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動民間消費邁向消費大國

內需型社會的發展目標是多層次的，但內需型社會的經濟基礎還在于民間的消費驅動力。比較中美歐日，本土消費率、廣義貨幣量、全球消費市場這三個指標，中國份額都很低。中國要有效拉動內需，當務之急恐怕是要調整現行的政策體系，在政府驅動消費的主導性不變的前提下，逐步強化民間的消費驅動力，逐漸改變社會的主流家庭結構與收入來源。至少應提升中國的全球消費市場份額，首先朝著消費大國的目標前進。

中國經濟正在從“世界工廠”走向“內需型社會”，所以應該談談內需型社會的經濟學，在理論上解讀內需型社會的消費驅動力，幫助我們理解個人、家庭和政府的消費行為。

若把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分成兩個時代，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學重點關注的是生產領域，凱恩斯時代的經濟學重點關注的是消費領域，因此要理解內需型社會的消費驅動力，還要回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起點。

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大心理原因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美國1929-33年“大蕭條”時代的產物。一個英國經濟學家為什么影響了美國的政府決策？很多人說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的建議，這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凱恩斯曾經和羅斯福總統見過一面，談話58分鐘，曾寫過一封“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公開信”。但據已公開的白宮會談記錄看，當時的會談其實話不投機，凱恩斯后來說羅斯福總統不懂經濟，羅斯福則說凱恩斯是一個數學家。在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戈登教授訪華期間，我曾經當面問過戈登教授，他回答說羅斯福總統多半是在吃早餐時隨機決策的，身邊幾乎沒有什么經濟學家。顯然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的地位并不像現在這么顯赫，白宮也沒有經濟顧問委員會，充其量也就是和中國的皇帝一樣，總統身邊有幾個類似于紀曉嵐和東方朔這樣的“師爺”。

但在拜會羅斯福總統之后，凱恩斯對白宮幕僚的一次演講卻很重要。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如果你們每月只消費一個億，經濟蕭條將會加速度惡化；如果你們每月消費兩個億，蕭條將長期存在；如果你們每月消費三億以上，美國經濟就會迅速走出蕭條，并引領世界經濟走向繁榮。接著，凱恩斯對白宮幕僚們解讀了他的經濟學理論，重點講述了政府消費的“乘數效應”將如何以逐級放大的倍數創造就業、投資和消費。可以推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通過美國政府的實踐逐步理論化的，而政府的赤字財政和舉債投資，則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在凱恩斯看來，蕭條和失業都可歸因于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本源是三大心理定律，其一是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家庭財富越多，家庭消費的比例越小，所以總消費不足，需要有政府消費來“填空”；其二是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企業財富越多，投資就越加保守，所以社會總投資不足，需要有政府投資來“填空”；其三是貨幣的流動性偏好，所謂流動性偏好，就是人們喜歡貨幣，喜歡貨幣的流動性，所以總有一些貨幣實際上會退出流通，結果是貨幣流通總量不足，需要政府多印刷發行一些貨幣，來填補社會的流通貨幣不足，這就引出了“適度通脹”的政策目標。政府消費，政府投資和政府超額貨幣發行，都是要“填空”，填補社會消費不足、社會投資不足和流通貨幣不足，從三大心理定律演繹出政府“填空”的宏觀經濟調控功能，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邏輯。

但是，政府需求的增長，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都會在貨幣總量的增長中逐漸喪失能量。貨幣是一把雙刃劍，可載舟亦可覆舟，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雖然能夠驅動政府的投資消費，但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必須保持“適度”，否則將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帶來經濟和財富的負增長。政府驅動經濟增長的力量會逐漸弱化，這就是政府驅動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因為，政府的經濟行為不是經濟增長的永動機，只能是民間需求增長的啟動器或加速器。貨幣是經濟的潤滑油，政府是增長的加速器，民間的投資與消費才是經濟增長的永動機。凱恩斯經濟學的“乘數效應”理論，描述了政府的消費與投資將如何通過市場的傳導機制演變為民間的消費與投資，從而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消費驅動力，才能真正化解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

內需型社會的三大經濟目標

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內需型社會，內需的增長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民間消費、二是民間投資、三是政府驅動。政府驅動經濟增長的資金來源，除了政府稅收與政府資產之外，只能是貨幣和債券。治大國如烹小鮮，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就是兩張“紙”，一張紙是現貨即貨幣，一張紙是期貨即債券，管好這兩張“紙”，就能夠使民間投資與消費的驅動力像永動機一樣運轉。

內需型社會的經濟基礎在于民間的消費驅動力，比較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第一個指標是本土消費率，日本和歐洲的本土消費率非常接近，美國很高，中國很低，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美國的過度消費與中國的過度生產。美國人為了消費而舉債，中國人為了就業而生產，如果把內需型社會定義為日本和歐洲的模式，內需型社會的目標應該是逐步提高本土消費率。

