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通向變革的三個"累積層"

匈牙利是我們此行的最後一站，我們抽出了半天時間，專程前往布達佩斯東郊的「新公墓」去拜謁納吉的墳墓。「新公墓」是布達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綿延數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當地朋友告訴我們，一定要在墓區管理人員的帶領下前往，否則墓區太大會迷路。而我覺得，納吉是匈牙利現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墳墓應該會非常醒目，不會難找。但當一位顯然是「70後」的墓區管理人員把我們帶到「1956年遇難者墓區」時，望著無數相同的沒有人名、沒有生卒年月、沒有墓碑、只矗立著繫著國旗色絲帶的木樁的標誌(圖1)，他也茫然無措，不知該如何尋找。大家四處尋找，終於在這一片墓區的東邊找到了伊姆雷·納吉的墓，那是一塊橫在地上、二尺寬、四尺長的再普通不過的石碑，比我想像的要簡陋得多，碑前沒有雕像，沒有裝飾，碑上沒有生卒年月，只寫著「伊姆雷·納吉，匈牙利人的總理，1956年」(圖2)，簡單得令人不敢相信。剛開始我還心存疑惑，擔心這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納吉的墳墓。眾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當蘇聯坦克和重型火炮響徹布達佩斯市區時，納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赫魯曉夫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明白無誤地記載，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蘇聯人的意志，處決了納吉」，而墓碑上?

難怪有人說，瞭解東歐現代史有三把鑰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這兩把鑰匙是東歐各國共有的，至於中間的這一把，各國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蘭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這三把鑰匙足以串聯起東歐國家的現代歷史，它們其實就是一個因果鏈條上的三個轉折點，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層」一樣，相互疊加，互為因果，每一個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個「累積層」，或者說，每一個非正常結束的歷史事件注定會成為下一個歷史事件的開端，在這一點上，不但歷史事件驚人地相似，就連時間、過程等細節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這三個「歷史累積層」最後導致了1989年蘇東地區大雪崩式的制度變遷。

風雲突變的1947年

很多人對後兩把鑰匙還記憶猶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個什麼特殊的年代，以及為什麼說這個年代是東歐現代史上的重要一環。

二戰結束後，東歐各國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共產黨在議會和政府中都不佔優勢，因此當時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黨議會制和經濟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東西方大國拉開「冷戰」序幕，3月美國宣佈實行 「杜魯門主義」，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復興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並向包括蘇聯在內的東歐各國發出邀請，蘇聯表示拒絕，也禁止東歐國家加入。斯大林明確說：「馬歇爾計劃是直接打擊蘇聯的。」為了應對「馬歇爾計劃」，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蘇、波、捷、匈、羅、保、南、法、意九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西南的療養勝地、弗羅茨瓦夫省的波倫巴小溫泉舉行會議，會議內容沒有事先通知與會的各國代表。在會上，蘇聯突然提出要成立共產黨情報局，要求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各國立即按照蘇聯模式實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再允許各國實行通向社會主義的「多種道路」，必須服從「蘇聯中心」的指揮和蘇聯的外交策略。這個提議遭到眾多代表的反對。波蘭工人黨總書記哥穆爾卡說：「國際工人運動迄今的實踐表明，這樣的中心弊

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爾認

為，這會遏制各國共產黨的獨

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蘭斯基表示抗議，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與會人員也覺得這種做法不符合社會主義政黨的傳統；其他一些國家的代表則以事先沒有取得本黨中央的授權為由，希望暫緩成立該機構。但是在斯大林的強硬要求和遙控指揮之下，會議當場通過了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定。至此，兩個陣營的對立成形，在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之下，根據 「莫洛托夫計劃」，1949年「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東歐各國原則上只能保持同「經互會」國家的貿易往來。

