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崔對話,"'第三財政"與"人民的公租房"

自2003年重慶市國資委成立7年來，重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資產總額由1700億元增長至目前的9143億元，年均增長73%，規模由全國第19位升至第4位。同期，中央企業和上海、四川國有企業年均增長分別為25%、7%、8%。

與資產總額快速增長同步，資產質量、布局結構和企業的組織結構、盈利能力等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據重慶市政府常務副秘書長、市國資委主任崔堅介紹，重慶國資幾年來發生的變化包括：

凈資產增長6.5倍，從376億元增長至2448億元。資產負債率由80%多下降至60%左右。

改變了工商產業布局80%以上國有資產的狀況，形成了基礎設施、工商產業、地方金融4：3：3布局國有資產的新結構。

集團戶均資產達到269億元，是六年前的6倍。資產百億集團達22戶，六年前只有2戶；年銷售百億集團達7戶，六年前沒有。

去年實現經營利潤98億元，加上投資集團上繳財政的103億元土地增值利潤，利潤總額為201億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糧食集團因政策性虧損外，市屬國有重點企業已全部實現盈利。

“從‘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的角度看，重慶經驗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性的內涵，我認為對全國是有普遍的參考意義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如此評價。

本報就重慶市國有企業和國資經營改革經驗約訪了重慶市政府常務副秘書長、市國資委主任崔堅以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重慶模式進行時”

《21世紀》：崔堅主任，這些年，重慶國有企業和地方國有資產經營是如何改革的？

崔堅：通過近年來的探索，重慶國有經濟已逐步走出了一條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重慶特色之路，社會各界廣稱為“重慶模式”。具體來說有如下4個方面：

一是通過八大國有投資集團的運作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的建立，彌補了政府財政體制缺陷，使我市區別其他省市擁有了“第三財政”。

二是以國有企業為表達載體，通過市場化方式進行市場調控，改變了政府對市場以行政、法律方式的被動式調控，既遵循了市場規律，又提高了調控效率。如，城投公司、地產集團通過土地儲備，推動形成了我市房地產商按規劃、帶項目、批土地的新格局，有效調控了我市房價。

三是以國有企業為橋梁，連接公有制與市場、政府與市場，成為政府培育市場、規范市場、發展市場，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第三力量”。如，在市場信號一時缺損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我們通過八大國有投資集團的率先進入，激活市場，并帶動了其他資本進入，發揮了市場培育、試驗帶動的功能。

四是通過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推動，改變了政府單純依靠財力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通過市場放大了財力支撐。如，正是有了國有投資集團對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上的貢獻，為我市發展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騰出了財力空間。正因如此，我市財政在西部較弱，但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比其他省市更為充分。在全國31個省市中，我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率先超過4%的基本要求。

《21世紀》：崔之元教授多次來重慶調研，你如何看待重慶國資的發展壯大？好像一些人擔心重慶國企是否會“與民爭利”？

崔之元：最近幾個月，我初步探討了“重慶模式進行時”，它的第一個方面是 “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

現在流行的觀點認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最近的山西小煤窯國有化改制，爭論很激烈，大家擔心“國進民退”。但重慶經驗恰恰表明，不是“國進必然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

《21世紀》：詳細說說“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的運行機制？

崔之元：我們可以從幾個例子來看重慶“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的運行機制。

2000年時，中央允許西部12省市對所有工業企業，凡是符合西部大開發產業條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稅。

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全國統一是33%，之后降低為25%。西部其他省份一開始也執行了15%的優惠稅率，但不少省兩三年后發現，由于稅率太低，地方稅收收入大幅減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會職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動放棄了中央優惠政策，繼續執行33%的企業所得稅率。而只有重慶將此優惠政策堅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稅率。

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優惠期是到2012年，重慶現在呼吁中央將這條優惠政策延續到2020年。

形成“第三財政”

《21世紀》：以15%作為工業企業普適所得稅率的意義何在呢？

崔之元：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是10%，如果所得稅率是33%，那么企業最終所得（平均利潤率）只是6.7%，銀行存款利率可達5%左右，所以搞工業企業實際上比銀行存款稍微好一點，但需要承擔風險。