第二個指標是廣義貨幣量。中國人民幣的廣義貨幣總量僅次于歐元，歐元是在27個國家流通的區域貨幣，所以中國已經是全球貨幣第一大國了。但是在五大貨幣的另一面，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說明，中國的貨幣總量很高，經濟總量較低，美國用約8.3萬億美元生產了14萬億多美元的GDP，中國用約8.8萬億美元的貨幣生產了不到5萬億美元的GDP。若把貨幣視為政府的經濟驅動力，這說明中國經濟的民間驅動力弱，政府驅動力強，內需型社會的目標應該是逐步提高民間的消費與投資。

第三個指標是全球消費市場的中國份額。美國是消費大國，在五大貨幣區的消費總額中占了半壁河山，高達54%！中國的GDP總量接近日本，廣義貨幣總量略高于日本，但是消費市場份額卻不到日本的一半！日本占了21%、歐洲占了14%，而中國只占9%。內需型社會的消費驅動力不僅要看絕對指標，還要看相對指標，不僅要看本地人的本土消費，還要看外國人在中國本土的消費，所以在建設內需型社會的努力中，中國要把開放政策的重心逐漸從吸引外資來生產轉向吸引外資來消費，采取措施擴大本土消費市場的對外開放，讓外需變為內需，提高中國在全球消費市場中的份額，這就給出了中國建設內需型社會的第三個經濟目標：超歐洲，趕日本。

內需型社會的家庭與收入

從國際比較中研究中國建設內需型社會的經濟目標，必然面臨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經濟約束，這方面已經有很多人分析過了，本文不再重復。換一個角度看，美國、歐洲和日本與中國的消費差別還有什么呢？我想還應關注兩點：第一是家庭結構的差異，第二是收入來源的差異。

從家庭的角度看，家里最費錢的是什么？一是房子，二是孩子，房子的問題不是本文的重點，可以參考我近期的專欄文章，但是孩子的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主流家庭結構是三口之家，從1978年開始，“一胎化”政策執行了32年，所以在“80后”的一代人進入主流社會的時候，家庭的消費力趨于下降。社會學研究不同年齡群體的消費偏好，大概的結論是：年齡組在0-20歲，花錢主要靠父母，所以應計算為父母的消費；20-30歲與60-70歲這兩個年齡組，消費的內容不同但消費函數趨同；30-60歲是消費高峰，所以在中國，當“一胎化”家庭的消費高峰來臨時，內需的增長有下降趨勢，因為父母消費開始減少，30-60歲的人口增長速度開始下降。這就提出了內需型社會的家庭結構問題，應該有計劃地解除“一胎化”政策，讓主流家庭從三口之家逐漸變為四口之家，才能實現中國內需型社會發展“超歐趕日”的經濟目標。

社會的主流消費80%來源于城市，城市的主流消費群體是20%的家庭，對社會中產階層的研究使我接受了一張圖，葫蘆形的社會階層分布圖。圖中是20%的家庭決定著60%的經濟活動，因為他們代表了50%的家庭收入、60%的家庭消費、70%的家庭投資、80%的消費信貸。前面兩個數字直接代表消費驅動力，關鍵是后面兩個數字，投資與舉債，說明在主流消費驅動力的背后是財產性收入，一個社會的主流消費是由投資驅動的。

社會的中產階層是一個標準化的生活方式，其收入來源有二，其一是職業性收入，其二是財產性收入，所以說中產階層是有著雙軌收入的階層。中產家庭的消費函數有兩個制約因素，一個是收入流量，另一個是收入來源。一般說來，家庭收入增長，消費隨之增長但不會同比例增長，這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前提之一：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但是，行為金融學提出了一個精神賬戶假說，認為人的腦子里有兩本賬，腦子的右半球管常規收支，左半球管投資理財，投資性收益上升會提高人的消費傾向，因為人們總再預期還有“發小財”的機會。因此，社會的財產性收入越高，消費函數越高，投資驅動的消費增長甚至會把人們引向舉債消費，讓消費函數高于收入流量。比如美國作為消費大國，社會的金融化水平高，投資理財成為時尚，家庭負債率和投資率都很高。

按照投資驅動消費的理論，內需型社會的發展高度依賴于多層次資本市場。當家庭的財產性收入上升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會被投資性收益遞增所抵消，從而放大全社會的消費驅動力，提高內需增長的速度。這就給出了內需型社會的又一個指標，即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投資理財市場。

綜上所述，內需型社會的發展目標是多層次的，當務之急是要調整現行的政策體系，在政府驅動消費主導性不變的前提下，逐步強化民間的消費驅動力，逐漸改變社會的主流家庭結構與收入來源。所以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要在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和貨幣大國的基礎之上，努力提升中國的全球消費市場份額，朝著消費大國的目標前進。