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後，東歐各國都發生了幾件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導致它們停止已經開始的 「自己的發展道路」。在看到東歐各國共產黨的不服傾向後，蘇聯決定先拿南斯拉夫開刀，指責「鐵托集團」掌握在 「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目的是「與蘇聯相抗衡」。接下來，蘇聯在東歐各國激烈批判 「民族主義」，展開清除「民族主義」的運動，凡是主張「本國國情論」的人統統被認為是「對蘇聯榜樣的蔑視」，誰要談獨立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墮落到反蘇立場」、「墮落到出賣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是「背離了馬列主義的『富農黨』」，要予以清算。同時，蘇聯打斷了從1944年開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發展道路，認為這是 「助長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違背和歪曲列寧主義的」，是「馬列主義的叛徒提出的無視蘇聯歷史經驗的理論」，東歐各國必須立即結束人民民主階段，轉向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日丹諾夫還在情報局成立會議上指責社會民主黨是帝國主義的幫兇。他向東歐各國共產黨提出，工人階級只有一個，共產黨也必須是唯一的，工人階級內部不能有改良派與革命派之分，社會民主黨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把社會民主黨看成最接近共產黨的力量，不存在聯?

在東歐各國共產黨內部，一直就存在著在本國堅持反法西斯鬥爭游擊戰的「本土派」與前往蘇聯投奔蘇共的「莫斯科派」之間的分歧。「本土派」對「莫斯科派」隨著蘇聯紅軍一道回來「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滿，更對他們在建設時期唯蘇聯馬首是瞻、丟掉了民族旗幟的治國路線極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蘭的哥穆爾卡、捷克的斯蘭斯基、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國很有威望。二戰中他們在國內從事艱難的地下鬥爭，對本國本民族的實際情況更為瞭解，他們希望根據本國的特點，探索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947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以後，對待蘇聯的態度便成為衡量這些國家共產黨忠誠度的唯一標準，於是那些依仗蘇聯權勢的 「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張打擊「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認為東歐國家無權選擇自我發展道路，必須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從蘇聯人的指揮就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於是，在1948－1949年，東歐各國都出現了破獲「反革命集團」的案件，其數目之多、涉及人數之廣，達到了使蘇聯內務部的官員超負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領袖都受到波及。他們或是被捕入獄，或是不經審判被處決，或是被迫流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日後的劇變，就無法迴避1956年一樣，提到1956年事件，也無法繞開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運動有它的獨特性，建立在工人運動基礎上的社會民主黨要比共產黨的歷史長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礎。匈牙利工人黨成立於1873年，1890年改名為匈牙利社會民主黨。而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於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會民主黨晚了40多年，1919年庫恩·貝拉領導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時，社民黨和共產黨曾一度合併，5個月後政權被顛覆，兩黨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產黨在維也納重建，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國扶持霍爾蒂的「箭十字黨」執政，共產黨的活動十分困難。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匈牙利共產黨也隨之宣告解體，一些人以「和平黨」的旗號留在國內堅持鬥爭，黨員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蘇聯組建了駐外的中央委員會，1944年，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國內從事地下活動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產黨，並與國內並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黨再度合作。由於雙方的價值立場相近，又有國內抗戰的共同經歷，於是雙方於1945年成立了兩黨聯絡委員會。而跑到蘇聯去的拉科西等人隨蘇聯紅軍進入布達佩斯，與國內的中央委員會合併。「莫斯科派」由於有蘇聯人作後盾，順利地成為黨的主要領導，由1941－1944年擔任國外委員會領導並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的拉科西

下轉42版

上接41版

1945年匈牙利舉行戰後第一次選舉，凡年滿20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選舉中，小農黨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黨獲得17.41%選票，共產黨獲得16.95%的選票，全國農民黨、公民民主黨瓜分了其餘的選票，小農黨創始人蒂爾迪·佐爾坦組建聯合政府，該政府採取了「既不執行左翼政策，也不採納右翼方針」的中派路線。1947年匈牙利修改選舉法，限制右翼團體和個人參加選舉，在該年的選舉中，共產黨獲得22.2%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1948年6月，在日丹諾夫的提議下，共產黨兼併社民黨，然後改名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此舉遭到社會黨的部分黨員抵制，很多人退黨。此後「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團獨攬大權，拉科西一人包攬了國防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匈共總書記三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會主義越發展，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在黨內排除異己，清洗「本土派」與兼併過來的社會民主黨人。1948年匈牙利開始「大清洗」，黨內的「老近衛軍」都被以「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獄，二戰中在國內堅持游擊戰或被霍爾蒂政權監禁的「本土派」成為矛頭所向。在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當其衝，另有19萬人被開除出黨。1949年匈牙利的黨派競選結束，

