.4厘降至2.5厘，結果引發房地產及股市狂升。1987年10月起日元進一步狂升，令日本股市及房地產火上加油。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日本貼現率由2.5厘上升至6厘，日經平均指數則由1990年1月的40000點開始下滑、樓市由1990年6月開始回落，前者至今跌幅最多達75％，后者更達80%。日本失業率由1991年的2.1%上升至2004年的4.7％，為迄今為止的最高點。

日本第一個量化寬松政策在1992-1995年生效，動用了65.4萬億日元。第二個量化寬松政策1998年推出，減稅2萬億日元，開支增加40.6萬億日元。第三個量化寬松政策在1999年推出，共18萬億日元。第四個在2000年推出，增加11萬億日元開支，并成立一個20萬億日元的基金，直接向商業機構貸款。第五個量化寬松政策在2008年推出，動用5240億美元去收購破產的銀行。最近再推出第六個量化寬松政策。至今為止，日本政府負債相當于日本GDP的175%，但經濟仍然好不起來。美國經濟會否陷入日式衰退？不同的是，1985-1995年日元大幅升值，令日本陷入通縮；2001-2010年美元大幅貶值，令美國出現資產升值。

中國財富管理前景無限

QE2后，美股進入Uncharted Sea（未知領域）。低利率加上資金泛濫，令投資者繼續涌入高風險資產，美匯欲升乏力，香港面對資金涌入亦感到無能為力，情況一如1990-1997年，只有任由泡沫擴大直到爆破。澳大利亞則加息去阻止通脹率高于3%，中國內地也是這么做，加拿大政府則發行大量債券吸收涌入的資金。如何在大風大浪中穩坐釣魚船？近年債市、股市波幅都不小，人民幣自7月起進入另一升值期，代表從今年7月起A股進入牛市第二期，上述看法不會因人民幣加息而改變。

不少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股價已出現爆炸性上升，問題是如何在它們未大升前把它們找出來。每次升市領袖股都不同，理由是上次上升時的領袖股，機構投資者早已持重倉持有，導致在下一輪升市中，上一次的領袖股必定跑輸大市，理由就是over-owned（過度持有）！1970年代農產品、黃金及房地產是領袖，1980年代日本、臺灣、韓國及泰國股市及房地產是領袖，香港那時陷入1997年主權談判期，表現時好時壞。1990年代香港股市、地產成為領袖，加上科網股時代來臨。2000年進入BRIC時代，礦務股、石油股、商品及內地A股漸成主角。

2010年起的未來十年又如何？

去年比亞迪（1211.HK）由8港元升上90港元，但今年跌幅接近50％。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吉利汽車（0175.HK）身上，由幾角升至4.8港元，之后又回落至2.5港元。由此可見何時買賣十分重要。神威藥業（2877.HK）由去年10月的4港元升至今年10月的27港元，上升5.7倍；六福（0590.HK）由2港元升至22港元，上升10倍；騰訊（0700.HK）由40港元升至180港元；旺旺（0151.HK）由2.5港元升至7港元。今年7月起，大量資金流入香港股市樓市，目前港股同樓價雖然偏高卻無法下調，所謂愈是“貓狗股”愈炒得勁。

去年3月美國政府首次運用量化寬松政策，令美匯指數由89.62跌到去年11月的74.17，美股則大升至今年4月。

11月再推出QE2，功效又如何？

“貓狗股”炒得愈勁

匯率及利率是政府調節當地經濟的有效工具，而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缺點則是令政府失去上述兩大調節經濟的工具。在正常情況下，當經濟出現過熱，中央銀行可把利率推高至消費物價指數（CPI）升幅2厘或以上，例如1981年8月美元利率曾高出CPI升幅7厘，令經濟迅速冷卻；反之，中央銀行只要將利率壓低至CPI升幅之下，產生負利率環境，便可刺激當地經濟復蘇。匯率方面，如將它壓低可引外資流入，刺激當地經濟向上；將它提升便可令資金外流，令經濟降溫。

不過，政治因素往往左右央行的決定，例如1985年日元偏低引發外資流入，令日本經濟過熱，正確的做法是央行推高日元匯價減少外資流入，同時將利率提升去對付內部經濟過熱。但這么做會影響日貨出口競爭力，結果央行反其道而行，為減慢日元升值速度（令外資進一步流入）而減息（令內部過熱經濟進一步過熱），1989年6月經濟泡沫化后才急急加息，以及容許日元快速升值，資金由流入轉為流出，令經濟迅速冷卻。到此地步，日元利率即使降至零亦沒有用，因為無法產生負利率環境，除非將日元匯價推低，1995年4月日本央行雖曾這樣做，但受其它國家反對而收手。于是，日本只有長期面對匯價偏高而經濟好不起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