為什么重慶政府敢于長期堅持15%工業企業所得稅率？原因正是崔堅主任剛才提到的，重慶政府的國有資產大幅增值，使得政府的財政底氣很足，不依賴于對民營企業的高稅收。對此，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提出了一個概念，他認為重慶由于國資增值，形成了“第三財政”。

而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財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稅收，我國最主要的稅種是17%的增值稅，當然也包括所得稅等。第二財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設基金。第三財政收入指的是國資在市場競爭中的增值，形成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國資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稅率，民營企業和老百姓可以繳納較少的所得稅，投資有利可圖，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機制。

還有就是重慶藏富于民的一大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財政”。現在老百姓怨聲載道，認為房價太高。其中一個批評是認為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使地價推動房價高得不可思議。重慶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財政，這是藏富于民的關鍵舉措之一。

《21世紀》：過去幾年中，重慶國資增值得到了社會關注，但有人認為重慶的國資增值也只是靠土地的財政。你怎么看呢？

崔之元：我認為重慶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財政，重慶市國有資本在市場競爭中的全面增值，使得重慶市政府并不依賴于短期的土地財政，并不依賴于在某個項目中一定要賣出高價。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必須嚴格控制國有土地出讓價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體做法是，經濟適用房土地出讓價不超過房價的六分之一，中低檔商品房地價不超過房價的五分之一，高級商品房地價不得高于房價的三分之一。因此重慶的房價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城市的房價。

崔堅：實際上，重慶在全國率先大建“公租房”。今年第一批1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將由四大國有集團著力推進。這四家國有集團是重慶市地產集團、建工集團、城投集團和一家國有大型建筑企業，他們分成兩組，分別完成土地準備、資金籌措、建設等任務。

這些國企不僅不“炒地皮”，而且不收土地出讓金和各種稅費，以低價格出租。公租房收取的房租和物管費僅夠付銀行利息，而國有集團投入的建設本金，將由這幾家公司用10年左右的時間“內部消化”——用企業利潤沖抵建設資金投入的欠賬。

國企“啄木鳥”

《21世紀》：重慶渝富公司在重慶國資中的地位是什么？

崔堅：重慶國企有一個類似中央匯金的公司——渝富公司，他有４００億元資產。

渝富成立五年來，已經累計為企業處置不良債務、不良資產近３００億元。目前重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很低，和渝富的運作關系密切。

渝富還為企業破產、搬遷提供資金周轉。比如：重鋼要搬遷，啟動就需要１００億元，重鋼哪里有這筆現錢？這就需要一個杠桿，渝富就充當了這個杠桿。

渝富還參與資產重組、企業重組、銀行重組、證券公司重組、國有集團股權重組，成為一批國有企業的戰略投資者。在此過程中，幫助各類國有企業解決了問題，渝富自身也得到了發展。用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渝富相當于重慶各個國有企業的“啄木鳥”，專門把樹上的蟲子、問題解決掉。

崔之元：我個人認為，國務院國資委宣布的要在今年上半年掛牌成立的“中投2號”—國新公司，實際上要發揮和重慶渝富公司同樣的“啄木鳥”作用。李榮融主任曾專門調研渝富公司，對重慶國資經驗予以肯定。

《21世紀》：崔教授如何看待重慶經驗的理論意義？

崔之元：重慶國資經驗和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自由社會主義”理論不謀而合。

米德最深刻的洞見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

重慶正在進行著“自由社會主義”的試驗。由于重慶的“國資增值”，能夠給政府提供“第三財政”（一般稅收和基金之外），因此重慶國資不僅沒有“與民爭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

2002年，重慶財政收入157億元，政府債務余額450億元；2008年，財政收入870億元，債務余額還是450億元，考慮到物價上漲和利息因素影響，政府債務余額為負增長。

同時，重慶投入近2000億元進行了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城鄉面貌出現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被媒體稱為“3個月換一版地圖的城市”。 從“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的角度看，重慶經驗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性的內涵，我認為對全國是有普遍的參考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