在從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礙以後，拉科西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照搬蘇聯的重、輕、農的順序和「五年計劃」發展藍圖，不顧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積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匈牙利根據蘇聯的要求加快工業化的步伐，「一五計劃」中搞「大躍進」，把「五年計劃」中原先設定的90％的工業增長目標提高到200％，重工業增長目標則由104％提高到280％。這樣的高積累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實際工資與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高徵購和強迫集體化使農業生產陷入停頓，1/10的土地拋荒，食品供應緊張，1948年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治局委員的納吉告誡說：「強行實行集體化必然要以災難告終。」這種狀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政治形勢惡化，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日漸高漲。

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納吉·伊

姆雷

在布達佩斯多瑙河畔的議會大廈前矗立著一座納季·伊姆雷的雕像，頭戴禮帽、手拿枴杖的納吉站在一座橋上，雙手交叉在橋的圍欄上，安詳地注視著過往的行人。我問陪同者，為什麼要塑造一個站在橋上的形象，回答是，橋是體制的象徵，在匈牙利共產黨人中，只有納吉跨越了體制，走到了「橋」的中央。後來我們還在別處看到一尊雕像，是納吉1956年10月23日在議會廣場上手拿講稿的形象(圖3)。據我所知，劇變後東歐國家為前共產黨人塑造雕像的僅此一例。納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覺的殉難者。

在東歐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納吉是一個另類。這並不是指他的政治觀點和1956年的舉動，而是指他的「出身」。一般來講，東歐各國的「改革派」大多出自「本土派」，但納吉是例外。納吉與拉科西一樣，是「講俄語的人」，是典型的「莫斯科派」，他與蘇聯之間的淵源之深超過了匈牙利「莫斯科派」當中的任何人。納吉1918年在俄國參加俄國共產黨，並加入蘇俄紅軍，1930年受共產國際派遣，在布哈林主持的「國際農學院」和蘇聯中央統計局工作，移居蘇聯長達十幾年之久。正是這段學院的研究經歷，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和獨立見解，並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響，同時因長駐蘇聯，對斯大林體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認識。同是「莫斯科派」，但他與拉科西只想討好蘇聯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從政以來就認為，「民主化」、「法制化」建設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好形式」，社會主義要想比「人民民主」時期更具有合法性，就必須考慮到民眾的利益。納吉在1944年回國擔任農業部長，負責戰後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內務部長，1946年由於中央認為他的性格「太寬厚，不適應內務工作」，被改任為國民議會議長，1948年納吉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匈中央全會指責納吉 「犯有布哈林傾向錯誤」，被免去政

1953年6月，納吉出任總理後立即提出改革綱領。納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蘇聯的教訓，反對片面的高速度，要全面發展，降低重工業發展的速度，立即下馬一批大型投資項目，發展輕工業，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改善市場供應和職工福利，降低工業品價格，取消對農產品流通的限制，不要過早地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中允許退社，允許小私有企業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關閉集中營，加強法制建設，設立檢察院，審理違法案件，這些政策後來被統稱為納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夠在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除了個人的理論水平、勇於探索的精神、從匈牙利的實踐出發以及對蘇聯經驗的總結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當時蘇聯的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後頒布「新方針」，也在探索蘇聯的改革道路。納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後，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擁護，但也使納吉與拉科西之間的黨內派系矛盾公開化、尖銳化。

