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輪之行

1985年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轉折：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年，物價和工資制度改革全面展開，在城市放開了肉、魚、禽、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價格。1984年底爆發的「經濟過熱」，給經濟體制轉型提出了緊迫的課題：怎樣進行宏觀調控？繼續使用行政命令最為簡便順手，可是，改革怎麼前進呢？

24年前的此時此刻，9月2日-7日，長江上，行駛著一艘嶄新的游輪，叫巴山輪。這條尋常的客輪，扮演著不尋常的角色。游輪上正在召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有60餘位中外重要經濟學家和官員參加，他們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 (JamesTo－bin)；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凱恩克勞斯爵士(Alexan－derCairncross)；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埃明格爾 (OtmarEm－minger)；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爾奈(JanosKornai)；英國牛津大學安東尼學院高級研究員布魯斯(WlodzimierzBrus)；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斯洛文尼亞藝術與科學院通訊院士巴伊特(AleksanderBajt)；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里昂信貸銀行董事阿爾伯特(MichelAlbert)；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南朝鮮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瓊斯(LeroyJones)；日本興業銀行董事、調查部部長小林實等。世界銀行駐北京代表處主任林重庚、世行官員亞德裡安·伍德以及中國方面的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安志文、國務院經濟研究主心總幹事薛暮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馬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高尚全、楊啟先、童大林、洪虎、吳敬璉、趙人?

幾天前的1985年8月31日，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在中南海會見了將要上船的外國經濟學家和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堅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務市場；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顯然，中國領導人的頭腦裡，已經有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思想和框架。

9月2日，巴山輪從重慶起航。巴山輪會議是國務院批准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薛暮橋致開幕詞後，便開始討論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接下來的議題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國際經驗(3-4日)；計劃與市場問題(5-6日)；可供中國參考和借鑒的國際經驗(6-7日)。

沿長江向東，巴山輪經忠縣石寶寨，過雲陽縣城，在奉節小憩；又行至巫山，換乘兩頭尖、肚兒圓的柳葉舟遊覽小三峽——龍門峽、鐵棺峽、滴翠峽；再經葛洲壩到宜昌、沙市、武漢。經濟學家們一面思想衝浪，一面沿線參觀農貿市場、荊州博物館、黃鶴樓、江漢路一條街，走訪農戶。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科爾奈的一個分析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他把一切經濟體制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行政協調，二類是市場協調。在第一類中，又分為直接行政控制和間接行政控制；在第二類中，又分為沒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科爾奈傾向於選擇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中國人對此都很認同，似乎覺得找到了改革的方向。然而，怎麼實現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調呢？計劃經濟時代，宏觀調控手段就是計劃和財政，連「宏觀」這個詞，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詞。時任體改委規劃局局長的楊啟先坦陳，「當時儘管提出了商品經濟，其實大家的思想並不統一，很大程度是因為，對怎麼實現這個目標心裡沒底。具體目標究竟是什麼？怎麼走？直到在巴山輪會議上，我們才得到了特別突出的概念，宏觀調控最要害的是金融手段」。而此前國內即使是主張商品經濟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只是認定市場比計劃好。與西方專家學者的第一次正面接觸，聽他們講怎樣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間接調控，中國學者和官員都極為興奮。

明確了改革目標是商品經濟，改革的道路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是激進的「一攬子」，還是漸進？布魯斯認為只能循序漸進；科爾奈則認為不可一概而論。比如所有制改革宜分步漸進，而計劃、物價、工資體制則可能一攬子改革效果更好。劉國光和趙人偉提交的論文《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幾個問題》，討論體制改革的經濟環境，所有制變革中的股份制以及模式轉換中的雙重制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只能走激進式改革道路，同時也直面雙軌制產生的摩擦和紊亂，提出平穩過渡建議。

會上的另一個主題是怎麼克服「經濟過熱」。托賓發言時，拿了一張中國統計數字表。張卓元說，托賓能從主要經濟指標看出中國經濟運行處於過熱狀態，「他讓我們在座的中國人都非常訝異」。吳敬璉則對兩位外國專家印象深刻：一位是曾經擔任德國聯邦銀行行長的埃明格爾，不屬於凱恩斯學派；另一位是托賓——凱恩斯主義貨幣問題大師。雖然派別不同，但他們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都給出了一致判斷。托賓建議，要採取「三緊政策」，即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

有這樣一個比喻：改革相當於要造就一輛性能良好的汽車，經濟政策相當於汽車駕駛員。不能指望一個好的經濟體制自然而然地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因為糟糕的駕駛員會使最好的汽車翻車。大家達成了共識：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利用市場，而是宏觀管理手段跟不上，限制了利用市場的能力。

7日上午，會議在武漢閉幕。馬洪在閉幕詞中講如何通過微觀和宏觀經濟體制改革保證經濟穩定增長；談及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收入政策是我國經濟運行機制中的薄弱環節；要提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和開放金融市場。外國人沒有想到中國經濟學家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運用現代經濟學原理把問題說得如此清楚。

在漢陽晴川飯店，楊啟先起草給國務院領導人的報告 《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對我國改革有參考價值的幾點意見》(10日)，接著寫了 《關於「巴山輪會議」主要情況報告》(12日)報送國務院。十天後，9月23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七五」計劃建議中，就已經吸收了巴山輪會議的成果。

科爾奈提醒中國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復中央集權的危險。「解決改革過程遇到的經濟困難最簡便的辦法是重新運用行政手段，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部門的本能反應。必須時刻記住改革的總目標」。郭樹清在會後發表的《國際知名學者和專家談中國經濟改革》一文，也強調了改革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阻力，有重新回到集權體制的可能性。關鍵是要改革，不要復辟。

顯然，林重庚是巴山輪會議的靈魂人物。由於中外雙方話語系統不同，起初三天，彼此講不到一起，出現了三岔口。他從中協調，安排私下個別交談，才使後兩天的會議開得越來越有成效。他不僅請來外方專家，還提議讓45歲以下的青年學者參加。因此，會上才有了29歲的郭樹清、何家成等人。張卓元特別佩服林重庚深厚的外國經驗和背景。講到養老金，林重庚便介紹智利怎麼做，新加坡怎麼做，哪些對我們有參考價值，而中國學者則對外國知之甚少。討論工資問題時，外國專家把工資作為一個價格來談，講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市場，很多中國學者和官員頭一次聽說。

一散會，阿爾伯特就急著回國參加董事會，計劃從武漢飛北京，再飛法國。而武漢班機誤點，令他非常著急。他說自己是董事長，不能延誤。還說「我是中國政府請來的客人，你們應該想辦法用專機把我送到北京去」。一個西方人提出如此特殊要求，側面地反映了他作為參會者的榮譽感，認為自己是來為中國政府出謀劃策的。往後中國有無數多的國際會議，大概沒有人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趙人偉說：「當時的學者有改革的參與感和使命感，定位比較好，官員也不擺譜，官員和學者同心協力搞改革，不比誰高誰低。」

這是一次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思想啟蒙，也把焦點集中在了「政府-市場-企業」上，為1987年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做了理論準備。按照龔育之的說法，「離確認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只隔一層紙了」。

巴山輪會議的主角薛暮橋、馬洪、布魯斯、托賓都已作古，巴山輪也早已退役，連三峽沿線的很多道風景都不復存在了，而巴山輪會議的精神財富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