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報》:鄧小平式的中國走入歷史

作者：俄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專家瓦西里·卡申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不久前表示：“必須創造條件讓群眾監督政府。”

他之前還說，“中國的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如果黨和國家不進行改革，國家就無法應對目前的社會和經濟挑戰，“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中國有關政治改革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想起俄羅斯：在這兩種情況下，殭化的政治體制都被視為是對國家未來的威脅。但區別在于，俄羅斯需要革新是為了開始高效的發展，而中國需要改革，是因為已經無法按照舊的模式發展。在當前的十年里，人口、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因素將綜合起來，導致鄧小平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建立的中國不複存在。

過去那些年，中國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來自城市化——每年有數千萬農民工進入城市。政府的任務是為投資者開發勞動力資源創造有利條件。為此，政府一方面限制稅負，另一方面提高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在貧窮國家實施這樣的戰略，需要犧牲那些同經濟增長任務無關的一切——從衛生和社會保障到國防。

比如，軍隊和國防工業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都營養不良，而衛生和社會保障的積極改善是2008年才開始的。目前很多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仍然相對較低。這種發展模式的代價是貧富差距和腐敗。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2010年中國有2.44萬人因腐敗犯罪被判刑，但只有5970人被判處5年監禁甚至更高的刑罰。嚴厲對待腐敗分子的程度被高估。在這種情況下，新的腐敗醜聞規模還在增長——被調查和判刑的人中包括政府的成員和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這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中國版本面臨嚴重危機的結果。

現今北京的年輕人用“同志”一詞指代同性戀。入黨變成了簡單的形式化。中國共產黨剩下的威望是由于其經濟、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成就。當中國仍有兩位數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幅時，因意識形態危機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合法性的問題可以被忽視。但這不會再出現——預計增幅不會超過8%至8.5%，之後可能降至7%。

過去30年里保障增長的人口資源已經接近衰竭。目前有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改革初期只有18%）。還有2億農業人口實際上在城市里工作和居住。限制出生率的政策導致，勞動力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從很早之前就開始下降，從2017年開始，其絕對數字也將減少。發達地區正在遭受勞動力短缺。中國不再是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取決于機械制造和電子工業的成就。新經濟需要新的人。中國的勞動力變得要求更多，更加積極的捍衛自己的權力。有關罷工、群體性抗議活動和居民同警察衝突的新聞經常出現。

中國政府2008年開始的增加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開支的政策，只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矛盾。以習近平（他將在2012年秋天的代表大會上接替胡錦濤領導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需要實施大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以更加符合新的中國社會的現實。

顯然，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承認改革的必要性，但其內容是領導人中的“保守派”和“進步派”斗爭的對象。後者傾向于逐步在黨和國家生活中推廣可控民主的元素，這被認為能夠限制官員的專斷。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將西方式的民主視為一種有吸引力的模式。

中國的評論家們經常拿民主的印度作比喻，上世紀40年代末印度的發展在各個方面都超過中國，但目前在各個方面都落後，這被認為是民主在中國沒有前景的証據。

本文原載于3月30日出版的《新聞報》。作者觀點不代表俄新社立場上述文章內容由俄新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