納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熱烈歡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導下，許多正在上馬的大型重化企業紛紛擱置，全國有729個農業合作社解散，農貿市場開業、自留地遍地開花，背「小口袋」的個體交易者活躍起來，這種在當時看來是「資本主義氾濫」的局面，在匈牙利黨內引起了很大爭議，很多人感到納吉步伐邁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於是形成了「反擊納吉」的保守派陣營。這時拉科西趁機到處收集納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報告說，納吉實行的「資本主義」政策擾亂了國內的計劃經濟，使匈牙利邁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陷入危機之中。1955年2月，蘇共黨內鬥爭結束，主張改革的馬林科夫失勢，被免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於是拉科西也加大了批判納吉的聲勢。1955年4月，匈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撤銷納吉黨內外一切職務，由赫格居斯接任總理，8個月之後，納吉被開除出黨，這是納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馬。納吉隨即埋頭從事理論研究，在1955－1956年先後撰寫了《關於共產主義》、《道德與倫理》、《當前的幾個迫切問題》、《國際關係的五項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等著作，而那些「六月政策」的擁護者在納吉身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體制外思想流派。

「裴多菲俱樂部」與1956年

事件

1956年蘇共20大 《秘密報告》在東歐各黨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各黨內再次出現改革派的呼聲，這對匈牙利的黨內鬥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納吉認為，從《秘密報告》中披露的資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針是正確的，這就更堅定了他的改革決心。受蘇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牙利共產黨內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識分子於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裴多菲俱樂部」。這本是一個鬆散的學術團體，其初衷是要以匈牙利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傳統為目標進行思想探索，並沒有組織反對派政黨的考慮。但是，對拉科西集團不滿的社會力量很快就在這個旗幟下聚集起來，裴多菲俱樂部成為改革派的智庫與活動平台。3月30日，裴多菲俱樂部召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數千人大會，批判拉科西的錯誤路線。4月，裴多菲俱樂部又舉行了多場與蘇共20大精神有關的研討會，被壓抑了多年的民族情緒一下釋放出來，布達佩斯處在沸騰之中。

6月，也就是納吉「六月政策」三週年紀念日時，裴多菲俱樂部的影響力達到極盛。6月27日這一天的討論題目是「新聞和媒體」，消息發佈出去以後，原定下午7點鐘開始的研討會，從四點鐘開始就擠滿了人群，只好在附近的公園拉高架線設立分會場。會議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上萬名聽眾聚集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傾聽來自黨內民主派和民間思想者的聲音，最後一個發言的是新聞部副部長羅松奇·蓋佐，他講述了1955年納吉被貶黜的經過，使會場的氣氛達到高潮。人們全體起立，要求納吉回到領導崗位，「納吉·伊姆雷！」、「納吉回來！」、「我們要納吉！」、「我們相信納吉！」的口號聲與匈牙利以前的國歌《科蘇特之歌》和《馬賽曲》響徹布達佩斯。

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成為一個眾人關注的問題。裴多菲俱樂部在拉伊科案件七週年時專門組織了一場報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審判員和律師問題》的演說，她向聽眾講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後後以及自己在獄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牽連者的悲慘處境，聽眾無不動容。迫於形勢，新上任的匈共第一書記格羅開始討論拉伊科的平反問題，在亂墳崗裡挖出拉伊科遺骸的紀錄片播放以後，全國震驚。10月6日，匈牙利為拉伊科等四名原勞動人民黨的領導人舉行國葬，布達佩斯有30萬人為之送行，接下來國內平反的浪潮接連不斷，悲憤情緒積聚。

10月14日《自由人民報》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恢復納吉黨籍的決定，格羅認為，拉伊科已經平反，納吉也恢復了黨籍，國內的局勢理應趨於平緩，便出訪南斯拉夫，希望尋求鐵托的支持。10月20日，波蘭統一工人黨改選，與納吉命運相同、也曾遭到罷黜的哥穆爾卡復出，當選為波蘭第一書記。消息傳來，匈牙利學生深受鼓舞，要求讓「匈牙利的哥穆爾卡——納吉」回到領導崗位。10月22日，裴多菲俱樂部向中央提出十點要求，同一天布達佩斯學聯也向政府提出十六點政綱，主要內容都是要求回到納吉「六月政策」的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對拉科西的錯誤進行清算，維護匈牙利民族尊嚴，反對蘇聯大國主義。

