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中政策

林曉光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領域:當代國際政治、東亞地區國際關係、中國外交史、中日關係史、日本政治與外交,著有《面向21世紀的中美日戰略關係》等

自從2009年9月16日日本民主黨內閣誕生以來，其外交政策走向，尤其是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方面關注的重點。雖然國內日本學界的大多數人對民主黨政權抱有較大的期望值，人民大學的東北亞研究中心甚至認為：日本國內政治將迎來美國那樣的“兩黨制”，中日關係將進入一個順利發展的友好時期。 但從學術研究、政策分析的角度看，冷靜地進行學理性、客觀性的解讀，比熱烈的歡呼、熱情的期望，更具有實際意義。

一方面，民主黨的競選綱領提出要“以構筑東亞共同體為目標，強化對亞洲的外交”。鳩山內閣也主張“確立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信賴關係，共同努力建立東亞共同體”。2009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大會議期間會見了鳩山首相，鳩山提出建立“兄弟”式的中日關係和“歐盟”式的東亞共同體。10月10日，中日韓三國首腦在北京舉行會談，就一系列三邊合作與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問題達成廣泛共識。三國發表了《中日韓可持續發展聯合聲明》，重申為本地區和國際社會創造和平、繁榮及可持續發展未來的共同愿望和責任。隨后，鳩山首相對中國進行了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訪問，與胡錦濤主席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國際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會談。中日高層之間的頻繁對話與互動，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深入發展、為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氣氛。

但另一方面，時隔不過2周，民主黨政府卻給疆獨分子熱比婭發放入境簽證，讓她到日本進行分裂中國的活動。這不僅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帶來了不利影響。使我們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目前民主黨的對中政策大多是原則性口號，缺少實際內容和可操作性，究竟如何落實在具體的政策措施上，還有待觀察。中日之間由於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導致的利益紛爭，中日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如：東海油氣田之爭、釣魚島主權問題等，並沒有因民主黨上臺而出現可能易於解決的跡象；民主黨內部在理念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以及因此而導致的權力爭奪，也可能會給中日關係帶來新的困擾。被稱為民主黨內“中國通”的海江田萬里表示：在海洋權益方面，日本政府將繼續主張主權，但重要的是確立不使用武力的共同原則。表明民主黨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不會輕易讓步的基本立場和原則，在涉及領土、資源和海洋權益等現實國家利益的爭端上，民主黨有時甚至會鼓吹采取比自民黨還要強硬的對策和態度。

民主黨把藏獨、疆獨、臺獨視為“民主”、“人權”問題。海江田萬里強調：“我們是作為人權問題來對待的，與干涉內政是兩碼事。中國若想在國際社會獲得名譽和地位，就不能回避人權問題。”不僅毫不隱諱價值觀念的分歧，而且不無對我施加國際壓力的潛在意圖。民主黨的枝野幸男是日本國會跨黨派“西藏問題議員聯盟”的代表；5名民主黨議員是國會跨黨派“日華議員懇談會”的主要干部；民主黨內有“日臺議員懇談會”成員50多人，由1997年5月成立的“日華友好議員聯盟”在2000年改組而成，會長中野寬成、事務總長仙谷由人、事務局長枝野幸男；有“日華安保-經濟研究會”支援“台灣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由眾議員中津川博鄉於2004年5月招集30多人成立。曾任民主黨黨首的菅直人曾表示：應允許台灣加入聯合國，這與中國未來的統一並不矛盾。民主黨干事長小澤一郎也曾聲稱：台灣是一個國家。這是台灣人必須決定的事，是人民自決的原則。一旦出現達賴或熱比婭訪日以及涉臺、涉藏、涉疆的問題，民主黨政府能否不做出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損害中國核心利益和中日關係的事情，是我們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和認真對付的。

此外，在“全球無核化”、“削減碳排放”等問題上，鳩山政府提出了有核國家責任、東北亞無核區、確定溫室氣體減排數值目標，明確表示要督促碳排放大國努力減排，試圖搶占環保和氣候等領域的道德高地，掌握國際話語權，這也可能對中國構成新的挑戰和壓力。據日本“言論npo”與中國《中國日報》的聯合調查，65.2%的中國人對日反感，主要因為“戰爭”“歷史”；73.2%的日本人對中反感，焦點在“食品安全”。 因此，也不能排除民主黨政治家為了迎合部分國民的情緒而對中國發表“不當言論”的可能性。

民主黨的對中政策一方面具有積極因素和良好態度，另一方面又帶有復雜多變、不確定、易受干擾的特點。中日之間的戰略分歧、結構性矛盾、具體利益爭端和摩擦，都還未能有效解決，都存在著通過對話走向妥善解決，以及繼續對立、“擦槍走火”發生摩擦乃至衝突和對抗的兩種可能性。除了“東亞共同體”的目標和口號之外，日本民主黨並未提出任何能夠有效解決中日之間結構性矛盾的政策構想、規則方針或路徑。

鑒於日本民主黨對中政策的兩面性，我們的對日政策也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抓住日本政局變化過程中對我有利的時機，積極主動、趨利避害，加強多層面、寬領域、全方位的雙邊合作，掌握話語權和主導權，爭取雙邊關係的穩步發展，規範和確立未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框架和軌道。另一方面，如果出現矛盾尖銳、摩擦多發、較為困難的情況（如：民主黨政府對中政策出現反復），也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抓住時機、有所作為，在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內推進中日關係的穩步發展。

總之，無論未來日本政局是否穩定，中日關係是否發展順利，我們都應保持冷靜和理性，做好兩手準備。這有利於爭取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地區格局，抓住進一步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增強國力；有利於利用日美矛盾、牽制美日，保持中美日三角關係的相對均衡，緩解西方國家在“民主”、“人權”方面的壓力，以及在安全和經濟方面的制約；有利於推進東亞地區在資源、環境、金融、經貿等領域的合作；也有利於促使民主黨政權保持對中善意和友好政策，牽制日本國內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