10月23日示威活動繼續擴大，在1948-1949年整肅中被取締的民主黨派和社會民主黨也紛紛亮出旗號，要求回到議會政治的「人民民主階段」。中午12點，布達佩斯科蘇特電台播送以內務部長皮羅什名義發佈的一道禁令，宣佈禁止公共集會和遊行，違者將受到嚴懲，對仿照蘇聯克格勃建立起來的內務部極端反感的布達佩斯高校的學生無視命令，繼續沿著多瑙河岸遊行示威。學生隊伍舉著匈牙利國旗和波蘭國旗，扛著聲援波蘭和要求納吉復出的橫幅。因黨內對群眾運動的態度出現意見分歧，同情學生的軍事院校學員也加入遊行隊伍，內務部在下午2時宣佈取消禁止遊行的命令。但示威者有增無減，湧上街頭的人已達20多萬，民族主義和反蘇情緒交織在一起。

傍晚時分，納吉出現在在國會大廈的陽台上。他說：「我向到場的人們致以熱烈的致敬，我向你們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們的熱情，定會排除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我們將通過黨內談判和討論問題的途徑來解決目前的衝突。」隨後他要求群眾克制，特別強調「我們要捍衛憲法、秩序和紀律，政府將快速做出決定。」這是一個旨在平息事態的講話，納吉冷靜的態度讓對他期望值很高的遊行群眾感到失望，講完之後沒有人鼓掌贊同，沒有人響應。納吉請求群眾一起唱國歌，唱完國歌以後納吉就離開了現場。

晚上8點，匈黨中央第一書記格羅講話，他首先否定了這場運動，並指責那些 「敵人」、「資產階級」、「暴徒」、「別有用心者」，反覆強調蘇聯人的「解放」和無私幫助。格羅的講話如同火上澆油，使激奮的群眾無法控制，事態很快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危急情況下，匈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有納吉參加的緊急擴大會議。納吉臨危受命，立即被恢復了政治局委員和總理的職務。會上，前總理赫格居斯提議邀請蘇軍來進行軍事鎮壓，納吉同意實行緊急狀態的戒嚴令，但反對使用武力鎮壓。

10月24日，納吉發表《告匈牙利人民書》，他呼籲群眾停止戰鬥，停止流血，恢復秩序，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給政府時間。他說：「憑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手段，我們將以我1953年6月提交議會的綱領為基礎，在各個方面有系統地實行民主化。」但是這樣的許諾為時已晚，納吉復出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他的聲音被淹沒在群情激奮的人群中，暴動向全國蔓延。24日，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乘裝甲車抵達布達佩斯，準備以武力解決匈牙利事變。而納吉仍想做最後的努力，他認為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應由匈牙利人來自己解決問題、平息事件。由於蘇軍第一次進城受阻，蘇聯人同意由納吉、卡達爾等人嘗試以和平手段恢復秩序，並且撤換格羅，向群眾讓步。

經過領導層的緊急磋商並徵得蘇聯同意(後來證明這一同意只是緩兵之計，蘇聯實際上已在準備再次出兵)，納吉等人決定進行東歐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經失去社會擁護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宣佈解散，改組為社會主義工人黨，並由卡達爾出任第一書記。在10月底的幾天裡，卡達爾與作為政府首腦的納吉似乎在合力平息事態。他們向全國宣佈「10月23日事件」是「民族民主運動」、「人民愛國運動」，並表示要讓蘇軍立即撤軍、回到人民民主制度上來，舉行自由選舉、組織由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前小農黨、社民黨、全國農民黨參加的聯合政府。但是局勢仍未能控制住。10月30日，暴動者衝進布達佩斯市委大樓，市委書記麥澤·伊姆雷被殺。此時卡達爾在蘇聯暗中策動下，終於與納吉分道揚鑣，「失蹤」後出現在蘇軍控制區，並宣佈另組新政府，邀請蘇軍再次出兵鎮壓。11月1日，蘇軍坦克進入匈牙利境內，納吉至此宣佈與蘇聯決裂，退出華沙條約組織。11月4日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摧毀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萬人死亡，15萬人出逃。納吉進入南斯拉夫使館政治避難。這是他的第三次下台，這一次納吉再也不可能再復出了。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國審判，1958年6月16日以 「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叛國」的罪名被處決。臨終前的納吉表示：「我在一生中曾三次試圖挽救社會主義的聲譽，但是三次都被『強大的外部勢力』破壞了。」他指的是1953年的「六月政策」、1956年的復出與其後的與蘇聯決裂，據說他臨刑前高呼「獨立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萬歲！」巧合的是，七年前的6月16日也是拉伊科被以「武裝暴動罪」逮捕的日子。

無法繞開的1956年事件和納吉

問題

在蘇共28大上，蘇聯對東歐的政策改變，嚴格控制東歐的傳統被放棄。1987年《蘇聯外交通訊》刊登了戈爾巴喬夫的一篇講話。他說：「我們無權教導別人，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切事情必須由蘇共蓋章批准的做法已經結束。」蘇聯人的變革之風令東歐的民眾感到歡欣鼓舞，東歐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勢力再次萌動起來，歷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點上，只是這一次蘇聯的坦克再不會出現了。

1988年，納吉的女兒同其他四位與納吉一同遇難者的遺孀組成一個「歷史公正委員會」，要求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復名譽。1988年6月16日，在納吉被處決的30週年紀念日，有幾百人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為匈牙利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會上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無法迴避的歷史問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觸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變黨的形象，就不可能與過去的錯誤劃清界限，不可能獲得主動權。正如政治局委員波日高伊所說的，「要變革就無法繞開1956年事件和納吉問題」。1989年1月匈政府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匈政府準備重新安葬納吉和同案人，1月28日波日高伊向記者宣佈，由他領導的「重新評價歷史委員會」根據調查得出的結論是，「1956年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反對當時正在使國家蒙受恥辱的寡頭統治的人民起義。」2月6日13個群眾組織發表聯合發明，表示擁護「人民起義」的結論，並強調只有公正的對待歷史，政府和民間才有對話的可能，否則「將加深政治危機，喪失國家振興的有利時機」。2月10-11日匈共中央提前召開中央全會討論 「1956年事件」的結論問題，在這次會上鬥爭十分激烈，黨內明顯分為兩派，最後雙方協商向外公佈的結論是?

歷史的軌跡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納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黨制、外交中立、退出華約」這些綱領性的問題再次擺在社工黨面前。他們已經意識到，1956年蘇軍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於是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幾個迫切問題的立場》的決議，決定開放黨禁。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節，社工黨呼籲與其他團體聯合紀念這個節日，遭到拒絕。3月15日紀念活動分兩處舉行，官方的活動是在貝姆廣場，民間的活動是在裴多菲雕像前，結果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官方的活動是淒慘暗淡，民間由31個政黨組織的活動聲勢浩大，呼籲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蘇聯撤軍，反對一黨制，實行言論、新聞、宗教自由的發言接連不斷，最後全場一致通過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為民族節日。這一次活動證明，社工黨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極點。5月9日社工黨就重新安葬納吉發表公告，「中央委員會認為，1989年6月16日安葬納吉和他的戰友具有歷史的象徵意義」。社工黨對納吉做出了遲到的評價：「納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後匈牙利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傑出的國家領導人，他的一生同共產主義運動密不可分，他是社會主義改革的象徵」，「他早就認識到，要改變與匈牙利的傳統格格不入的、沒有生命力的政策，黨的政策必須體現人的價值，必須體現匈牙利的民族特點。」中央委員會根據「重新評定歷史委員會」公佈的全部材料得出結論，1958年6月審判的納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決是非法的」，「政府要堅決同過去的錯誤、同不止一次地違反憲法的政治決定劃

1989年6月16日在布達佩斯舉行了為納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國葬」儀式。在這一天，像1956年為拉伊科舉行國葬一樣，30萬人參加了弔唁安葬活動(圖4)，只是這兩個安葬日之間已經跨越了33年。匈牙利社工黨的時代結束了。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